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沈从文文学观的核心是坚持文学的独立自由.他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和商业化,并继承了五四文学 的启蒙主义传统,从改造社会和国民性的意义上确立了文学的价值与作用.
关 键 词 ：沈从文；文学观；政治化；商业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2-0074-01
沈从文文学观的核心是坚持文学的独立自由.他继承了“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所倡导的精神,重视文学的自身独立和作家的独立人格、思想.他说：“写作不是‘职业’,却是一种‘事业’.”“必需把整个生命放上去.”他要求作家要“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做殉教者.”基于这样的虔诚,沈从文对各种追求文学功利目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排斥,幻想在社会风云激荡的时局中维系文学的纯正性和审美本质.
一、反对文学政治化与商业化
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沈从文反对把文学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即文学的政治化.为此,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党派,他既不赞同国民党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文艺”,也对左翼文学把“群众”“革命”挂在口边的做法不认同.他要求作家应当具有自己的个性与创作思想,他呼唤文学的“自由发展”.
沈从文不仅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对文学的商业化同样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作家把文学当作赚钱的工具,势必造成文学创作的自由书写为讨生活维持生计的经营写作所代替,其写作意识不知不觉从“表现自我”成为“获得群众”,于是想方设法争夺多数,因为得到多数,即可得到利益.为了迎合多数的趣味,作品往往会变成杂耍和消遣品,不但使人生文学失去严肃,而且导致文学审美特性的丧失.更甚之,文学作品一旦成为商品,投资者当然不免从生意经上着眼,趣味日益低下,影响再坏,也不在意.
沈从文认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1926年以后,便在上海与商业结了缘.1929年以后,又变得越来越跟“政治”不可分.作家中愈来愈滋长出一种“附庸依赖”思想,作品则俨然成了“大老板商品之一种”或者“在朝在野政策之一部”.在他首先发难的“京海论战”中,沈从文拒斥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袭,批评上海某些文学现象是“名土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在1936年的“反差不多”运动中,沈从文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政治泛化到文学中,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形成一股文化潮流,最终导致文学独立性的彻底丧失.1939年“反对作家从政”之争中,沈从文提出作家的抗战应从作家“特殊性”出发,以文字为武器,深刻把握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现写,便其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等.这些论争中沈从文始终固守的价值标准是文学的独立性原则,虽遭误解,也无怨无侮,表现了一个“乡下人”的执着和韧性.
沈从文在反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的时候,并不绝对,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理解与认同.在国内局势动荡的1947年,他说：“诗可以为‘’为‘社会主义’载任何高尚的入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他在给诗人柯原的信中还说诗是“一种新的情绪哲学系统.它和政治发生关联处,应当由于思想家的深湛纯粹品质,和追求抽象勇气,不宜于用工作员的社交世故身份,以能实现目前的现实为已足”.这些表明沈从文并不反对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不过他强调这种关联应表现为作品的深刻思想性,而不是适应现实的世俗习气.同时,沈从文并不是笼统地否定文学传播中的商业运作,他也认识到,文学产品的商业运行机制自有其积极作用.他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一文中说：“作品变成商品,也未尝无好处.正因为既具有商品意义,即产生经济学上的价值作用.生产者可以藉此为生,于是方有'职业作家'.其次是作品既以商品方式分布国内,作者固龙蛇不一,有好有坏,读者亦啥好酸碱,各有兴趣,读者中比较少数,自然也盼望比较好的文学作品,能欣赏这类作品.作品中制作俗滥之物,固然在短时期中即可得到多数读者,作品中制作精工不苟且的,文字有风格的,慢慢地从纵的方面说依然还有许多读者.这就是说,商业渠道扩大了文学作品传播的范围,因而也可以为艺术价值高的好作品赢得更多的读者,这对于文学袍有较远大理想的作家是一种鼓舞,使他们更愿意在寂寞中继续努力,有可能产生许多优秀示范作品.”
沈从文主张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并非不排斥文学的社会功用.相反,在他看来,只有保持距离,才能使作家保持清醒的头脑,维护文学作为思想武器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它深入人心的艺术功能和深刻的社会思想批判功能.沈从文最初离开湘西,就是因为厌恶了他所接触的好的日益消失,坏的支配一切的那个丑恶现实,抱着读点书,读好书的理想只身来到北京.但是与左翼作家为现实政治呐喊助威,进行制度的革命不同,沈从文认为,社会闹得如此之糟,并不完全是制度的原因,而是因为人心太坏,改良社会必先改良人心.而要人心净化,必先人生美化,文学可以担当这一使命.他提出“以小说代经典”,把新文学看成是“重造的经典”,用这个“经典”燃起我们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被财富压瘩扭曲了的理性.
二、从改造社会和国民性的意义上理解并确立了文学的价值与作用
沈从文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传统,从改造社会和国民性的意义上理解并确立了文学的价值与作用.具体地说,他对文学社会职能的思考更多的是从“人性”角度介入的.改造人性,重塑民族品德,是文学改造社会的基础,这接续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路.不同的是鲁迅多侧面地揭示了国民性的种种病症,意在用犀利的笔触刺痛中国人早已麻木的神经,将病苦揭示出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惫,达到启蒙和改造国民性的目的.而沈从文则强调通过人性美的展现和讴歌,向国民灌输高尚圣洁的人情美与人,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重建.沈从文在谈到他的创作时说：“我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助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的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他在创作中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俘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因此沈从文在他的“希腊小庙”中供奉着超越流俗的天然率直的人性：翠翠的秀美,送的憨厚,民风的淳朴,到处充满着祥和,与青山绿水相应成世外桃源,徜徉在这样的虚拟世界中,心灵也变得纯净起来,沈从文的目的就是要用这样的艺术来打动人、陶冶人、改造人.对于沈从文这种文学功利观,三十年代的苏雪林做过十分精当的分析：“他想借文字的力,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夺生存权利”.这是十分富有见地的.但是沈从文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多年来不被理解.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遗憾地说：“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写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因而他一生都处在孤独当中,其散文一再提到屈原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