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85年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室,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科技书店,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史和图书出版发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格致书室的特点是：主营译书、兼顾编译出版,主营售书、兼营科教仪器,建立网络、扩大发行渠道,开展邮购、满足读者需要,备有书目、注重广告宣传,图书连载、开展新书评论,维护版权、坚决打击盗版,关心、关注教育和图书馆.
关 键 词傅兰雅 格致书室 江南制造局 翻译馆 图书发行
分类号 G239.29
格致书室,英文名为“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ot”,可译为“中国科学书店”,1885年2月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出资创办,地址在上海汉口路472号,后改汉口路407号,在《申报》馆西隔壁朝北门面,是清末一个重要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史和图书出版发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格致书室初创时期
格致书室初创时期可追溯到1876―1884年,当时主要销售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图书.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下简称“翻译馆”）,是清末中国官办的西书翻译和出版机构,建成于1868年6月,位于上海江南制造局内,傅兰雅是最重要的翻译者和负责人之一.翻译馆译书数量最多、质量最佳、历时最久、影响最大,出版的译书主要为制造局提供科技资料,并为宁沪两地学堂提供教学用书,已刊各种译著共201种,已译未刊40种[1].翻译馆初设时,专门设“一人董理售书之事”[2]202,翻译馆和美华书馆都在销售翻译馆的译书[2].翻译馆于1912年末停办.
1875年10月,在上海英领事麦华佗和傅兰雅等人倡议下,上海格致书院落成,1876年6月开院,院址在今上海市广西北路格致中学,通过展览西学西艺实物,提供图书报刊阅读,招收学生入院学习,进行科技咨询,召开讨论会、演讲会等方式,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是一个兼有学会、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等多功能的科教机构,傅兰雅是书院主要董事之一.格致书院英文名为“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文献上有时也称作“格致书室”.格致书院销售翻译馆的译书,也销售傅兰雅自筹经费、自认主编和自主经营的《格致汇编》[2]（以下简称《汇编》）,所以格致书院也兼有书店的功能.
为了扩大翻译馆译书销售量,傅兰雅常在《汇编》上刊登广告.例如,《汇编》第二年春（1877年）载：“本书室专售西学格致书籍,如江南制造局及各埠西人所译各书”,而且称“尚备要书多种,另单详载,要者至本书室取阅可也”,落款为“上海三马路申报馆西首格致书室谨启”.三马路即汉口路.
从对外宣称上看,有“格致书室”和“本书室”,从图书销售地点上看,不是在格致书院,可以认为,格致书室初创时间为1876年格致书院开院时.周昌寿[3]、黎难秋[4]、朱联保[5]等学者认为,格致书室创办时间应从1875年格致书院院舍建成时算起.
对于外埠购书,傅兰雅采用书店直接邮购和《汇编》写作技巧销售点2种方法.1880年傅兰雅说：“凡上海工部书信馆所能邮递之埠镇,如北京、天津、烟台、汉口、武昌、九江、牛庄、烟台、汉口、武昌、九江、南京、镇江、安庆、宜昌、重庆、苏州、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香港、汕头、广州等处,欲购书者本馆皆可送上,不取水脚（笔者注,即水路运输费）,惟须先将书价寄来,庶不致误,或将钱先交于该处代售《格致汇编》西人,托其寄函来亦可.”[2]
1877年4月《汇编》公布的写作技巧销售点分布在中国大陆、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25个城市的33个地方.之后,随着《汇编》愈加畅销,写作技巧销售点又增加多处,如浙江温州、湖北宜昌、河北保定、江苏扬州、山东青州等,另外还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设立了分销机构[6].
1871年至1880年间,翻译馆出版译书98种235册,1879年6月统计已售译书31 111部,83 454本；已售地理图与海道图27种,4 774张[2].作为科技翻译书籍,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社会,能读懂这些西方科技译书的读者非常有限,可以认为翻译馆译书销售量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傅兰雅认为：“阅以上所售之书,其数虽多,然中国人数尤多,若以书数与人数相较,奚啼天壤.惟中国邮递之法尚无定章,而国家尚未安设信局,又未布置铁路,则远处不便购写,且未出示声明,又未分传寄售,则内地无由闻知,故所售之书尚为甚少,若有以上各法,则销售者必多数十倍也.”[2]傅兰雅还在1887年的《格致书室报告》中写到：“民众对这些书籍的需求在显著增加,那么建立一个在各大城市设有分部的中心书库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7]从中可以看到,傅兰雅对译书营销考虑得很多,他认为普通民众的民智开启和社会观念变革需要西方科技知识,由于邮局、铁路、广告等一些客观原因,图书销售量才受到很大影响.正是有了这些切身的感受,傅兰雅觉得应该创办一家全国性的科技书店.
