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温州有着悠久的商业文明传统积淀,以大力发展个私经济为特征,民间金融活动高度活跃,可以说是中国民营企业资本自由和经营状况的晴雨表.2011年,温州市发生金融危机,一时震惊“朝野”.
政府为处理金融危机,于2012年3月启动了温州市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温州当前处在金融危机的中后期,其金融和产业发展总体趋稳,但企业市场尚未出清,仍会有部分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并可能牵扯到为前者提供担保或拥有前者债权的企业.
但温州大部分民营企业是稳健经营的,甚至有些企业不借外债,纯粹依赖自有资本.虽然温州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与温州甚至整个沿海地区的产业危机有关,但是这种产业危机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猛药,结果并不一定是坏的.而且温州企业家密度奇高,企业家精神仍屹立不倒,这种市场带动的调整将为温州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温州现在经历的危机,或许是中国其他部分地区明天的现实.梳理危机爆发前后的金融和经济发展状况与问题,评估其区域商业文明的潜在正面影响,将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民间金融活跃的文化基础
温州民间投资和民间金融的形式多样,目前还有小额贷款公司这类属于介于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准正规金融,资金总量大,民众参与度高.据估计,2012年初温州民间资本已超过6000亿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同期达1100亿元.2011年温州金融危机发生后,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仍达6940亿元,贷款余额6043亿元.可以说,温州呈现民间资本和银行存贷款两分天下的格局.
温州人自主,抱团,重商,敢冒险,能吃苦,追求功利.温州人的文化传统被称为“瓯越文化”,永嘉学派的思想最能体现“瓯越文化”的重商传统.历史上,温州永嘉的百姓就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不被正统文化所认可的工商业.永嘉学派一定程度上秉承了儒学的精神,主张“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就是人的修养要合乎道德,也主张“同商惠工”,即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但在义利观上,永嘉学派与一般的儒家传统大相径庭.一般的儒家传统主张“利者,义之和也”,也就是说要用“义”来协调和框定“利”,无论是《论语》还是《孟子》,其目标指向是“大义”当头,只许“小富”“小产”和“小利”.而且“义”的定义是在上位者.永嘉学派则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其意提倡人们只需依据基本的行为规范（如诚信守约、不欺不诈）去大胆追求个人之“利”,可用这些群己之“利”和合为“义”；不能以“义”的名义来抑制个人之“利”.很明显,永嘉学派与亚当·斯密典范式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殊途同归,相映成趣.而且,这里“义”的定义来自于群己.
温州的这种文化传统对当地经济发展大有好处,也一直沿袭至今,仍然生生不息.除了本土传统商业文明,基督教对温州人影响颇大,据估计,约10%-15%的温州人信仰基督教.现代基督教的核心价值包括个人平等享有基本权利、讲诚信、讲正义、讲团结.其新教也崇尚节俭和职业的成功.基督教与温州本土传统文化的结合可谓珠联璧合. 温州金融危机的成因
温州的重商传统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受到严重抑制,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又重释活力,促进了当地民间金融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的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民营企业,被称为“温州模式”.上世纪90年代,整个浙江逐渐以个私经济为主体,“温州模式”升级成了“浙江模式”,或者“浙江现象”.总书记在主政浙江时期,对其民营经济发展基本上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态度,为其维持了一个良好的授能环境,并对“浙江现象”给予了多方肯定.
确实,浙江的经济发展体现为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其实质是一种市场秩序.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这种秩序中不发挥作用,浙江省的各地政府包括温州,仍是强势政府,只是当地民众的自主性和反叛性更强,政府相对更为顺应,甚至更具保护性.
温州当前的金融危机被很多报纸称为“金融风波”.有人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源于很多温州人和企业的产业和金融“炒作”.诚然,这次危机确实因“炒作”导致资金成本越来越高.但就成本收益计算,若没有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其投资总体上比较稳健.也有人说,温州人依赖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的经营和资金运作,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不再适合,需要依靠正式法制的约束.然其运作模式不仅受正式法制的约束,且附加习惯法规则的支持,如民间借贷债务在习惯法上属于无限责任,父债子偿,反而在正式法律之外多了一层保护.因此,这也不是温州金融危机的原因.
