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每一个学习科学的学生都已注意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师承关系在培养科学顶尖人才方面有强大作用.
“导师”这个词最早是由荷马开始用的,他在其作品《荷马史诗》中让出远门的奥德修斯将儿子忒勒玛科斯托付给“忠实而博学”的导师.在近世,导师这门职业才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一切书刊,从学术刊物到连环漫画,都在称赞这门职业.到现在,导师观念已深入大众文化.
《一个男人的生命四季》的作者之一莱文森是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他与同事们花了10年时间跟踪成人心理发展的模式（他们的研究,由于方法论原因,仅限于男性）.他们发现,强烈的、充满感彩的师生关系,在男人生命中起着关键作用.
莱文森发现,在男人早期成人阶段（约为17-22岁）的一个关键任务是找到一名导师.做一名导师是人到中年的一大满足.
导师既像父母又像同龄人,是两者的综合体,典型的年龄是比门生年长半代左右.莱文森写道：“他可能起教师的作用,促进年轻人的技能和智力的发展.他必须用他的影响来促进年轻人的发展.他可以是主人和向导,把新生引入新的职业和社会领域,使其通过展现自己的优点、成就和生活方式,可以成为门生仰慕和模仿的榜样.”
更重要的是,导师“相信他,分享他的梦,并认可他的梦,从而促进年轻人的成长”.
科学有时被想象为一个很大的知识库,科学家们将各自的贡献放进这口公共大锅,使其渐渐长大.正如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弗洛里勋爵所说,科学的发展很少是由于有了目前术语中所称的“突破”,而是依赖于全球成千上万名同行的活动使我们知识增长.是他们不断加入小点点,最终画出了辉煌的图画,就如同印象派画家画出精美的油画一样.
然而,许多科学观察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坚持认为,少数几个科学家会做出与其数量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并认为科学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一类属于一般科学家,一类属于少数顶尖科学家.他们指出,少数顶尖科学家与大多数其他科学家相比,其发现要多得多,论文也多得多.据统计,有一半的科学论文是由科学家总数中的10-15%的人写的.这些多产的顶尖科学家所做的研究影响也更大.他们的论文引起反应更大,被引用率也更高.
关于这些顶尖科学家,他们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他们通常都在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工作过,然后才依此成为下一代顶尖科学家的导师.
乔纳森·科尔在《公平科学：科学界的女性》一书中指出：“知名科学家几乎都有一个有名有姓的教父.”
乔纳森写道：“的确,科学家自传中总会对教父关系表示敬意,尽管这种关系常常是爱恨交加的.我们不论是观察科姆特与圣-西蒙,费米与科尔比诺,塞格雷与费米,哈恩与卢瑟福,迈特纳与哈恩,施温格尔与拉比,沃森与卢里亚,柯尔金斯与詹姆斯的关系,或是成千上万其他师徒关系,我们均发现这是一个重要的机制,可将一代人的科学传统传给下一代.”
师徒链传承科学品位
关于师承关系在科学最高研究领域的作用,《科学精英》一书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作者朱克曼对9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1972年以前在美国做的获奖研究进行了考察,这些研究涉及物理学、医学和化学.她发现一半以上——有48人——曾是更年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生、博士后或助手.
这个现象是如此显著,朱克曼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来展示一些好像是家系图的列表——按“代”列出的名字,互相用线连上.只不过,这些是科学家系,显示了科学的影响通过一代代赢得诺贝尔奖而发扬光大.在物理学及物理化学方面,格拉泽在安德森的实验室工作过,安德森与密立根共事过,而密立根则为能斯特工作过等；在物理学方面,玻尔和贝特二人均与卢瑟福共事过,卢瑟福则为汤姆孙工作过,而汤姆孙又是瑞利的学生等；在生物科学方面,霍拉纳为科恩伯格工作过,科恩伯格当过卡尔·科里和杰尔塔·科里夫妇的学生,而后两人则为洛伊工作过,等等.
正是由于这种师承关系,科学精英——被视为一个实体,有别于日常或“常规”科学——才不断发展.从这个观点看,科学上的伟大发现并不是由单个天才人物完成的,而是由科学“家族”完成的,通过一种特别的东西、关键性的东西,在若干代科学家之间,代代相传.
