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不在乎”

林语堂好发惊人之论.胡适逝世后,他撰文追悼,说到胡适的“高风亮节”以及最让人“望尘莫及的地方”,竟然是“不在乎青年之崇拜”.乍一看,他似乎是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其实,取如此偏锋评价胡适,正是林语堂阅世的丰富,看人的老道.俗语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一个人有了名,往往也就有了名人之累,想把名头永远保持下去的心思,也就随之而生.于是,讨好青年,迎合青年,以求得一茬又一茬青年的不断崇拜,永远不至于落到时代的边缘,也就成了不少名人惯用的伎俩.如果一个名人,连“青年之崇拜”都敢于“不在乎”,那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充满自信的人,能够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人.

仅此一点,胡适就能够让人“望尘莫及”.揆诸胡适平生行事,其“不在乎”的事情又岂止“青年之崇拜”而已我摭拾三五事例,以窥大师风范.

胡适从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开始“暴得大名”,到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问世,已稳稳坐上中国学术一代宗师的宝座.这部哲学史,被人誉为“是一部开风气之作,划时代的书”.胡适也不无得意地说：“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部书的影响.”但是,当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P437)这就使这部哲学史在一些人心里大打折扣.以金先生的学术背景与大家气象,胡适的旧学与新学皆不入法眼,原是可以想到的事情.然而,金先生所指,似乎并不能算是胡适的病.因为胡适所做的,不是梳理资料堆积学问的工作,而是方法论层面上的拓荒――给中国学术研究开辟一条“科学方法”之路.至于学问上的事,有多少才够“所长”呢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胡适哲学的,多是名重一时的哲学教授.胡适西洋哲学方面的基本训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胡适的博士论文就是《先秦名学史》(胡适自译为《中国古代逻辑方法之进化史》),这也不好说“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批评是他人的自由与权利,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胡适懂得游戏规则,“不在乎”――也许根本就不会想到,批评会使自己多丢面子.因而,他除了在老子年代考订问题上有所辩难外,其余未加理论.

胡适如此对待批评的态度并不重要,这在别人也不难做到,重要的是他对赞扬的“不在乎”态度.在胡适日记里,剪贴保存着一篇罗素为《先秦名学史》写的评论.罗素说：“好了,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胡适博士,他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的教授没有分别,至于翻译古代中国文本的精确可靠,我想任何外国人都很难赶得上.”有罗素给予的肯定与褒扬,文章又发表在美国的一家著名杂志上,观点却与金岳霖相反,这正可以拿过来证明自己,抬高身价.但胡适没有这样做,从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如果不是日记得以公开,这件事也许永久就不会有外人知道.这在胡适和胡适那一代学人中,应该不是特例.回过头来,再看看今日的学苑艺坛,挟洋人以自重,已成某些人的恶习.

在学术上,人们虽以宗师泰斗视胡适,但胡适并不因此有所骄矜.反之,在很多时候,他更像一个“学然后知不足”的学子,甚至“不在乎”自揭学术之短,哪怕是别人根本就没有发现的学术之短.

抗战胜利第二年,胡适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有个公开演讲,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这话或许也是事实,但敢于公开说出来,怕也只有胡适了.还有事例是1960年8月18日,胡适在纽约公寓会见历史学家何炳棣,说到当年傅斯年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就把原因拉到自己身上,归咎于自身学术上的先天不足.他说：“等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胡适的一番话让何炳棣肃然起敬.何先生深深感觉到,胡适这人要比自己平素想像的还要高大,唯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会讲出如此坦诚的话来.我想,只有不在名声上患得患失的人,也才能在一位后学面前,“不在乎”说出自己学问上的不足.

胡适令何炳棣感动的还有一件事.1952年6月,正是胡适失去工作职位、生活没有着落的时候,适逢何炳棣受温哥华侨领之托,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购写中文图书.何首先来到纽约胡适府上,拟购他私藏的全部伪满原本《清实录》.何原本想,胡适的经济状况不太宽裕,就打算以超过当时市值的价钱写进这套书,以此对胡适有所接济.不料胡适却一口回绝.胡适说,他已经做了决定,把这套书赠送给普林斯敦大学的远东图书馆.我们在读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中知道,胡适那时的生活真是“穷愁潦倒”,人也有些“灰溜溜”的,钱对他是太重要了.但他依然把史料古籍的保存与维护看得高于一切,毫不动心地放弃了这笔可观的款项.由此看来,胡适“在乎”什么与“不在乎”什么,确是他的原则.结果胡适于1953年5月4日,将分装在120盒共1220卷的《清实录》,正式送给了普林斯敦大学,还在给普大图书馆馆长和副馆长的赠书信上写到“故能避免宣传最好”.