2.格致书室创办时期
1885年2月,傅兰雅在没有任何外界资助的情况下,在原址上创办了新格致书室,销售科技图书,兼营理化仪器、照相器材、铅字铜模及印书机器等科教文化器材,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科技书店.傅兰雅在1886年1月《格致书室售书目录》中自述其创办缘由：“格致书室于去年初建立,目的是要在中国人中传播有用的知识,特别是由西方著作编译而成的书籍、地图等.”[7]在《汇编》第五年夏（1890年）中,傅兰雅进一步说明：“近来格致风行,译书日广,好学之士,争览者多.惟以局刻家刻,购求颇艰,故设格致书室,便人采取.凡已译西学卷帙及中华格致类书,均拟办售.又西学书中所用器具材料,亦能定沽.意在畅行格致,愿中西共出一辙,是以不惮烦劳,乐公同人之好.” 傅兰雅对格致书室经营很有信心,他认为：“对西方知识的需求显示了中国人的头脑正在快速转变,这值得称赞.购写书籍越便利,需求越多――尤其是现在科举考试中增加了对数学和其他科技知识的考核.”[7]
格致书室所售书籍,覆盖了广泛的科目,有一般的科技书刊,也有普及性科技读物；有中国人学习外语的工具书,也有各种图册和人物画像；有来华西人主要是传教士的著作,也有纯由中国学者写的图书；有上海、江苏、广东、山东、北京等地的民间刻本,也有传统的中国经史子集[8].来源也各不相同,有同文馆、登州书院、江南制造局、各种官办印书结构、益智书会、广州医院及传教士等.宗教书籍也包括在内,其中丁韪良的《天道溯源》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销路很广[7].几乎所有己译成中文的科技书籍都能在这里找到.1896年以后,格致书室又与广学会建立了批销关系,销售广学会图书.
事实上,格致书室成了全国科技图书的荟萃之地,再通过行政系统、教会系统、报纸网络、书店渠道、邮政系统和人员往来等手段,把图书发散到全国各地.1886年1月,格致书室开办一年后,出售的图书达到878种,其中外国译著650种,中国人自著228种[7].
格致书室第一年售出4 500元的书籍、图表等,第二年售出不少于6 000元图书,到1887年12月底,三年大约销售价值17 000元的书籍和地图,其中有一些销往边缘地区,还有一些销到了日本和朝鲜,以平均每卷10钱计算,至少售出了150 000卷,其中很多是关于科技和教育方面的书籍[7].到1897年,销售额跃升为15万银元[9].
3.格致书室经营特点
傅兰雅经营格致书室,并不是坐店候客,而是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尽一切努力扩大发行量.图书售价不高,每本5―10钱不等,“一次购写5元以上可以享受折扣”[7].
3.1 主营译书,兼顾编译出版
从售书目录上看,格致书室开始主要销售翻译馆翻译出版的科技图书.对于刚刚接触西方科技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些书籍过于深奥,傅兰雅等人又编译了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初级自然科学教材,进行销售.他计划编译、出版《格致须知》10集80种（1894年已出版36种）,《格物图说》18种（1894年已出版12种）,《保身卫生部》5种（1894年出版5种）.这些图书画册,内容简明扼要,图文并茂,便于初读者,被教会学校用作教材,都由格致书室出版发行,对清末普及科学知识起到了启蒙作用.另外,格致书室还出版发行了经《汇编》发表的连载译著和较长译著的单行本,称作《汇编》本书籍,共有28种[10].（笔者注：在文献[7]第327页中,傅兰雅列出书籍26种,包括文献[10]列出的23种和其未列出的3种.）
3.2 主营售书,兼营科教仪器
格致书室建立了以销售科技图书为主,兼营科教仪器的多种经营方式.当时西学从总体上偏于科技知识,而知识讲授往往需要通过科技实验来配合,即“非备购其器,无从讲求”[11],“各学均有专用之器,均积渐购置,见其器则各学均易学矣”[11],所以实验教学开始进入了各书院的讲堂,新旧书院多方采购科教仪器设备辅助教学.格致书室的经营项目适应了时代需求.
3.3 建立网络,扩大发行渠道
格致书室在外埠各地广设图书发行分部,建成了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发行网,1886年在天津、杭州、汕头,1887年在北京、福州、汉口、厦门等地设有分部[7],在其他一些没有正式设立发行分部的地方,也通过传教士、外国商人和其他一切可能利用的渠道,进行代销.