温州的这场危机有其宏观、中观与微观背景.宏观背景之一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不断变化.最初,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趋于疲软,而人民币仍在升值,我国整个经济的外部需求环境恶化,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虽然其主要投向是国企和基础设施,但也给温州民营经济注射了强心剂.当地各家商业银行纷纷营销贷款,而信贷资金如潮水般涌入房地产,全市企业参与房地产投资总额超过5000亿元,这对温州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堆积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后政府为了控制通胀,信贷政策又不断收紧,导致不但中小企业信贷难、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一些龙头企业也出现这类问题,最终引起市场恐慌和进一步的连锁效应.
中观和微观背景是：温州经济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轻工业为主,结构尚未完成转型升级,基本属于近似完全竞争型经济,附加值低,又因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趋于疲软、人民币升值、国内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使得利润趋低.据统计,温州工业企业危机前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因此,传统产业中的大量企业要么需要转向新的产业,要么转为金融资本投资.金融危机发生前,温州借贷资本的利润率高于房地产,更远高于工业.因此,众多温州企业主的“企业家冲动”偏离了正轨,而且许多企业以实业为担保获得贷款再投入民间金融套利,靠脚踏实地做实业的越来越少. 此外,政府对很多其他产业的进入管制,也导致民营企业投资渠道少.据调查,金融危机前后时期的温州市政府对加强国有企业对本地经济命脉的控制方面情有独钟.2010年12月,温州通过合并重组或新建成立了十大市级国资营运公司,开始强化政府主导性投入,企图以政府投资带动全社会投资.这种“国进民退”做法与全国在2008年后的大趋势非常合拍：很多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没有提供给民企,而是留给了政府和国企.
温州百姓包括官员大量涉足民间集资与借贷,众多民营企业的运转也依赖于此.随着对民间集资和借贷的需求日益膨胀,自2009年起,温州的民间集资和借贷活动进入一个白热化阶段,利率不断上升,集资者和借款人的资金链日益紧张.据央行统计, 2011年中时月息已达6分甚至更高,超过历史最高值.多种因素导致2011年下半年温州最终出现民间金融的大面积崩盘. 温州产业与金融现状
温州目前已经处于这场金融危机的中后期.民间借贷规模和利率水平已经双降.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3年3月,借贷利率为14.4‰,创两年以来新低.借贷规模于2013年转入跌降通道,3月末数据为128亿元,仅比年初增加2亿元.这主要是受经济下行及企业出走风险余波影响,企业去投资化意愿加强,民间金融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个人投资趋于理性,更倾向于投向低风险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金融危机之后,温州市社会财富大幅缩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上升,温州市政府以及执法部门一直疲于应对.据统计,2012年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25904件,案件标的总额合计462.62亿元.此外,温州市信用证、票据纠纷案件也出现了从偶然性到集中高发的转变,2012年信用证案件高达262件,标的超过42亿元,而2011年该类案件仅发生6件,标的为9100万元.
房地产行业商品房存量甚高,尤其是高端住宅销售疲软,总存量已经累计超过200万平方米,销售也较2011年下滑了30%左右.当然,这是一个当地房地产消费正从过度投资回归理性,挤出投机泡沫的过程,降价存在其合理性,并未出现坊间流传的崩溃性恐慌.
温州现在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不是房价下跌,而是实体经济重振艰难,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大转型时期.温州的区域经济排名近年在浙江省垫底.由于土地、用工、融资成本均高,本地企业大量外迁,当地的资本、人才、技术和税收严重流失.据统计,近十年温州对外累计投资额至少达1000亿元,相当于温州本地规模以上工业性投资的52%左右.此外,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资金能力有限,加之又无太多政策扶持,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动力,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
温州目前还需要解决总体经济融资过度与部分企业融资难并存的问题.据统计,2011年温州企业资产负债率70%以上,而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仅为58.1%.银行存贷比居高不下,2008年起就已超过75%的风险控制底线,不良贷款率目前攀升到4.01%,而且这是已经经过银行内部不良债券剥离和财务调整之后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温州企业短贷长用和因互保链牵连而资金链断裂的现象仍然较多,一个龙头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而进入司法程序,会牵累数层担保链中的相关企业.虽然温州政府正努力游说金融机构继续给予温州企业支持,尽量用化解债务的方法来处理陷入困境的企业,但由于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制度是属于垂直管理,地方分支机构的自主权不大,协调空间有限.
