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摘 要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它具有不确定性、全球现代性、责任不明性等普遍特征.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风险的根源和特点互为表里,主要表现为历时态风险的共时性存在、结构性风险的过程化表现、复合型风险的并发性出现、累积性风险的突然性爆发.在探明我国社会风险成因与特点的基础上,应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树立现代风险意识,强化责任政府职能,重视社会政策建设.
关 键 词风险社会 成因与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者 杨伟宏,延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陕西延安:716000）
一、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人类已经进入到了风险社会.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最先用风险社会来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现代性本身的发展及其全球化趋势所导致的结果,它使得社会的中心问题从财富分配转向了风险分配.在贝克看来,风险与危险、灾难不同,“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效力并依赖于人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1］吉登斯也认同“风险社会是现代性导致的后果”的观点,同时却明确指出,风险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当某种结果是百分之百确定时,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在冒风险.”［2］照他看来,风险可分为“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前者是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而后者“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在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特别是从工业社会发展到今天的信息社会,人们“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3］
根据贝克、吉登斯等西方学者的理论阐述,我们从宏观上可以看出风险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特征是：第一,不确定性.这是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特性.风险总是指向未来,但关于未来的领域是未知的、难以把握的.高度流动性使得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越来越呈现出暂时、偶然的特征.越来越多的风险以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形式表现出来.理性主义依赖知识把握未来的信条不再有效,我们对社会风险的体验是模糊的、不自觉的,对其种种预测也只能是大致的、不精确的.一句话,风险社会的来临意味着未来社会不确定性的极度增长,它是人类社会进入高度现代性或激进现代性的必然结果.
第二,全球现代性.社会风险的起因与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紧密相关,其作用的范围也是全球性的.特别在当代,人类的各种活动以不受任何特定场景制约的方式获得重组,电视、电脑和网络、通迅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生活时空的原初状态,开启了社会变迁的多种可能性.这种脱域机制将我们生活其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编织到一个更大的范围中去,它意味着人们交往的扩展与丰富,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受制约性和风险性在不断地扩展.现代性及其全球化使得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类不止一次地感受到“蝴蝶效应”,深深地体味了海明威的那句名言：如果有丧钟敲响,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第三,责任不明性.正如贝克指出,风险一旦出现就必然会产生责任问题,但人们在处理风险的过程中总是想法设法回避责任.“迷宫式的公共机构等恰恰使那些必须承担的人可以获准离职以逃避责任”,这是“风险判断中最引人注意的方面之一,即有组织地不负责任”.［4］“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是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但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二是就人类环境来说,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总是利用法律和科学为其辩护.何况,在全球化过程中,具有文化独特性的各种群体因为差异产生了普遍的冲突和分歧,这些冲突和分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利益,而且还涉及到道德、原则等方面.在所谓的“普世”得不到认同的情况下,社会风险的责任主体更加难以确定.
二、
西方学者对社会风险的诊断,对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贝尔在2004年的一次学术访谈中曾明确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5］ 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做了全方位的社会学考证,并大体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及社会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社会中各式各样的矛盾必然会集中出现,在某个时期甚至会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社会风险由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就会转变为社会危机,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如果我们深入对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风险的研究就会发现,除了具备西方学者所揭示的风险社会的一般特征外,我国目前社会风险的特征与社会风险的成因几乎是二合为一的社会累积过程,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了严峻挑战.具体表现为：第一,历时态风险的共时性存在.贝克从社会发展的历时态意义上将风险社会划分为三种类型：前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地震、飓风、传染病等自然灾害；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安全事故、劳资矛盾、两极分化、失业和腐败；后工业社会的风险,主要是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核技术威胁、化学和基因等.三种历时态类型的风险在当代中国以共时性的状况存在着.首先,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至今十分突出,农业生产方式受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很大,与之相关的风险主要表现为自然灾害的威胁.其次,中国整体上还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目前正在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与此相关联的生产事故、意外伤害、劳资矛盾、两极分化、下岗失业等社会风险大量存在.再次,我国的发展极不平衡,东南沿海不少地区的发展已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与开发也在以“跨越”的姿态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加之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金融风险、环境风险、技术风险、生态风险等随时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威胁.历时态风险的共时性存在无疑加剧了社会风险的程度.
第二,结构性风险的过程化表现.历时态的每一种风险都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由于生产方式并不是静止不变的,每次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带来社会的转型,产生一种转型过程的风险,即由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社会关系的分化整合所产生的风险,因而更加不容易把握.何况,我国的转型“还是一种双重转型,既是发展方式的转型,又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其不确定性因素更多、风险性更大.”［6］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当代中国社会的“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有了明显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劳资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特别是有形劳动社会地位的急剧下滑,构成了中国社会分层的潜在的也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因素.
