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直好看武侠,尤爱太史公的《刺客列传》.这几天重新找出来温习,又有些新的想法,发现只有真正的好汉,真正的勇者,才是勇于在小事上认输的.
比如史上最有名的刺客荆轲,就是如此.在史公笔下,荆轲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很胆小怕事,且惯于认输的――“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你看,和人论剑的时候,人家只是怒而目之,也就是横了他一眼,他就吓得远远地跑了.
后来的一件事情,荆轲表现得更加窝囊,他被人吼了一句,就怕得甚至连人家的面都不敢再见了――“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
但事实上,荆轲是有超凡勇气的人.当时秦国虎视天下,秦王威震海内,人称“虎狼之秦”,凡人闻之色变.但荆轲居然策划并实施了对秦王的刺杀计划.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气,岂是盖聂与鲁句践之流所能望其项背的.
另外一个也很有名的刺客秦舞阳,就完全相反了.这人平时好勇斗狠,是个表面上勇不可挡的人物――“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但作为荆轲刺杀秦王行动的副手,一进入威仪显赫的秦廷,就吓得脚瘫手软了――“秦舞阳色变,振恐.”甚至差点一开始就引起秦人警惕而坏事――“臣怪之.”荆轲的表现和他相比,就有云泥之别了.当秦人责问秦舞阳怎么表现失常时,“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
在大事来临之前,平日里勇冠天下的秦舞阳“色变,振恐”,而昔日在小事上惯于认输的荆轲反倒从容不迫,“顾而笑”,可见那些在小事上好勇斗狠不服输的人,大都没有真正的勇气；而在小事上避免争斗,习惯认输的人,往往是有大勇气者――他平时的认输与服软,只是不想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和人一争短长而浪费资源、耽搁大事而已.
接下来的故事,把荆轲的勇气阐释得更加令人敬佩.“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之.秦王环柱而走,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左右乃曰：‘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以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我一直想不通的是,那个年十三杀人的秦舞阳,在荆轲逼得秦王手足无措,只能绕柱环走的时候,在干什么.也许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甚至有朋友检测设,如果当时秦舞阳冲上去帮忙,秦王也许早就身首异处,中国历史也许因此改写了.但是检测设永远只能是检测设,更大的可能,是秦舞阳也许早就吓得人事不省了.当荆轲左股断,身中八剑之后,仍然倚柱而笑的时候,秦舞阳之流永远被钉在了懦夫的耻辱柱上.
同流不污真名士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生活,一直纠缠着“君子”与“小人”之争.其原因,是自孔夫子倡导以德治国,即所谓“政者正也”后,道德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问题――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德行也因此成为执政合法性的最大支撑力量和评价政治人物的最重要尺度,即所谓天下神器,唯有德者居之.弄到后来,道德问题就成了一个最具杀伤力的政治武器,德行好者可以为官,德行不好可以杀头.曹孟德就曾以“不孝”族灭过孔融全家.可见道德治国,虽然有效,但其流弊也是很严重的.
这种流弊,在汉魏时期走到了极端.整个汉魏时期,由于道德被统治者拔高到一种极端地位,许多人便把修德作为头等大事来做,并且养成了一种道德优越感,或者用鲍鹏山先生的话说,是一种“道德洁癖”.这种道德优越感或者说“道德洁癖”,使他们对于执政者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敌视.对此,当权者当然是不满的,虽然他们在初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合法性,还或多或少表现出对清流们某种程度上的尊敬甚至顾忌,但后来这种怀柔政策收效缺如后,不满迅速发酵,并直接导致了著名的党争――在国家暴力面前,只会清谈的名士们全面溃退,并被大面积地肉体消灭.
在这种大范围诛杀名士的危机中,有一个人却幸存了下来,并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尊重,这就是陈（同“实”）.据《汉书》记载,陈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制蓑麻者以百数”,并刻石立碑,谥“文范先生”（文为德表,范为士则）,在许昌建“太丘祠”专祀.
史上关于陈的记载很多,都说他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梁上君子”典故,说的是陈见家入盗贼,却不捉拿,而是以此教育子孙,并厚赠盗贼令去的故事.这故事当然不错,然而陈最令我尊敬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汉灵帝初年（公元168-198年在位）,宦官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张让父亲死后,灵柩送回老家颖川安葬,一郡的头面人物都去吊唁,但自诩清流的名士们没有一人前去.陈知道后,独自一人参加了吊唁.后来党争又起,张让因为陈的缘故,放过了许多名士.
从表面看,陈参加张父葬礼的行为,无疑是对名士名誉的玷污,甚至是对名士价值观的背叛.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陈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对自身价值观的坚守――陈用自身名誉的亏污,挽救了许多名士的性命,因而实现了更高层面的道德.
这种更高层面的道德,就是现代社会学上所谓的超道德,即一个人为了实现更高的道德价值,而违背低层次道德的行为,比如一个人偷东西赡养父母.这种行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很缺乏的,普通民众对此也多不认同,他们往往只能够认识到表面的德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伪君子盛行的原因之一.然而陈的故事表明,同流不污,才是真正的大德,才能成就真正的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