根据《汇编》及有关资料,格致书室图书可以销售到全国至少有18个省39个城镇：上海,北京,天津、保定,辽宁的沈阳、牛庄,山东的济南、烟台、登州、青州,山西的太原,重庆,湖北的汉口、武昌、宜昌、沙市、武穴、兴国,湖南的长沙、湘潭、益阳,江西的南昌、九江,安徽的安庆,江苏的南京、镇江、苏州、扬州、邵伯,浙江的杭州、宁波、温州,福建的福州、厦门,广东的广州、汕头,广西的桂林,台湾的淡水,香港[8].例如《湘报》135号告白：长沙同文书庄“采购上海制造局、格致书室各种时务书籍、画图、仪器,并图象墨水出售”[12].
到1897年,从沿海、沿江到内地,格致书室的销售网络四通八达,遍及全国90多个地区,一些图书销售到了美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可以想象无论是什么图书只要进入格致书室,就能流通到世界各地.
3.4 开展邮购,满足读者需要
书籍函购业务必须有交通运输和邮寄业务作为保障.上海既沿海又沿江,这就为图书开展函购业务提供了条件.格致书室依靠当时还十分幼稚的邮政力量积极开展邮购工作,各地读者可直接向格致书室购写图书,傅兰雅言明不收邮资,“凡来信购取书图器料者,开示居址名姓,当照寄上不误”[13].
虽然邮购的办法不足以和分支机构销售图书的规模相比,但它对边远、内地的读者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购书渠道.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科技图书出版发行量都很少,很难写到,格致书室的做法,对当时西学的传播及科技图书的流通发挥了重大作用.
3.5 备有书目,注重广告宣传
图书宣传是促进图书发行量的重要手段,直接影响着知识传播的效果.格致书室一直把图书宣传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在报刊上刊登图书信息,以此招揽读者.
自开张第一天起,格致书室就陆续在《申报》刊登广告.笔者通过查阅认定,1885年3月13日―18日,《申报》连续6天刊登89字的广告：“本书室专售各处所著各种书籍、图画、器具、材料,意在倡开此学,俾中国大得其益,并非射利.凡欲问格致理法或寄售书器或托办各物者,均可移玉面谈.现有书单送阅并器材价目便查.上海三马路申报馆西首格致书室谨启.”
1885年3月25日―1887年2月2日,《申报》又连续24个月,每周三都刊登96字的广告,共95次：“本书室专售制造总局、益智书会、同文馆、博济局等处所著天文、地理、机器、算法、地矿、光热、声电、动植物各学之书,并各图画与《格致汇编》,及格物器材.凡赐顾或寄售或托办各种书籍、器材或问格致理法者可移玉面谈.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谨白.” 傅兰雅在《汇编》上多次刊登格致书室售书广告,有时设专页开列格致书室售书目录,例如《汇编》第五年（1890年）夏刊登的售书目录,列有图书491种；《汇编》第五年（1890年）冬刊登的售书目录,列有36种常用书.
格致书室还备有各种售书目录,例如1886年1月编印了《格致书室售书目录》,1894年编印了《格致须知》《格致图说》《保身卫生部》《格致汇编部》《官派特译书部》5个系列的《教育类书籍出售目录》等,方便了读者选购图书.由此可见格致书室对宣传工作特别重视.
3.6 图书连载,开展新书评论
新书连载和图书评论是科技图书扩大社会影响的一种途径,随着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发展,开始兴起并很快成为一种时尚.
傅兰雅在《汇编》上以连载的形式宣传科技图书,吸引读者兴趣,例如翻译馆译书《照像略法》《历览英国铁厂纪略》《电气镀金略法》《入水衣全论》《回特活德钢炮论》《泰西本草撮要》等.此外翻译馆已译未刊的一些图书也在《汇编》上完整或摘 要 发表,如《海战指要》《机器》《测候诸器说》《石板印法》等,这些译著都因刊入《汇编》才得以流传.《汇编》连载译著和刊登较长译著共50部,连载译著的页码单独编排,前后相连,方便了读者拆分后重订成书[14].
傅兰雅还在《汇编》“新书得读”和“批阅新书”专栏上刊登介绍和评论各种译书的序和系列短文,共刊出“序评文章三十篇”,所评的书籍,李鸿章、曾纪泽都曾为之作序,表彰其“益于中华格致之兴”[6].
通过《汇编》的郑重介绍,使中国读者逐渐了解、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并产生购写科技图书的兴趣,进一步促进了科技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3.7 维护版权,坚决打击盗版
在扩大发行自己书刊的同时,格致书室还注意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1898年8月,格致书室控告天禄阁、文瑞楼等家华商书肆翻刻其书,苏松太道也为此出示禁[9].
