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红色文化向人们承诺的美好现实,未能在真实的社会历史层面上全面实现,这就形成了红色文化的表达危机,也形成了中国当下文化生产的表达危机――既然现实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图景,红色文化所赞美的种种境况,也就自然成为一种空壳的允诺
2011年4月8日,我陪同《百年情书》的导演金舸一行在南开大学范孙楼章阁厅与同学们进行交流.大家对这部在南开首映的电影充满了兴趣,讨论的话题慢慢转向林觉民那封情书背后隐藏的凄苦人生故事.出乎我的想象,同学们明显对金舸执导这样一部“革命题材”的作品表达出“同情”的意味,仿佛导演是在命题作文,是为了拍摄一部电影而不得不走红色路线.结果,导演金舸对那段历史的阐释未能激发起大家的认同.似乎只要是“红色”,就一定是因为“听令遵命”而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其间生命的壮烈牺牲与血肉横飞也变成了同学们热情想象的视觉盛宴手段.
空壳化的红色文化是对主流价值的颠覆与漠视
显然,《百年情书》交流会的故事隐约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国社会文化领域已经面临红色文化的空壳化现象.所谓红色文化的空壳化,指的是传统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历程之后,已经被一种世俗主义、甚至是市侩主义的价值范式所冲击,并且被暗中抽空了具体内涵,成为脆弱的、镂空的储物盒.人们对于革命时代的,丧失了认同的,却保留了猎奇的幻想.以毁灭为视觉印象的革命年代,如何呈现其间回肠荡气的伟大精神,如何让今天的人们了解红色文化所包含的崇高美,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因此,仅仅为了迎合各种活动需要而进行的红色宣传,除了显示一种训导主义的霸道和教条之外,难以有所建树.前不久,四川宜宾市兴文县举行红段子创作大赛,官员称为了不传播黄段子、灰段子,用发红段子的形式扬社会新风,借助通俗易懂的短信来讴歌家乡的新变化.他们甚至设立较高的奖金来鼓励干部们发送红段子.这个事件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议论,人们在不认可这种“文化大跃进”式的红段子制作方式的同时,也批评这种行为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观念.
有趣的是,这个新闻事件最值得我们忧虑的地方并不仅仅是官员们文化制造活动的作秀,而是这种作秀明明已经丧失了现实意义,却仍旧被炒作为一种“政治信念”.换句话说,不惮于以虚检测的形式来创造或使用红色文化,成为今天主流文化生产的基本逻辑.明知没有作用,还要装模作样,这种空壳化的红色文化,掩耳盗铃之余,其实恰恰是对他们所倡导的主流价值的颠覆与漠视.
四川兴文红段子现象体现了主流文化与政治机制之间巨大的裂缝.一方面,主旋律的、红色的文化生产体系,依照传统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与价值取向,不断向民众承诺一个公平、繁荣和稳定的现实图景――无论是春节晚会的祥和还是同一首歌的怀旧,无不按照“美”的原则想象性地塑造一个美轮美奂的现实人生；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政治管理体系围绕保护自由经济的目的转型并确立,造就了中国社会独有的资本政治化现象,公民对政府管理方式、社会控制能力与生活保障体系的严重失望,从而出现了国家稳定强大、个人却感觉失衡渺小的吊诡心态.也就是说,红色文化向人们承诺的美好现实,未能在真实的社会历史层面上全面实现,这就形成了红色文化的表达危机,也形成了中国当下文化生产的表达危机――既然现实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图景,红色文化所赞美的种种境况,也就自然成为一种空壳的允诺.
四川兴文县的官员,怀着美好初衷提出用红段子驱逐灰段子、黄段子的计划,也无形中显示出红色文化的生产者、管理者对于我所说的那种文化表达危机的盲视与麻木.事实上,文化的表达危机来自于现实的社会危机.换言之,文化的危机,并不能仅仅用文化的方式来解决,而是要在社会存在、在现实体制的领域内解决.而这一点恰恰是许多文化生产者与管理者不能、不愿或者不敢面对的问题.
无独有偶,在艺术文化领域,有诸多学者、艺术家同样无法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十月围城》上映之后,许多学者站出来赞美这部电影如何把红色文化与商业文化巧妙地嫁接在一起,实现了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成功运作,并且天真地认为,观众争相购票观看这部电影,乃是说明红色文化只要有市场运作,就能恢复其魅力.说到底,他们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承认这样一种现实：红色文化的表意危机,乃是一种社会性的政治危机,而不仅仅是一个美学策略的危机.在《十月围城》中,作为红色革命文化符号的“孙中山”不仅没有真正出场,而且,还被暗中转换成了一个毫无政治含义的“叙事动机”.换句话说,《十月围城》不过是运用了香港电影常见的一种“夺宝模式”来设计影片,“革命”、“孙中山”,只不过是彻底空壳的“宝”而已,并没有任何政治功能与内涵.
文化的危机要在社会存在、现实体制的领域内解决
由此观之,当前红色文化的空壳化,作为一种表意危机,呈现为两种形态：一是被有意作为一种政治秀来使用,一是被作为一种消费符号来使用.前者常常不被认同,流于形式；后者热热闹闹,不过是把红色历史与故事,当做当代城市人幻想浪漫和传奇的一种文化体验类商品来推销使用.不妨说,这两种红色文化的空壳化形式,或冷或 热,都无视红色政治文化中四溢的启蒙主义光辉与理想主义品质,都是按照世俗主义或者说市侩主义的逻辑来对待红色文化.在他们那里,红色文化要么是死气沉沉的陈词滥调,要么是桀骜不驯的革命江湖――现实批判与理想向往的,已经消失殆尽了.
所以,当前对于红色文化的重建工程,核心点应该落在“感染力”这个方面.为什么林觉民能够在如此辗转折磨之后还是毅然牺牲?是什么让千百万中华儿女在抗日的烽火中喋血战场?是什么让瞿秋白淡然面对口?感染力不仅仅是来自对党团身份的强调,更不是来自血肉横飞的视觉刺激效果.红色文化里面最大的合理性,不是毁灭的壮观与牺牲的激烈,而是背后隐含的对于更好的生活的追求、对于更合理的未来的向往、对于社会主义所承诺的现实的信念.
换言之,红色文化的合理性正在于它宣扬了这样一种理念：没有什么比人民的幸福更加重要；没有全人类的解放,就没有自己的解放.红色文化的建构,要放下训导主义的架子,要回到革命时代和今天的人们都认可的生活理想层面上：如何建构一个更加合理、更加美好的中国?如何让全部的公民都能够生活得更加安全、和幸福?只有改变文化生产理念,真正取得人们的认同,红色文化的生命力才会长久.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编/高源 美编/叶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