但准确地说,是什么东西在代代相传呢?当然不是具体的知识和技术,确实,这可能是最不重要的部分.朱克曼在《科学精英》中长长的“师与徒”一章中指出,正如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告诉她的那样,徒弟从师傅那里获得的东西中,最重要的是“思维风格”,而不是知识或技能.就这一风格而言,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一样重要.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些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受到社会化培训,从而对重大、重要或适当的问题有了鉴别力.
因此,朱克曼写道,由于徒弟们“对于自己的老师有很强的认同感（有时达到英雄崇拜的地步）,科学品位的方向通过师徒链而传承”.后来他们自己当了导师后,“这些精英科学家从自己的言行态度上讲,常会把当徒弟时观察到的言行模式复制一些出来.”
乔纳森·科尔在《公平科学》一书中指出,师承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培养年轻科学家对好问题及关键课题的感觉、搞科研或理论化的风格、批判性的立场以及教导自己未来门生的方式”.从这一意义说,师承关系传承了丰富的“秘密”知识.
科学中的马太效应
但对那些不能分享他们“秘密”的人来说,又会怎样呢?
扎茨曾在阿克塞尔罗德（美国生物化学家及药理学家,1970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实验室工作多年,是一个心胸异常宽广的科学家.谈到导师现象及其在科学上的作用时,他仰坐在转椅上,手枕头后笑着问我：“你想谈谈师承链的坏处吗?”
那是什么?他神情严肃起来,回答说：“那就是说,如果你进入不了其中之一,你就永无出头之日.”
扎茨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著名的导师,你就永远进入不了顶尖科学家的行列.他似乎是在讲述“马太效应”的必然结果. 马太一名来自《圣经·马太福音》,其中写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换句话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社会学家默顿（朱克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1967年前往旧金山,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1篇论文,后来它发表于《科学》杂志.该论文的题目是《科学中的马太效应》.
默顿在论文中描述了自己看到的现象：“有名的科学家,其科学贡献获得的承认越来越多,而无名的科学家,其获得的承认则越来越少.”2个科学家同时有所发现呢?较有名的那位科学家会获得荣誉.几个科学家合写1篇论文呢?其中最有名的那位科学家会被认为是实际主笔.
其他社会学家推广了默顿的理论模型,目前普遍的观点是,科学界中不仅明显分为有名者和无名者,而且马太效应还使该现象继续存在：聪明、有野心的名牌大学毕业生进了最好的研究项目等当上著名研究者的博士后等最新设备+竞争性环境+知名导师+重要课题等于在顶尖级杂志上发表引人注目的论文等如有知名导师的关系,就很容易在名牌大学得到好职位等教最好的学生,他们帮助你获得新的科学发现,这亦会使自己的名誉（及自己导师的名誉）更加稳固.
换句话说,科学界的富人会更加富足.
朱克曼的样本证明,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一半来自四大名校——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和普林斯顿.她搞此调查时,美国国家科学院710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院士中,有约3/4是在相同的10所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另外,诺贝尔奖得主当导师,其门生又获诺贝尔奖的频率极高,这早已为人们所引述.
正如扎茨所暗示,找不到合适的导师,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涯.师徒体制绝对不是平均主义的,它有时会放大能力上的实际差别,有时又会对占有天时地利的幸运儿报答过分.
在另一方面,亦很难指责师徒体制,因为它从总体上说确实能产生和报答天才.师徒制度把好处集于少数人之中,这难道就是我们要付的高代价?如果能力的差异被放大了,首先不是至少存在着可以放大的差异吗?如果科学上的成功会带来更多成功,不是至少最初的成功不容易赢得吗?布罗迪（世界著名药理学家,阿克塞尔罗德的导师,曾主持NIH化学药理学实验室）这一条师承链不是培养了几代具有丰富的优良科研传统的药理学家吗?它不是开拓了新的科学学科、做出了关键性发现、促成了多种新药的研制吗?用一句话说,不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益处了吗?
格林伯格（Daniel Greenberg）是长期关注科学的专栏作家,他曾写过一篇文章,专论他所谓的“科学的农奴”——指那些承担了大部分实际实验研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他写道：“科学界的前辈在剥削这些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他指出,一篇论文作者中的年长者,常常占了头功,而甚至思路也由年轻作者想出.但最终,他承认,虽然“师徒制度可能是令人讨厌的等但它肯定是建设性的.而且受害者会坚信,一旦自己毕业离开,新的一代人会急于加入.”（本文摘自《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一书第十二章“师承链”,题目出自编者.封面设计/季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