1902年,上海铸记书庄将《汇编》各期内容分门别类辑为《格致丛书》,影印2 000部,每部售价七元,每部可赚两元多钱.格致书室于当年5月28日将其告到英租界会审公廊,以侵犯《汇编》版权与之对簿公堂.铸记书庄被罚款500元,没有售完的“丛书”也被禁止销售.其实,《汇编》中的不少内容当时都被人收入或改编入各种各样的新学书籍之中,格致书室都没有加以理会,否则官司必然没完没了.这次,铸记书庄几乎就是照原样重印《汇编》,格致书室实在是忍无可忍.尽管对铸记书庄的处罚并不严厉,但格致书室总算赢得了这场官司[15].
3.8 关心,关注教育和图书馆
傅兰雅还十分关心学校教学用书的发行.其销售策略是：允许学校老师外借教科书样本,以便在学校推介教材[7].
1896年3月,《教务杂志》“教育笔记”栏目刊登了傅兰雅“关于开办中文图书馆的实用性问题”的讨论.傅兰雅说：“精心选择一所与中国教会学校和大学有关的中文图书馆,由外国赞助出版的所有最有用和最重要的书籍,好处是不言而喻的.这些书可以供一般学习使用,也可以为学者提供参考,或者提供外借.不仅是学校和大学,凡是没有教育机构的教会所在地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图书馆.”[7]傅兰雅还草拟、印刷了的6份不同规模的图书馆书籍目录,每份列有18-70种图书不等,图书馆可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购写.购写10元以上书籍用于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或外借室者,可与书室经理洽谈[7].
格致书室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自由的图书阅览室,探究西方知识的人都可以在那里查阅任何令他们感兴趣的书籍[7].
4.格致书室主要经营管理者
傅兰雅,英国人,1861年来到中国,1863年任北京同文馆英文教习,1868年―1896年任江南制造局翻译,28年为翻译馆翻译图书98种,其一生翻译了129部译著[6],是清末来华的著名翻译家之一,1872年曾被中国政府授予三品文官头衔[2].
从1874年开始,傅兰雅参与上海格致书院的创建工作,以后长期担任书院的董事和秘书,讲授西方科学知识,1877年起任益智书会教科书总编辑,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在西方科技知识传播上.1896年,傅兰雅离开中国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格致书室仍是由他监管.
在格致书室经营方面,傅兰雅煞费苦心,在自用信笺上印有“格致书室主人”（Proprieter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ot）字样,反映了他对科学知识传播事业的热爱[8].在交通不发达的晚清中国,在宣传媒介不多的情况下,傅兰雅积极开展图书宣传工作,并为之付出了艰苦努力.诚如他自己在1880年所言：“余居华夏已二十年,心所悦者,惟冀中国能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耳,故平生专习此业,而不他及.”[2]格致书室经理栾学谦也说：“然傅君常以传授格致为己任,自信责由天委,苟不遵道而行,是违天也.旅华三十余载,此心未尝稍变,以故屡思良法以振兴之,其于格致书院讲西学特一端耳.”[11]由于傅兰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制造局翻译馆译书,还要编辑《汇编》,帮助益智书会工作,所以从1885年格致书室创立之后起,傅兰雅就聘请栾学谦管理格致书室.
栾学谦,山东蓬莱人,毕业于山东登州文会馆,接受了著名教会学校外籍教师的严格、正规、系统的数理化教育,曾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在《汇编》创刊不久,他就被傅兰雅私人聘用,《汇编》上刊登的未署名译稿,都是傅兰雅和栾学谦共同翻译的；还曾在格致书院教过化学课.格致书室的成就有很大一部分是栾学谦创造的.栾学谦的儿子栾调甫1889年5月出生在格致书室,1902年在格致书室做过小伙计.其他工作人员不详.
1911年,傅兰雅把格致书室的所有权移交给了栾学谦.格致书室歇业日期不详,但至少存在26年多（1885―1911年）.
5 结语 格致书室创办时影响就很大.1888年（光绪十四年）2月的《教务杂志》上有一则评论,认为傅兰雅“在没有外界资助也不依靠外力的情况下成功经营了格致书室”[7].时人认为,格致书室的设立,“令中外各等人获益不少”[16].傅兰雅去美国后,1898年的《教务杂志》还发表评论：“书室做了很有开创性的工作,值得大家关注.”[7]1911年6月11日,上海英文《泰晤土报》上刊登文章赞扬格致书室是“中国青年学生多年来学习的麦加”（即学习西学的圣地）[17].成就、影响和声望,使格致书室成为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渴求知识的圣地,这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