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晚清社会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在传统的“经世之学”中孕育,但是促成旧文化解体并导致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却来源于另外一种文化类型――西学.西学的传播,一方面激活了传统中学的文化因素,使之与时代的变动相结合,形成追逐时代进步的风尚；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本身的科学和因素,逐步被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构成了晚清文化由旧趋新的基质.
关 键 词 ：西学；口岸；王韬；郑观应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022-03
近代以来,任何先进的个人和进步的文化思潮,都是在不断吸纳西学的过程中完成由旧趋新的历史性转折的.从战争时期的“夷学”开始,经过洋务时期的“洋学”、“西学”,再到戊戌以后蜕变而成的“新学”,既反映了西学输入的历史,也体现了中学的变革――新学形成的过程.
一、
西学大规模地输入中国,早在明末清初就开始了.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揭开了西学传入中国的序幕.耶稣会士来华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即贡地志、时钟,兼自述其制器观象之能,明其不徒恃传教为生也”.①他们在华期间,陆续撰译了一批书籍,徐宗泽据上海徐家汇书楼所藏部分,得出215种,其中属于宗教神学的约157种,关于自然科学、逻辑学、修身等方面的58种.可以看出,耶稣会士的译著大部分是宗教宣传品,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的书籍不多.而且就在这为数不多的书中,也缺乏介绍近代科学的成就的.虽然如此,西学还是传进了中国.
雍正、乾隆后,清廷禁止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西学的输入也随之中断.1840年战争以后,西学再次输入,而且远远超过明末清初.但是,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人们除对基督教的传教反应强烈外,所看到的只是诸如“坚船利炮”之类的“器艺”上的精良.及至1861年,冯桂芬撰《校庐》,提出改革主张,其中一篇为《采西学议》,“西学”一词被重新提出.魏源在战争后所编的《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即效法西方的技艺.而冯桂芬则不仅仅是看到技艺,而且注重其学问,认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而算学是西学的基础,“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不过,冯桂芬所认识的西学,还只限于自然科学技术.正因为如此,他的“以中国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滥觞.
自19世纪60年始至90年代中期的洋务运动,历时30余年,人们对西学的认识,基本上没有超越前20年的框架.被时人称为最通洋务的李鸿章认为：“泰西之学,格致为先,自昔已然,今为尤盛.学校相望,人才辈出,上有世业,故能人人竟于有用,以臻于富强”.②洋务运动主持者所注重的西学,乃格致、天文、算学也.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列有《西学》专篇,他说：“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③显然,郑观应也是把西学归结为自然科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期间,人们对西学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洋务派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即认为“西学不仅是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这些‘西艺；,而且还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这类‘西政’,要‘政艺兼学’.”应该说,他的西学范围比曾国藩、李鸿章要大一些.当然张之洞还是鼓吹“中体西用”,主张讲西学,“先以中学固其根柢”,“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对于什么是“西学”,严复认为：“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正则屈私以为公而已.”④在严复看来,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乃至天算、格致,都不是西学的根本所在,西学的根本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正则屈私以为公”,也就是科学和.因此随着人们对西学认识的发展,西学传播的内容也扩大了,不仅是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学说的介绍也在增多.
由晚清知识界对西学的认识、介绍和接受的情况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840年至1894年为前期,主要是认识和介绍西学中的艺学；1895年至1911年为后期,由艺学进而认识和接受西学的政学,政艺兼学,不仅译介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而且大量译介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接受,是从战争后至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层面,进而到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制度层面,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层面.
二、
西学虽然是伴随着对西方的大炮输入中国D1,但不能认为是被动的,是西方列强逼迫下不得不如此,而是一开始就存在着主动性,并且随着对西学认识的深化,这种主动性和自觉性愈来愈强.
