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打工文学有个人传播（港版书）、集体传播（民办报刊与合作出版）、组织传播（征文评奖、结集出版等）三种独特的传播方式,这使得打工文学的发展,更具曲折性、公众性与依赖性,今后的走向或许充满不确定性.
关 键 词 ：个人传播 集体传播 组织传播
中图分类号：I057 文献标识码：A
A Research of the Unique Mode of Traniss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terature
ZHANG Yi-wen
（ Organization of Journal of Guangdong Education GuangdongGuangzhou 510045）
Abstract： There are mainly three modes of spreading migrant workers’ literature, namely, personal spreading （books published in Hongkong）, collective spreading （private newspapers and cooperative publications） and anizational spreading（official essay petitions and publications）. Such plex spreading modes, while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nt workers’ literature all the more tortuous, public and dependent, also bring uncertainty to its future trend.
Key words： Personal spreading ； Collective spreading ； Organizational spreading
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特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农村或者落后省份转移流动到发达地区谋生的打工者创作的,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类文学体裁.
打工文学把异乡、流浪、梦想作为叙事视野,以多种体裁和表现形式,真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期的城乡变化,塑造了一大批背井离乡为社会默默奉献的时代烙印鲜明的打工者的形象,为日渐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培育了新的作者、读者和阅读市场,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希望.
本文的问题意识是：打工文学有哪些独特的传播方式值得我们研究?这些独特的传播方式的意义何在,对打工文学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笔者认为,打工文学有个人传播（港版书）、集体传播（民办报刊与合作出版）、组织传播（征文评奖、结集出版等）三种独特的传播方式,这使得打工文学的发展,更具曲折性、公众性与依赖性,今后的走向或许充满不确定性.
一、个人传播,折射曲折性
传播学认为,个人传播的主体是独立的,传播媒介与途径是狭窄的,接受对象是小众的,传播效应是有限的.
个人传播是打工文学传播的初级阶段.打工文学作者本人大都是打工者,平均的文化水平不高,作品的总体特征粗放.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很难在主流的文学传播媒介上发表,更不用说找国内的国有出版社出版.
众所周知,在我国的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没有私人出版社这个概念.即便加入了WTO,开放的也是出版产业链条的发行部分,而出版的核心价值所在的编审那一关,是看守严密的漫道雄关,非一般打工文学作者、作品所能问津一二.另外一方面,我国的书号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属于国家专控的稀缺资源,资源的分配很难兼顾打工文学作家作品.就算是现在书号“按需分配”,但是严格的报备与编辑的审美惯习,依然让打工文学创作个体看不到出版的希望.此外,出版行业的转企改制,使得经济效益成为不得不考虑的追求.对于没有名气的打工文学作家作品,几乎没有出版社敢冒市场风险.
这就给了香港书号机会,也给了广大打工文学作家出版的机会.香港的出版业是完全市场化的,没有意识形态的控制,只有市场的选择,书号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按需分配”,管理有序,无偿分配.一次可以无偿申请10个书号,出书后,向特区政府康乐文化署呈送规定的样书,就可以继续无偿申请下一批10个书号.因为出版社多过米店,香港出版市场竞争激烈.一些小的出版社把目光投向内地.于是,为香港的出版社兜售香港书号的内地文化传播公司、工作室应运而生,甚至很多内地文化人通过相似度检测在香港注册了自己的出版社有限公司,直接在内地卖起了香港书号.香港书号本是免费资源,随行就市,惠而不费.不超过一千块人民币一个的香港书号多如过江之鲫.
打工文学作者,作品无处出版的焦虑,逼得他们用少许钱写个香港书号,找家小印刷厂,自行印书的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渐成风气.按照国家出版管理规定,这样的出版物,必须全数运到境外销售,不得在内地写卖.这和打工文学作者没有太大关系,他们并不指望这种“港版书”能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他们只是为了让作品能见天日,展现自己的文学才华,总结自己的创作成果.这种打工文学作品,其传播方式多半是免费赠送,在公益慈善活动中义卖,在文人雅集中交流,在前卫的民营书店展示,这并不违反国家政策.可想而知,这种传播媒介与途径是狭窄的,接受对象是小众的,传播效果是有限的.
第一代打工文学著名作家周崇贤,1998年就曾在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长篇打工小说《渴望浪漫》,名副其实,他的这本“港版书”的出版,就是“渴望”一次出版的“浪漫”而已.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现象,从另一个方面也折射了打工文学起步的艰难与曲折. 二、集体传播,呈现公众性
传播学认为,集体传播其实是一种集体发声.基于团队力量,使得传播行为超越个人的狭隘,进入公共领域,呈现公众性,期待最大的回声,增益更广的传播效应.
为了扩大作品发表空间,克服“港版书”传播的不足,促使打工文学传播效应的最大化,打工文学作家开始“抱团取暖”,集结志同道合者,自筹资金,出版民办报刊,发表大量的打工文学作品,并且以合作出版的方式,集资购写国内书号,出版打工文学优秀作品选集,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产品,有效地推动了打工文学的传播.
