本站原创1949年5月,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诚在24小时内未行复电,蒋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非陈的势力范围.孙立人、彭孟辑等赴高雄迎接,老蒋劈头第一句:“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回答:“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由此可见,此时的陈诚,对入台,处于一种相当彷徨和踟躇的矛盾心态之中.陈诚这个1949年1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54年为“副总统”,1957年经提名当选国民党副总裁,此后连任“副总统”和副总裁的蒋家股肱和心腹,历史上却和、蒋经国父子之间留下了种种变换莫测的政治疑团等
在黄埔进入视线,陈诚仕途一路腾达
陈诚,字辞修,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秀才.1916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浙江的一个陆军师任下级军官.后追随邓演达前往广东参加革命.黄埔军校建立时,被调到军校担任带兵官,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尽管他也是浙江人,但由于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起初并没有进入的视线.
一天晚上查哨,见一房间里有微弱灯光,以为是学生兵不按时作息,非常生气,准备加以训斥.但推开门正要发火,却见一人正点着蜡烛,借助微光看书.起先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义》.他立即转怒为喜.再看陈诚,虽然其貌不扬,但眉宇中透出一种灵气,其神态自若,并没有因为校长突然夺书而惊惶失措.第一印象颇好.于是蒋问道:“你是哪里人”陈诚回答:“我是学生陈诚,浙江人.”没动声色,只是嘱咐他好好休息,便走了.
次日,早操完毕,宣布:炮兵区队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又喜又激动.从此,他进入的视线,仕途腾达.
邓演达被杀,陈诚一度萌生离蒋念头
邓演达(字择生)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四一二政变”后,一直坚持反蒋.1931年8月17日,邓在上海被捕.5天后,陈诚闻讯,迅即从江西前线致电,请求“为国惜才,贷其一死”.蒋回电表示“准从宽大处理”,陈诚“深信总座之伟大,决不我欺”.但到12月中旬,陈诚却得知邓演达被判处死刑,遂于19、20日两次致电,要求蒋“继先总理之宽大”,不要处死邓演达,并表白自己此举“全为革命前途着想,非尽为友谊”.但蒋不为所动.邓被处死后,陈诚公然对蒋表示“人亡国瘁,病彻肺腑.等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要求蒋改任朱培德主持江西军事,自己则“决即日离职赴京请罪”.蒋在复电中严厉斥责陈“因私害公,因友忘党,有负职责”.
此后,陈诚对辞职一事虽未再提,但对邓演达仍给予高度评价,而对当权辱国者和加以激烈批评,称“现在卖国自荣和弃职辱国者,均逍遥自在,独择生兄抱憾以死,为革命而死,死何足惜”.他还抬出孙中山以批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而择生兄死于言论攻击政府之黑暗,然则言论实为死由矣.等今后不言革命则已,若言革命如不奉行先总理之主义,而仅挂革命之招牌,而行反革命之事实,我敢断(其)不会成功也”.这至少表明,在30年代之初,的地位还很不稳固,陈诚对也不够信服和“忠诚”,并因邓演达一度萌生离开的念头.
抗战期间陈诚与发生言辞激烈的冲突
1942年12月,指示陈诚担任“远征司令或司令长官”,前往云南,准备“明春能如期反攻,不致贻误大局,为外人所蔑视”.陈诚鉴于同年3至8月间,曾率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在掩护驻缅英军撤退行动中,远征军伤亡惨重,因此明确反对短期内再次赴缅作战.他12月31日的特急电呈中,分析英美“各顾其根本”,即都把自己的根本利益摆在首位.但迫于蒋命,他还是于1943年3月6日与史迪威同飞昆明.
1943年8月间,陈诚鉴于“今日部队实际情况,确属难言反攻.非但难言反攻,纵令走到缅甸亦不可能”,遂在9月6日致书,称自己“能力薄弱,毫无建树,瞻念前途,陨越堪虞.为免贻误戎机,重视责任起见,谨恳钧座赐准解除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另行派员接充”.但迟至9月15日才回函,严斥陈诚:“你近日之态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观念思想或未自反省,我不得不对你作最后之规谏.等这种跋扈恣睢之形态,除非政府已倒国家将亡,纪律纲维荡然无存时,乃始有此.”同日,在日记中写下:“下午手书致辞修,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态,促其反省.如再不觉悟,此人不可复教矣.”可见两人言辞冲突之激烈.
1948年初陈诚辞去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之职赴台疗养
1943年9月17日,陈诚接到手谕后,迅速回函表示“不胜警痛”,“负罪实深”,但仍然力陈“今日国家莫大之隐忧,普遍之危机”,以及反攻缅甸可能面对的困难.为了表白心迹,缓和对自己的不满,陈诚在当年的双十节向蒋进呈了近万言的《〈贞观政要〉读后摘 要 》,其中虽不乏“敢云仰酬高厚,庶几竭尽愚忠.以钧座之英明神武,必能远迈汉唐而上之也”等谀词,但引退之心未有稍减.到11月底,陈诚以严重胃溃疡为由回重庆治疗,遂改命卫立煌接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对国民党的组织涣散、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情形屡有批评,主张“根本改革党政”,对政府官员、军队高级将领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甚至点名道姓地批评,因此引起的不满.指责陈诚骄矜自负、爱发议论,说“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并警告陈要“切思而自反”.不仅多次批评“辞修器量狭窄”,更在1947年3月的日记中写有非常激愤之语,如“所可痛心者不仅外人以冷眼观吾国,即战高级将领如辞修者,亦莫不对政府经济政治各种重大之政策,动辄猜疑与诽谤,其失却自信心类皆如此者,不胜痛愤”.