温州的金融危机已经损害当地的社会信用环境.温州的社会信用环境实际上发生了局部坍塌,主要是与众多企业的资金链断裂有关.资金链背后是信任链.资金链断裂也意味着信任链断裂.在对集资和负债企业的债务清理过程中,部分企业或个人存在逃废债的行为.而当地法院的力量远远不敷所需.比如法院在2011年-2012年处理了民间借贷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数量接近2.6万件.
这种处理必然流落于穷于应付,无法按照正常的程序事先大量采集证据,必然冤案百出.同时,政府对大量逃废债行为一方面无力短时间内追究,也没有好好组织力量去追究.但是,如果不依法处置所有这些纠纷案和逃废债行为,社会信用环境的重建将会大大延后.社会信用环境缺失问题,也很好解释了银行的行为：很多银行为了保全资产,在很多企业的贷款到期时往往违背约定,在收回贷款资金后不再对企业授信放贷,使得企业资金链断裂.
温州当地金融体制中地方性金融组织作为不大,还是以全国性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导,融资租赁、信托、保理等其他形态基本空白,股权投资和其他直接融资较少.这与当地以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不相适应,因为中小企业一般没有优质的抵押物、完整透明的财务信息,无法达到大型银行在授信时对于“硬信息”的评估要求.民营企业正因无法从正规金融填补资金缺口,才转向寻求吸纳高息民资. 温州金融改革进展
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实施或许可以修补金融危机给温州市造成的政府和城市形象落差.“综合”两字,意味着此次的温州金融改革应该是一个区域型的系统工程,有望多头并举,齐肩并进.金改一年多以来,温州市已经建立了一些新的金融监管机制,搭建了一些新的金融运行平台.按照温州市政府的说法,即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地方金融怎么写作体系、区域资本市场体系和地方监管金融体系.
不过,这些工作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作用.其阻力主要还是难以突破个别政府部门“顶层设计”的紧箍咒.并没有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甚至各部门对温州金改的支持程度迥异.相比央行的支持和配合,银监会则态度较为冷淡.这实属正常,因为它负责银行业的监管和新建银行的审批,因此基本上是控制求稳.温州地方银行业金融机构仍受银监会的垂直集权管理.另外,与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金融办一样,温州金融办因没有在法律上赋予其相应的人事权、执法权和资金调配权等,对金融机构的约束力不强.从责权对等来看,银行负责监控总体的金融安全,银监会负责银行业监管,而地方政府却需要承担组织维稳和化解风险的责任,并且由于边界不清,地方政府很容易和政府的权责发生冲突. 此次金改并未打破原有的以国有垄断为主的区域金融生态格局,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二元性界限仍然明显存在.温州市在金改以来设立了许多新型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但是这些机构所涉足或者登记的金融交易量非常有限,只占目前温州民间融资规模的小头.
温州市目前营运的七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重点引导民间资金以债券、股权等方式投入中小企业,一共组织了10.45亿元民间资金支持323个项目发展.目前市股权营运中心的业务量也不足,托管八家企业,挂牌交易三家企业.