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为民办报刊的出版带来曙光；日益多元的文化氛围,包括“文化低保”口号的提出,使民办出版有限空间有所作为,为打工文学的集体发声创造了条件.这些民办的打工文学报刊,有的是“同人报刊”,编委自己掏钱,自费印刷邮寄.以著名的打工文学报纸《打工诗人》为例,从2002年在广东惠州创办,一路走来,十年不辍,完全是靠许强、罗德远、徐非等几个编委自掏腰包出版.后来,香港乐施会曾经一度资助过这份报纸的出版.就这份报纸,吸引了许多打工文学青年和非文艺打工读者.当下正红的打工诗人郑小琼（广东省人大代表）,最初的诗歌作品,大多数发表在《打工诗人》报上.可以说,以《打工诗人》报为代表的民办报刊群,培育了一大批打工文学作者,填补了众多打工者的阅读空白.许多主流文艺报刊编辑,在收到这些免费赠送的民办报刊后,往往从中选择稿件刊登在自己的报刊上,无形中开拓了打工文学的传播途径,扩大了打工文学的受众范围,推动打工文学作品向公共精神产品迈进的步伐,提升了打工文学的传播效应.
不少民营企业,打工者聚集的文化站点,因为管理的需要,也出版厂报厂刊或内部刊物,满足读者的需要,大量刊发打工文学作品,为打工文学别开生路.例如,1992年深圳石岩镇文化站创办了手抄报《加班报》,提出“为命运加班”的口号,吸引了许多打工作者与读者；《工友之声》创刊于深圳宝安西乡（香港乐施会赞助）,由深圳市手牵手咨询部主编.这些报刊,有的申请到了内部刊号,有的没有.但是报刊的大部分版面,都刊登打工文学作品,聚集和滋润了一大批打工文学传播受众.
国内书号的分量,在内地远远超过香港书号.因此,打工文学爱好者们,开始与拥有内地书号的出版社合作出版,集资购置书号,出版作品选集.最负盛名的就是许强、罗德远等人主编的《打工诗歌年选》,几乎年年出版,精选与汇聚本年度最优秀的打工诗歌.因了作品的集体亮相,因了国内书号这个公共平台,打工文学的公众性日益显现,成为公共精神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新的发展、评论界的关注做了文本上的准备.
此外,打工文学的集体传播,还包括境内外有关非学术机构,邀请打工文学作者开讲座、做研究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怎么写作中心,就曾经资助过内地打工文学作者,赴香港进行打工文学的研究与传播.新加坡联合早报还特别予以报道,引起海外公众注意.
三、 组织传播,产生依赖性
传播学认为,所谓组织传播,是一种传播主体强势、传播手段强硬、传播受众强大、传播效应强烈的传播行为.在非西国家,这种传播往往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中国打工文学,从自娱自乐、代言与倾诉,成长为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这其中也有组织传播的推动.很难想象,在一个完全自闭的国度,会有文学生长的乐土.没有体制的约束与护佑,任由自生自灭,这样的文学也没有出路.
客观地说,打工文学的组织传播,其实是打工文学逆境生存、蓬勃向上“倒逼”的结果.打工文学的组织传播,主要包括征文、评奖和获奖作品结集出版,主流评论界高度关注,获奖者被奖励城市户口,优秀打工文学作者被吸收进体制内工作,拨款扶持创作项目,成立打工文学作家协会等方式.由共青团、全国青联主办的全国首届务工青年鲲鹏文学奖,是打工文学领域的首个国家级大奖,2005年1月20日晚在广东增城颁奖,获奖作品结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一流评论家包括雷达、杨宏海等人,纷纷发表对打工文学的褒奖,扩大了打工文学在主流社会的影响.2005年7月,罗德远、王十月等10名著名的打工文学作家/诗人,被广州增城市以文学人才的形式引进,破格给予他们城市户口.此后,王十月的打工小说《国家订单》获得全国“鲁迅文学奖”,郑小琼的散文《铁 塑料门》获得《人民文学》杂志颁发的“人民文学奖”,这对打工文学的金童玉女双双被广东省作家协会破格录用,吃上了“皇粮”.在拨款扶持打工文学创作项目方面,广东省东莞市、深圳市都做得很出色.共青团广东省委更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打工作家协会――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出版会刊,大量推介打工文学作品,开展打工文学青年学习、采风活动,等等.
因了组织传播,广大的打工者、打工者中的写作者、批评家和学者、政府和媒体、社会公众,都参与了“打工文学”.这个概念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变成了一种公共空间,一时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笔者认为,组织传播给打工文学带来绚丽光环的同时,容易滋生作者的依赖性,热衷参赛评奖,为评奖而创作,为迎合主流而丧失打工文学的尊严.一些红极一时的打工文学作家纷纷进入体制的“安全区”,远离打工生活现场,或者改弦易辙,专写应景文字,只求获得组织传播的认可.此番种种对组织传播的依赖,让人感到无奈,令打工文学今后的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文学毕竟不能揠苗助长,打工文学也不能够对组织传播有依赖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2011年在广东东莞与文学青年交流时,曾经表示：作品的人文关怀与美学价值,是立足于世的法宝.的确,放弃对打工群体的人文关怀,没有了愉悦广大打工读者的美学价值,依赖组织传播,打工文学能走多远?打工文学顽强的生命力、无限的创造力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才是其决胜传播、繁荣发展、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