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唐代经学在我国经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上承汉学之精髓,下启宋学之辉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试从《新唐书艺文志》入手,在经学通史和经学断代史的层面分析唐代经学的发展情况.唐代经学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变化密切相关,以国家的统一和衰退为两个转折点,唐代经学显现出统一与分化并存的特点.
关键字：唐代经学经学史统一分化
唐代经学是我国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它上承汉学发展以来的成果,下启宋学的辉煌.然而学界没有对唐代经学发展的认识及意义给给予足够的重视,关于唐代经学的研究始终较薄弱.到目前为止,关于唐代经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一些零散的论文,还没有形成专著.因此,深入研究唐代经学是研究经学发展史的题中之义.本文试从目录学入手,以《新唐书艺文志》的“经部”为中心,从经学的通史和断代史层面探讨唐代经学的发展.
一、唐代经学的统一化趋势
《新唐书艺文志》序云：“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1]唐代学者著作数量约占据总藏书的一半.另据甲部经录,“凡著录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不著录一百一十七家,三千三百六十卷”[2].根据《新唐书艺文志》的体例,其中“不著录”为唐人新作,由此观之,《新唐书艺文志》经部书籍除了保存的传统经学著作外,有一半的内容是唐之学者自为而成.在这众多的著作中,首推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
唐太宗以经学著作“去圣久远,文字讹谬”[3]为由,诏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孔颖达卒后,博士马嘉运曾对《五经正义》的义疏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没能更定成功.永徽二年,唐高宗下诏命令大臣进一步考订《五经正义》,确立了其在的地位,诚如清皮锡瑞所云：“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4]《五经正义》的注疏基本上采用了“疏不破注”的原则,但也不是完全拘泥于一种注文.如《尚书正义》结合了《今文尚书》、伪《古文尚书》,以及伪孔安国《尚书传》等,最后形成《尚书正义》,以之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经书.总之,“《五经正义》对于经与注的具体解释是周详而清楚的,其注文保存了汉儒的基本成就,其疏文兼综南北学问,确实是对此前经学成就的总结性成果.”[5]同时,《五经正义》之外,还有一些虽是私人注疏作品,但是因其作者参与过《五经正义》的编撰工作,其私人的注疏也可以当作当时意见的体现.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贾公彦《周礼注疏》四十卷,杨士勋《春秋榖梁传注疏》十二卷等.
如果说《五经正义》是唐代经学发展的代表,那么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即为唐代经学发展的私人代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陆德明《经典释文》三十卷,包含《易》、《书》、《诗》等十四种书,他“研精六籍,采摭九流,访异同,校之《苍》、《雅》”[6],遂成全书.皮锡瑞评价到：“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宝贵者,有陆德明《经典释文》等为唐人义疏之先声.”[7]范文澜先生对之也作了很高的评价：“与《五经定本》作用相反,陆元朗撰《经典释文》一书,详列各经本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汉魏六朝儒经音训,基本上藉此保存.”[8]
以《五经正义》和《经典释文》为代表的唐代前期经学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统一化的趋势.从组织的经学整理,到民间私家注疏,都呈现出统一的趋势.隋唐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达几百年的分立状态,政治的统一,要求思想学术的统一.因此,唐代统治者重视儒学的发展,“太宗初践阼,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9]贞观年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这成为了唐代独立的教育结构.儒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对经学教材提出新的要求.南北朝以来经学形成南学与北学的对立,各家学说迥异非常,于是统一经书与经注的任务被提上议程.经过后期和私人注家的共同努力,唐代经学的发展结束了魏晋时期重释老不重儒家,重佛道经典,不重儒家经典的现象,“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10].
唐代经学的统一还表现在刊刻石经方面.唐文宗开成年间,国子监祭酒郑覃主持以楷书刻写九经于石上,创立了唐石经.这距离经学史上第一次刊刻石经已有五百年了,再一次为读书人提供了群经定本.
二、唐代经学的分化现象
唐王朝统一后,组织编撰《五经正义》,它吸收南北朝以来各家义疏的成就,结束了经学的南北分立局面,使唐代经学走向统一.然而,经学统一化趋势中早已暗藏着分化的苗头.《五经正义》“虽然统一了对经义的疏解,但由于它坚守注不驳经,疏不破注的解经原则,而不利于新思想的发挥,故束缚了儒学的发展.”[11]随着国力的衰退,过去的经学正宗已不被重视,学界出现了一股疑经之风,有学者开始重新诠释经典.
长安三年,王元感“表上其所撰《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王元感对过去经说提出了怀疑与纠正,专守先儒章句的学士“深讥元感掎摭旧义”,但是王元感“随方应答,竟不之屈”[12].蒙文通先生曾说：“在唐之世,异说与守学争,自元感始矣”.[13]在王元感之后,魏知古、徐坚、刘知几、张思敬等人“雅好异闻,每为元感申理其义,连表荐之.等魏知古尝称其所撰书曰：‘信可谓《五经》之指南也.’”[14]由此可见,王元感等人的这种疑古疑经的行为已经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种新风尚,对中唐以后经学的进一步分化奠定了基础.
这股疑经思潮在安史之乱后,愈演愈烈,大有与唐前期统一化趋势分庭抗礼之势.唐代中叶,以啖助、赵匡、陆质为代表的《春秋》学派,对《春秋》传注提出了质疑.这次经学之变因《春秋》而起,随之引发了其他经学的变化,可谓唐中后期经学分化的典型代表.陆质擅长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助、匡皆为异儒,颇传其学,由是知名”[15].《新唐书艺文志》收录了陆质的《春秋集注》二十卷,《春秋纂例集传》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陆质一派,提倡舍传求经,批评注疏之学,而宗经之本,“杂采三传,不主一家,以意去取,开宋儒春秋学派的先声”[16].宋人陈振孙以为：“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推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17]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提到：“宋人治《春秋》者多,而不治颛门,皆沿唐人啖、赵、陆一派.”[18]由此可见陆质一派的经学研究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代表了唐代经学的分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