温州市金改以来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虽快,目前已经开业运营34家,平均注册资本金和贷款规模保持全省前列.但小额贷款公司的身份尴尬,虽然经营的是货币,却不享受正规金融机构的待遇,且受制于更严格的规则约束,税负沉重,依赖于地方政府的部分税收退还,经营成本较高,风险也较大.虽然银监会规定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申请转为村镇银行.但是村镇银行仍必须主要由商业银行发起,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想转型为村镇银行,就要交出自主权.这是一种看似改革推进,实质还是退回到过度金融管制、阻碍改革的体制.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怎么写作中心登记的业务并不多,目前依赖于财政支持,不向接受借贷登记怎么写作的借贷双方收费.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的运行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不尽如人意的模式,因为它难以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不能通过市场收费来为维护市场的运作提供更大的空间,以支持一种“扩展秩序”.此外,民间金融登记设想虽好,但有进一步的制度障碍.比如,如果对民间金融进行了登记管理,那么对游离于税收管理之外的民间金融运作征税似乎是一种必然.目前登记中心享受的临时性政策是在金改试验期间,不必向其他政府部门（包括税务部门）提供登记信息.但是对于参加登记的民间借贷业务,这仍然是一颗.
9月26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听取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预示着条例进入“初审”阶段.但是 “设定48%的民间借贷利率红线”的条款已然不见踪影.这个利率上限,是参考了历次温州调研结果以及香港《放债人条例》而确定的.不过,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不予保护.显然,地方立法排除了温州金改超越现有法律框架的可能性.
2013年7月,“金十条”进一步提出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总体上,新政策仍然是采取银监会集中审批程序.但金改应用核准制来替代审批制,向温州民间仍然持有的大量资本开放金融市场.其他改革也一样,应降低金融和非金融行业的进入门槛,地方政府为自由市场经济充当“看门人”,管住自己“闲不住”的手.需要让市场这一自发秩序发挥作用,使得各类机构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优胜劣汰.此外,如果正规或者准正规金融机构只是奉行区域运行原则,那么核准也只需经过省一级银监部门.不能因为畏忌有可能发生的市场进入过度,就用行政力量强加秩序限制金融机构准入.审批制是计划经济和权力的产物,尤其是金融审批制的存在最终限制的是民营资本,维护国有垄断,开放才是最有效的规范化、阳光化民间资本的途径.
下一步金改要赋予温州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更大的自主权,明确职责,组建由直接派出的改革领导小组,打通地方与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建立让地方政府定期向上汇报工作、反映解决问题的机制.
需要重建社会信用体系,改变现有的金融怎么写作模式.建立现代信用体系是全口径的信用体系,征信的内容既要涉及企业,又要涉及相关的个人,既要涵括正规金融贷款,也要涵括民间金融和商业信用.要使各征信系统实现交互,将征信信息采取大数据化和全口径化管理.要更多地组织本地化的金融组织供给,丰富当地金融业态,培育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避免过度依赖抵押贷款,增加中期流动性贷款和项目贷款.
此外,无论是还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还是民众,均需要纠正错误的风险控制意识,树立正确的风险控制观.首先,监管重点在防控欺诈行为,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其中正规、准正规和民间金融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其次,金融机构控制风险不是要求“零风险”,而是通过风险定价、灵活利率弥补风险.需要改变银行的考核体制,不能片面追求业绩和强调“零风险”.再次,要强化民众提高风险意识.国有信用不是百分之百可靠,而民间信用只要经营妥善,遵守契约也值得信任.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不可一味跟风、一味追高写涨,对于高息回报要有理性认识.
总体上看,温州实体经济仍处在巨大的转型过程中,是全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调整的一个缩影.即使没有此次危机,大转型也迟早要发生.这是由于自身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素质性矛盾集中爆发的一种必然结果.这种面向市场的调整虽然痛苦,但并非坏事,反而为温州下一步腾飞创造了条件.
此次金改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推行的,其实就是“顶层设计”不允许真正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所谓的允许地方试点综合金改实际上变成拖延时间,变成了阻碍改革.这是因为真正的金改需要突破许多现有的体制障碍,需要类似于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区所考虑的负面清单办法：对金改不利的和地方政府法规,均需要为金改让路,包括对金融机构新设的审批制度.
温州需要一场真正的金改,而不是迄今为止“顶层设计”制约下的摆设型金改.随着广东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福建省泉州市金融怎么写作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以及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的重要性总体上会下降,但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需要彻底改变金改的方式,推行真正意义的金改,其背后是实现从管治朝善治的转向.
作者冯兴元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徐青为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