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里外骂知县

山里人请客吃饭,一定要上门恭请,绝不会用一个或一个口信,来替代这一隆重程序.在更重要的宴请之前,主人（至少由主人的儿子作代表）还要“办书”,即制作和呈送请柬,多次上门一请再请,以求礼数的周全.

若按都市人的习惯,一个就召人来吃喝,那无异于呼鸡唤狗,以残汤剩饭打发乞丐.无礼至此,足以引起严重的事故.

上门与不上门的区别,在于给不给面子.面子在这里并不抽象,是一种物质性要件,是人脸的真切到位.同理,凡商谈重要事务,捎口信和打的方式都太嫌轻率.当事者须登门面谈,才能使对方感受到诚恳和郑重.凡非议什么人、事,一般也不能当面发作,否则就是“破面子”“ 撕面子”“ 剥面子”,无异于一种语言凶案.这样,除了少数毛深皮厚的刺头,大家在熟人范围内（这一界限极为重要）的非议,大多是弯弯绕,顾全当事人的情面.

山里同样有很多利益之争.但大多数的冲突被情面磨去锋芒,不表现为硬性拼打,而是柔性挤压.即使一时激化为拼打,也大多会返回挤压.嘀嘀咕咕,交头接耳,话里听音,点到为止,指桑骂槐,隔山打锣,三百里外骂知县等就是他们的挤压方式,不一定为外人所习惯.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们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决不会挖洞寻蛇打,不会一刀子捅进去再搅三圈（贤爹语）.家里的羊丢了,一路寻去,得靠路边的知情人指点方向.田里遭旱了,要开沟引水,得靠上丘田的主人给个方便.在集镇上一时短钱,碰上某个乡亲,就是救急解难的宝贵机会.更不说山里人的亲戚关系缠结如网,张三牵着李四,王五伴着赵六,遇红白喜事大家总要碰头,逢祭祖祈神大家总要见面.盖个房子,架个便桥,免不了还得互相帮工.在这一种定居农耕的生活里,几乎所有乡亲都是利益关系人,至少是间接或更间接的利益关系人,岂能说翻脸就翻脸?岂能只顾前途就不管后路（庆爹语）?

近来省里某部门想了解下情,派一些人员下乡暗访.这当然忙坏了乡干部.参照邻乡的经验,乡政府紧急部署,派出各种伪装成农民的游动哨和望哨,互相用手机密切联络.消息树和烽火台的可能性肯定也被他们想到了.一旦发现面目可疑的山外来客,“尾巴”立即不远不近地跟随,既不能暴露身份,又不能丢失目标,必要时高声咳嗽一二,以示自己耳目在此.

这种“吊尾线”已经足够,足以让受访男女的嘴里干净许多.“你要是不跟在那里,不得了,不得了,他们连屎渣子也要给你翻出来!”一个干部事后说得心有余悸.

“哪个乡镇没几个破篓子?总结你的成绩就上北京,总结你的问题就判刑!”另一个干部理直气壮.

有些农民对此不满,常来我家抱怨,说他们没有机会说真话.他们的真话内容包括上面的摊派多,退耕还林款不到位等等.某户人家只是与干部关系好,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娃子说成聋哑,骗得生育指标,也算是一条.

我对他们说：“杀一头猪,猪也要叫几下吧?你们都是大活人,都有一张嘴,有意见就对上说呵!”他们吓得面色发白,连连摇头,说使不得,使不得的.

“那你们找我做什么?”

他们支支吾吾,相视而笑,大概是想要我去代言,或者也没打算求我,只是闲来嚼嚼舌头,一泄胸中的闷气.

我能痛恨他们的懦弱吗?我是一个局外人,没有进入他们恒久的利益网络,可能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但他们的懦弱如果不被痛斥,不加扫荡,这个穷山窝哪还有希望?

（邓虎一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