要说胡适的“不在乎”,就不能不说到胡适去世前一年所经历的那场“围剿”.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台北“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式上,作了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说.演说的主旨是：为了接受科技文明,给科学发展铺路,我们东方人必须放弃“精神文明”的自傲,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与革命.这本是胡适一以贯之的老话题,用李敖的话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应具有的最基本必要条件”,是不该产生异议的.然而,由此却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胡狂潮.“立法院”有人要追究胡适讲话的政治责任；“新儒家”指斥胡适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科学,不懂佛学等“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次年2月24日,在为旅美返台院土举行的酒会上,大家眼见进入老境的胡先生,再联想起那场欲置先生于死地的“围剿”,心头阴影笼罩,谁也愉快不起来,以至于影响到会场的气氛.胡适这时反而宽慰大家：“那是小事体”,“不要去管他”,“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和思想自由.”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了,胡适“不在乎”的深意所在.

孔子曰：“君子恶居,天下之恶皆归焉.”同样道理,名人身居上流,天下之好事也都会归到他的名下.作为名人的胡适,自然也不例外,人们同样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往他脸上贴金.碰到这种情况,“在乎”事实而“不在乎”虚名的胡适,总要让经过美化的胡适恢复原貌,把经过拔高的胡适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1962年1月,李敖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的文章,对胡适一生的作为多有客观分析与充分肯定,对处于“围剿”困境中的胡适,应该是一种极大的道义声援.但读过文章的胡适,立即给李敖写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如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写菜做饭煮茶叶蛋吃’,――其实我就不会‘写菜做饭’.如说我‘退回政府送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就从来没有过送我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又如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家属的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这封信没写完,胡适就去世了.据胡适任驻美大使时的秘书回忆,退回政府宣传费确有其事,事过二十多年,有可能是胡适忘了此事,更有可能是胡适不愿以此标示清高,张扬自己.而李敖所以写胡适到监狱看望周作人,是表明胡适“不在乎”探看身有汉奸罪名的周作人,是否会玷污自己的清名.而这些一般人无法做到的事情,胡适做到了.但是,胡适没有做的事,他就不能默不作声地接受下来.他要忠于事实,为历史留下真实记录,也要光明磊落做人.所以,他会在工作既繁忙健康状况又很差的情况下,写下这封剥去过奖之辞以正视听的信――遗憾的是,信没写完他就去世了.

如今,如果涉及到别人的家庭私事,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也都不愿插手,清官难断家务事,搞不好就会引起误解.但胡适“不在乎”别人的误解,当他决定要介入别人家的私事时,他“在乎”的是对别人好.

1961年1月,有消息说,妻子已去世两年多的蒋梦麟要与杨杰将军的未亡人徐贤乐女士结婚.胡适知道后,主动上门劝说蒋最好不要走这一步,如非走这一步不可,建议在结婚前,请律师办个遗嘱,将财产明白分配.留一股给燕华兄妹,留一股给曾谷儿女,留一股为后妻之用；最后,留一股作为“蒋梦麟信托金”,在蒋生前归“信托金董事”执掌,专用其利息,为蒋一人的生活辅助之用,无论何人不得过问.在蒋身后,信托金由信托金董事多数全权处理.人情练达如胡适者肯定能够想到,在蒋即将到来的大喜日子前送来这样大煞风景的一纸建议,会让蒋多么扫兴.但作为朋友,胡适根本“不在乎”蒋的态度,他“在乎”的这些话,他不说就没人说了,而不说就对不起这位多年的朋友,更对不起朋友的孩子.结果,蒋梦麟看过他的书面建议后,极为不快,随手将其撕碎,丢进字纸篓里.幸亏秘书及时捡起,重新拼合,才得以保留下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不管是对生者还是死者,胡适的考虑都是最理性、最周到的.蒋梦麟在天有灵,当感谢胡适为友的真诚无私,也当愧悔不该对胡适有误解吧！

胡适的“在乎”与“不在乎”,在他那一辈人中虽然并不是都能做到,但也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如今,胡适当年“不在乎”的,我们却变得“在乎”了；胡适当年“在乎”的,我们今天反而“不在乎”了.

――我们的道德在滑坡吗

本文编辑　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