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上限

摘 要：通过研究中国进入近代史的历程,可以使我们能更好的把握今天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么写作.

关 键 词：中国近代史；上限；甲午战争近代化：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期分法.例如苏联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就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推到17世纪中叶清王朝建立时.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上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其分期方法肯定是非科学的,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否定.[1]而中国史学界习惯于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其主要理由为该年英国发动战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结束了长期以来中国闭关自守的历史,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转折点.[1]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由原先的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与统治阶段地主阶级的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此观点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近代化和近代历史的关系.

其实,“作为近代史,其主题应当就是近代化”,[2]因为中国历史本身也属于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是近代化,那么中国近代史也应当如此.而战争之后的中国在政权、经济、思想、文化等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从政权方面来看,虽然英国入侵破坏了清政府的权威,但是,这种破坏毕竟是有限的,并没有动摇或改变清政府的统治地位、清政府在第二次战争中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后,仍然拒绝外国公使驻京,担心那样会破坏封建体制和损害天朝上国的尊严,甚至宁愿以全免关税来换取对条约的修订.英法联军为实现其目标,公然燃起了更大规模的战火,将不愿甘受操纵的咸丰皇帝赶出来北京,在武力的威慑下签订了《北京条约》.虽然实现了公使驻京的特权,但其在实质上并不能轻而易举的操纵清朝政权.

1861年“辛西政变”后慈禧太后那拉氏掌权,洋务派的代表奕訢所主持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主管外交通商及其他洋务事宜的机构,其职能为承办一切需同外国发生联系的事务,外国侵略者通过总理衙门来影响清政府,但是1883年增设海防股,管理南洋和北洋海防.[3]其又具有了一定的国防主管部门的职能,并不能说其完全受制于帝国主义.

从经济方面来看,战争后,虽然外国资本家在五个通商口岸零零星星办了一些加工工厂,东南沿海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也确有开始解体的迹象.可是,这些工厂本身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生产关系的性质、根本不能看作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的标志.而且战争后重建的商业行会也影响了近代化的发展,1864年至1894年,我国10省24个城市有107个商业行会,其中新行会超过50%以上.[3]行会是封建手工业和商业的落后垄断组织,其存在即意味着战争前中国的商业并没有步入近代化的旅程.

洋务运动开始后的一系列工业建设均以军事运用、制造武器为目的,其口号为“自强”即为加强封建统治之用,后来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些民间企业如采矿、冶铁、交通运输、通讯、纺织业等,但这些军事与民用企业,所谓的官督商界,其用人、理财大权完全操在总办、会办、帮办、等手中,把持一切.[3]使得企业根本没有生命力,其性质仍然为封建性质的机构,无论从影响与作用及其发展前途来看,都不能完全称得上是近代化.从整体来看,甲午中日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依旧是一个纯粹的封建主义经济王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依旧占主导地位,真正近代化意义的经济并未产生.

从军事上看,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尚为一个相对独立而有力的实体,在第二次战争中,英法联军在大沽挑衅之战失败,后来又在通州城西的八里桥遭到清军的沉重打击.1876年至1877年清军消灭了阿古柏,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并争回了一部分原条约中失去的主权.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在前期战场失利的情况下尚能扭转战局,取得镇南关大捷并迫使法国的茹费理内阁倒台.所以在当时世界上的列强也尚不敢将其等闲视之.洋务运动兴办的北洋舰队拥有军舰22艘,在当时号称是“远东第一大舰队”,清朝尚有很强的对外防御能力.

在战争至甲午战争间的一系列运动,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声势浩大却没能对清王朝伤筋动骨）,洋务运动（名头新颖却是为了巩固旧有体制）等均不能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限的分水岭.日本发动的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证明了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道路行不通.这场战争消灭了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侵占了朝鲜,割占了台湾.撕下了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腐败、愚昧、软弱的大清帝国已经赤条条地裸露于世人之前.

《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辉煌、自尊、独立自主的古代历史已走到了尽头.从此以后中国为了民族自主、国家独立,帝国主义为了其经济利益,两者共同作用使中国在主动与被动之间走上了近代化之路.而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历程.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实质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完全控制.（2）中国割让辽东关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搭客载货.（5）日本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工厂,各项机器可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日本货准在人地设栈寄存.[4].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的近代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经济方面,中日《马关条约》后,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争先恐后到中国来开设工厂企业和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资本输出时期,其攫取了在中国设厂、开矿、修铁路为一切投资特权,获得了大规模对华投资的机会,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而在华投资设厂,使中国被动地走向了近代工业化之路.

1895年以后,外国在华投资大大增加,投资范围扩展到有关中国国计民生的工矿业、能源、铁路航运业等重要产业部门.目的在于生产就地销售的商品.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在另外产业资本总额中占70%以上的优势地位,其中对华贸易业投资也迅速增长.在中国经营贸易的外国资本商业,1892年为579家,1913年为3805家；在华贸易投资总额1914年为1.42亿美元,占外国在华企业投资的14.2%.甲午战争后,在中国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业,还出现世界性垄断组织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像英国的烟草公司、利华肥皂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资本的美孚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钢铁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垄断组织掌握一些部门的进出口商品,而最大的两个垄断组织是英国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公社.怡和洋行列1914年所辖企业有30多个,资本在4000万元以上.[3]

与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办厂以及各种商贸的进行的同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有了初步发展.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迫于赔款的压力和民间及其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的呼声,不得不下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准许内河行驶小轮船.并令各省督扶分别在省会设立,商务局等.

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900年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多万元.这6年兴办企业的家数,略等于甲午战争前20多年的总和,资本总额则超过了甲午战前的累计.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兴办企业的小热潮.[3]

这些新设立的企业,主要分布在上海、广州、汉口、天律等地,发展的行业,主要是缫丝、纺沙、火柴、面粉、榨油等轻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民族工矿业与轮船航运业虽严重制于封建势力,但毕竟也有一定的发展.

由此可见,外国资本输入兴办的工厂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兴办工厂推动的工业化,使中国经济进入了近代化.参考文献：

[1]胡绳,从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崔志海.关于中国近代史主题和线索的再思考.学术研究,1992.5.

[3]白寿彝.龚书铎.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陈旭麓.中国近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