第三,复合型风险的并发性出现.正因为转型过程的风险共生性,使得我国的转型风险不仅成为一种复合型风险,而且具有严重的并发性特征.从宏观方面看,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逐步深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风险与危机同时并存.从微观方面看,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风险越来越呈现并发的特征：“三农”问题、失业问题、生产安全问题、金融风险问题、诚信危机问题中都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这些潜在的风险又总是以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矛盾并发地表现出来.
第四,累积性风险的突然性爆发.当前中国社会的风险是由多方面的原因累积造成的.首先,我们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尽管是渐进的,但也一直是一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其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和利益分化加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经济层面,部分地出现了单纯追求GDP增长,忽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情况；在社会层面,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割加剧,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极度失衡；在精神层面,市场经济的趋利本性逐渐暴露,出现了道德滑坡和；在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由于长期资源高消耗、环境高破坏,造成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之间日益紧张的局面.其次,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制度转轨尚缺乏成熟、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进一步加深了社会风险的累积,而此点也许正是中国社会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最深厚、最直接的累积性根源.
三、
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风险,在探明其风险成因和风险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化解风险的策略及途径,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而可靠的基础.第一,树立现代风险意识.当前,我国民众的风险意识普遍比较淡漠,风险观念相对滞后,风险知识尤为缺乏,避险措施也相当简单.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社会风险的规避,反而会恶化风险引发的后果.因此,培养和增进人们的风险意识,帮助人们树立科学合理的风险观念,就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语境中的首要诉求.贝克在提出风险社会的理论后,特别强调民众的“风险意识启蒙”［7］,其用意正是要将风险意识树立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具体而言,树立现代风险意识首先必须消解理性主义的线性进步观,确立辩证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观念.如前所述,风险社会的来临意味着未来社会不确定性的极度增长,也昭示人们人类社会的各种难题并不是随着理性力量的日益彰显、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就能迎刃而解的.这是树立风险意识、化解社会风险的思想前提.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当前我们要不断加强风险教育,积极培育风险.
第二,强化责任政府职能.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是无庸置疑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即面对社会风险我们的政府如何重新定位?笔者以为,总体上应将无限责任政府变为有限责任政府,将全能型政府变为效能型政府,将管制型政府变为怎么写作型政府,强化政府责任职能.为此,首先要破除长期以来“太平盛世,没有风险”的观念,增强政府自身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正确对待各种潜在的和显现的社会风险.其次要进一步推进问责制,明确责任主体,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风险管理；因为,有限责任政府不可能承担社会风险中的所有责任,也承担不起.在风险来临时,特别要防止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推诿、权钱交易,这种寻租腐败不仅不会化解风险,而且隐藏着新的社会风险.而解决的最佳途径无疑是风险决策的化与科学化.再次,要构建风险管理系统,更好地对社会风险进行预警、分析处理和信息反馈.由于全球化时代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程中的风险化解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而只能是一个在加强风险预警基础上的不断试错、不断纠错的探索过程.因此,政府的风险管理必须高度重视组织网络系统,建立灵敏、迅速的反馈机制,加强综合协调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对风险事件爆发后的工作得失及时总结,对原有的应对方案不断反思、及时调节.
第三,重视社会政策建设.社会问题的解决说白了就是社会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恰当落实问题.当前我国突出的社会风险是社会阶层差距的进一步加剧,因而制定一整套“效率公平,并重兼顾”的社会政策尤为必要.具体而言：
一要重视旨在改善劳资关系的社会政策建设.多种所有制并存与鼓励发展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的政策实行,使我国产业工人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分化,出现了一支为数庞大的雇佣工人队伍,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比较低下.即使在不少国有企业内部,普通产业工人不仅和管理层的工资、福理待遇的差距越来越大、劳资关系比较紧张,而且成为失业、下岗的首选对象.与此同时,大批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工资福利待遇,还往往成为资方转嫁企业风险的对象.调节劳资关系的社会政策建设应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
二要重视旨在缓解贫富分化的社会政策建设.我国现存的具有社会政策意义的收入调节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存有较大的缺陷.以收入所得税为例,我国的所得税制度的征税起点设置过低（调整后依然较低）,从而广大中低收入者成为这一税种的主要课税对象.此外,我国的遗产税制度、社会公益捐助制度、民间基金会事业等还没有建立起来或极不完善,这就导致高收入阶层难以通过正常的渠道流向低收入阶层和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加强收入调节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社会政策建设,应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另一项重点工作.
三要加快旨在解决“三农”问题的社会政策建设.据统计,中国进城的农民已接近2亿.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社会政策框架不仅是适应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对于促进城市社会政策体系的改革、规范农民工的行为、化解结构性风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针对进城农民的社会政策设计的重点,应包括针对进城农民中的从业人员和非从业人员社会政策建设两方面.基本原则应是针对转移就业农民及其家庭的社会政策体系要有利于实现和城市社会政策的整合.作为“三农”问题之一的农民问题,不仅表现为其收入过低、增长缓慢,更严重的是其生存安全（养老、医疗）缺乏保障,子女的就学、就业存在种种障碍.因此,针对农民的社会政策建设特别当成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