但陈诚依然故我.1947年8月他以参谋总长身份接任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主任之职,主持东北“剿共”,实际悲观至极,其《家书》中多次坦陈其时局观,称“以现在之政策与制度,纵有神仙下凡,亦无能为力”,“如不改革,只有同归于尽”.甚至说“无怪一般咸认为,欲中国有办法,非推翻现政府不可”,并再次萌发脱身而去之念,称“决心已定,决先辞参谋总长,再辞东北行辕,总期脱离政治与军事”.巧的是,同年底陈诚胃疾复发,翌年2月初得辞本兼各职,手术后于10月赴台湾疗养,年底担任台湾省主席.
接到来台电文,陈诚竟置之不理
陈诚在1949年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时候,正是台湾地位最为混沌的年头,美国对台政策也举棋不定,一日数变.从1948年12月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就不断讨论如何分离台、澎与中国的问题和计划.
为了“台湾如何符合美国之利益”,美国除了各种阴谋之设计、讨论外,还派驻华大使馆参赞莫成德为密使在台湾游说省主席陈诚“自立”.
陈诚的彷徨是可以想见的.他诚然眩于权力的诱惑,但对“故主”采取什么态度去应对,似乎也颇感踟蹰.从蒋经国的《风雨生信心》第二章《危急存亡之秋》的日记中,可看出一些蹊跷:
1949年5月16日,“等父亲下午在金塘南岸等准备明日赴马公岛,但父亲表示甚愿在定海与普陀作常驻之计也”.可见,当时对是否赴台,尚在犹豫.
5月17日,“午餐后,随父亲由江静轮登岸,一时半起飞,沿途俯瞰三门湾、海门、乐清等4时50分飞抵马公降落,父亲即至马公城外之宾馆驻节,此岛实一平滩,并非山地,气候颇热.等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等”.既“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为何不径飞台北,而在马公驻节此时,似要看看陈诚的态度,再定行止.
果然,过了4天,陈诚去了马公岛看.蒋经国的日记写得很简单:5月20日,“陈辞修、俞鸿钧、蒋铭三三先生来马公,晋谒父亲.下午往机场送辞修先生返台”.
5月26日,“父亲于今日自马公飞冈山转高雄寿山.”为什么来台湾,不径飞台北,而飞冈山转高雄日记上没有写陈诚有没有去接,这一疑团,在《吴国桢八十忆往》中可见端倪,转引如下:1949年5月,蒋先生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在24小时内未行复电,蒋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非陈的势力范围,孙立人、彭孟辑等迎接,老蒋劈头第一句:“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回答:“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由此可见,此时的陈诚,在美国的高压和诱惑下,是相当彷徨和踟躇的.以至他和俞鸿钧、蒋铭三三人飞马公谒蒋后,当天下午就单独飞返台北.而且,对老蒋“告有赴台之行,陈在24小时内未行复电”,暴露出他对蒋赴台的一种极其复杂矛盾的心理.如果那时,陈诚使台湾“自立”而拒蒋入台,那么这60年台湾的历史全部都要重写.
蒋经国去台一年时间里曾被陈诚严密监控
蒋经国随父败逃台湾后,曾有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切行动皆被自家特务秘密监控,处于“被保护的时期”.这段时间大约从1949年8月起,以至1950年他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以后,还延续了近半年时间,到1950年8、9月间始告结束.
严密监控蒋经国的是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它的司令正是陈诚.此时的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无所不管,已是应接不暇,可还是特别设立了一个谍报组,负责监控蒋经国在台湾境内的一切,并随时将所得情况研判后,以最机密、最速件呈报.
那时的蒋经国,在1949年6月左右来台至1950年3月以前无官无职,仅以蒋公子的身份为老蒋奔走,因居处不和老蒋在一起,出入自宅与官邸的行动比较频繁.而其随从者的任务需详细地记录下在此期间,每天有什么人到他的寓所看他,他曾与什么人一道出入寓所,他有没有领什么人到官邸谒见老蒋,通过他的关系与老蒋见面的人背景、意图是什么等等,甚至通过秘密接线监听,可谓无所不及.
陈诚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属于比较有政治头脑的人,办事思虑细密,也相对洁身自爱.在他一生中,曾多次想“脱离军事与政治”,甚至离开,但多少次“辞职”、“病休”,也未逃脱之掌控.而随着在台湾地位的稳固,陈诚是如何下决心继续效忠,直至去世,成了千古之谜.
陈诚比小10岁,竟比蒋提前10年,于1965年3月5日去世.亲笔书写挽匾:“党国精华”,亲笔书写挽联:“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关头,那堪吊此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待共同完成,竟夺我元辅,岂无人乎”蒋经国亦有挽联:“三十年导师中殂,忧国不忧身,少长皆令照肝胆,千万里疆土待复,为河亦为岳,涕原许负弓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