战争后,列强凭借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新秩序之中.蒋廷黻在1938年说：“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等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宝贵光阴.”⑤这一番评论,与其后几十年史学界所谓战争开始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普遍观点不同,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天朝上国”的理念被洋洋炮所打败,先进的中国人观察20年里发生在身边的种种变化,并不迟钝的民族头脑,渐渐发现问题之所在.最先发现问题的人,是所谓“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美国学者柯文首创“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概念,是指生活在最早开铺的通商口岸、近距离密切接触西方文化且对中外文化关系有所思考的中国士人. 条约口岸城市数量不多,但是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通商口岸在开始时只是沿海贸易及对外交往的边缘地带的中心,可是在挑战与应战的过程中它们成了斗争的主要焦点,因此必须把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条约制度形成的时期,看成是外国对中国生活施加错综复杂的影响的起步阶段,尽管在这有着外国影响、特权、控制和最终是掠夺的时代,在中国人民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⑥柯文指出：“口岸城市新文化的最有意义的特点之一,便是它相对游离于古老内陆文化的限制和禁忌之外.”⑦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是外向的.中国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根植于内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日益重要地成为内陆变革的促进因素,就像细菌学上的“酵母”一样.⑧正是在这样的区域内,感觉敏锐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在与西方人士交往过程中,理解西方文化,比较中西文化在国家、民族的出路方面,在如何处理中外民族关系、文化关系方面,产生了新的想法.“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王韬、李善兰、郑观应、冯桂芬等,在近代中国意义深远的历史变革中,他们是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值得我们关注.
三、
王韬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中的一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1848年,王韬到上海看望设馆授徒的父亲.“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字,楼阁峥嵘,缥缈云外”.⑨此后,10余年间,王韬在墨海书馆担任麦都思的中文助手,参与编译了多种西方科技著作,认识到：“西洋奇器,俱因天地自然之理创立新法,巧不可阶.”⑩他曾在日记里记录了友人孙次公对于印刷机、缝纫机的新奇感受：“车翻墨海转轮回,百种奇编宇内传.怔煞老牛浑不解,不耕禾垄种书田,鹊口衔丝双穗开,铜盘乍转铁轮回,纤纤顷刻成千缕,亲见针神手制来.”11 而他自己对于煤气路灯、自来水、照相机、挖泥船等等新奇事物的观感,也促成了传统华夷观的动摇乃至转变.1862年,王韬又“航海至粤,旅居香海”,亲身体察西式政教.1867年后的旅欧经历,更令他“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12 耳闻目睹的亲身感受,使他体会出“西人于学有实际”,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13 王韬身边的朋友,多深受儒学经典影响,多取得秀才资格,因为西方人在上海的出现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而来上海的.他在墨海书馆的同事李善兰,也是西学造诣很深的学人.
李善兰数学天赋很高,1852年他进入墨海书馆,8年间协助传教士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植物学》、《数理》等多种数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1869年,出任京师同文馆算学总教习.时任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对他评价极高,称其为“中国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数学家”.
郑观应也是“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17岁到上海洋行当学徒,师从传教士博兰雅学习英语,且“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20余岁即已开始了自己的写办生涯,19世纪60年《救时揭要》,于1873年刊印.该书本传统经世致用的路数,几乎每篇都引用古训以作立论依据,分析社会问题,以求匡时救世.后又写作《易言》,称：“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而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欲服华人之心.”14 他自述“客游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等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改其所短,由夺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国,亦时时申论其说,作局外之旁观等
不必谓言出于谁某,而但问合于时宜与否.”15 他承认西方列强“富强有由,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16 同时,又保留着非常鲜明的“卫道”意识：“庶几圣人之道事施及蛮貊,凡有血头者,莫不尊亲.文教之敷,于是乎远矣.”17 他自述：“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18
以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群体是伴随着西学在中国传播、通商口岸的开放而逐渐形成的,他们的文化底蕴是中国本土的,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产生了新的思想.口岸这个特殊的地理区域,是中西方文化交汇下的新橱窗,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注 释：
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675.
②西学启蒙十六种（序）[M].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光绪二十四年.
③郑观应集（上册）.274.
④严复集（第1册）.2.
⑤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岳麓书社,1987.24.
⑥[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31.
⑦[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5.
⑧[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17.
⑨王韬.漫游随录[R].岳麓书社,1985.58.
⑩王韬.瀛滚杂志（卷二）[M].岳麓书社,1985.36.
11 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58.
12 王韬.漫游随录[R].岳麓书社,1985.99.
13 王韬.漫游随录[R].岳麓书社,1985.116.
14 郑观应.论传教[J].郑观应集（上册）[M].匕海人民出版社,1982.121.
15 郑观应.易言（自序）.
16 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175.
17 郑观应.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67.
18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233.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