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一、
元明之际在历史上确是一个十分微妙的时代,不单是朝代更迭,更是汉族把政权从元蒙手中夺回之际.按一般道理来说,汉族文人对此应该是欢欣鼓舞的,但仍有一部分士人,通过隐居等方式拒绝与新朝合作,他们用特殊的方式宣扬自己的主张,并通过诗歌等形式昭示其心迹、表明其立场.他们的行为背后有诸多复杂因素,并不完全是出于对元朝的留恋,还包括对新朝的认识等因素.目前学界对此时期遗民的研究不够,对该时期文学思想的开掘不足.左东岭先生在《朝代转折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这篇文章中说得很深刻：“朝代更替时期的文学,也许不一定都是创作上的高峰期,但却肯定是文学思想、创作心态、审美趣味、文学风格等重要文学因素的大变化时期”.左先生在这里肯定了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对元明之际遗民士人文学思想的研究,一方面让该时期文学思想更加饱满；另一方面可以为宋元之际与明清之际的遗民文学研究增加一个对比的向度.
以前学术界对戴良的研究关注不够,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所重视,出现了一些以戴良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如晏选军《戴良年谱》、史政硕《戴良年谱》、查洪德、李艳《金华之学的衍变与戴良的诗文成就》、唐朝晖《元遗民诗人戴良的生平与诗歌的主题取向》等,这些论文多是从戴良的生平、作品以及遗民心态等方面进行考察,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对戴良诗文的认识,但对戴良的文学思想及其复杂心态的研究还不够.
戴良一生可分为金华、吴中、渡海山东及隐居四明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属于入明前,隐居四明时期属于入明后.金华、吴中时期,戴良为文,注重文章的事功、教化作用,尤其是其早期的作品,能够明显读出强烈的事功思想.戴良在《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中曾对自己心中之“道”有一描述：“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存道也.而其所以为道者,盖或施之于功,或施之于业,或见之于文章,虽历千百载而不朽,垂数十世而弥存.若是而为寿可也.苟不其然,愿欲洁身隐退,逃弃人间,而苟焉以图寿为可道,是故老子所谓道,而非吾之所谓道也.吾之所谓道者,乃尧、舜、周孔之道也”.在这里,戴良表明自己信仰的“道”是得圣人之用的尧、舜、周孔之道,讲求儒家进取之精神.该时期戴良诗文中所反映出的文学思想以雅正为主,体现在创作风貌上以雅正、平淡为主,诗歌功能观以实用为主.
戴良山居、吴中时期文学思想的核心,可以用其《玉笥集序》中一段话来概括：“方其未用之时,有其志而无其行事,则以其性情之发.寓诸吟咏之间焉.及其既用也,而前日之吟咏,乃今日行事之所资”.戴良认为文人的最高理想是参与国家政权,写诗作文乃是退而求其次之选,体现了其以雅正实用为主的文学功能观念.入明后,戴良的文学思想开始内转,更多的注重文学的抒情功能.其诗歌中的悲凄之情明显增多,这份悲怆是元亡前诗歌中少有的.政治理想的破灭,坚守的孤独等原因,使得入明后戴良有一种无所归依、凄清的心态.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入明后,诗歌成为戴良宣泄自我感情的工具,他的文学功能观亦由原先的实用教化渐转为自我抒情.但由于元明之际的特殊历史环境,戴良缺乏像宋遗民那种纯正的底气,同时在社会上亦得不到广泛的支持与理解,他难以形成气崇山河的遗民情感,所以诗歌缺少那种骨力与气势,更多的是忧郁与凄清.
而在其前后转变的关节点上,正是戴良渡海山东这段时期.该时期戴良在现实政治上遭受重大打击,复元理想破灭,心境渐转悲凉,是其人生的大不幸时期.“国家不幸诗家幸”,该时期也是戴良创作上的逐渐走向成熟期,他对诗歌风格的追求由雅正平实趋向悲慨苍凉,开拓了诗歌意境,大大提升了诗歌的抒情功能.
二、
戴良渡海山东的这段时期,是其人明前后文学思想转变的肯綮.此时期戴良经历了从追梦到梦破灭的过程,其心态发生巨大变化,山居与吴中时期质朴雅正的审美风格开始转变,入明后的凄怆与悲慨之情在该时期已出现.
戴良之所以作出赴海去山东的决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在张士诚政权中遭受排挤与打击.这从作于该时期的《投知己书》中可以看出：“然方无事时,未尝不慷慨激发,期刎颈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害之相关,即变颜反目,遽然相背负有矣；或攘臂而挤之,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至于望望然若不识知,不肯出一语辨黑白而反附和焉者,则滔滔皆是也”.在张士诚政权中,戴良由开始的受礼遇到后来遭受陷害,这对他心态的影响很大.文章中流露出一种积愤之情,除却泛泛之交,甚至那些平日里“以斯文相亲爱不啻如亲骨肉者”,在平日无事之时能“慷慨激发、期刎颈以相死”.一旦遇到利害关系时,即“变颜反目,遽然相背负”、“攘臂而挤之,如怨家仇人”、“望望然若不识知,不肯出一语辨黑白而反附和焉”,这些背信弃义行为让戴良为之心寒.
其二,戴良对元朝还抱有最后的幻想,他要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作最后努力.这从其《渡海》诗中可以看出：“结屋云林度半生,老来翻向海中行.惊看水色连天色,厌听风声杂浪声.舟子夜喧疑岛近,占人晓卜验潮平.时危归国浑无路,敢惮波涛万里程”.纵然“水色连天”、“风声杂浪声”,却未能阻挡住归国的决心.“时危归国浑无路,敢惮波涛万里程”句写出了戴良的豪迈精神.虽然半生时间都在“云林”中度过,但用世之心未曾停歇.面对日益衰微的元廷,戴良用实际行动向世人昭示其心迹,尽管这一举动对元朝来说或许没有实际的政治意义,但对戴良来说,这次举动是他不做“负羁臣”的证明.
渡海山东这段时期,戴良心态有一明显的变化：历经了渡海前的迷茫、担忧,渡海中的豪迈,抵达山东后的渐转灰凉绝望的变化过程.戴良心态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他逐渐意识到元朝大势的一去不复返.
戴良作出赴海山东的决定后,一开始,对自己的决定,他还是有不少疑虑和迷惑的,这从其《泛海》诗中可以看出.诗作于戴良渡海山东前夕,诗中交代了他自仲夏到秋的行程,并对其渡海的缘由有所说明,陆路因战乱阻断,只有冒险劈波斩浪走海路.戴良临行前,面对苍茫无边的大海,念及未知之前途,发出“我行无休隙,此去何渺茫”的感慨.这首诗充分体现了渡海前戴良迷茫、忧虑的心态.这种心态背后的深层原因,应该是戴良对时局的迷惑和对前途的担忧.
渡海过程中,戴良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船行海上,面临重重危险,戴良《渡黑水洋》中记录了这种凶险：“舟行五宵旦,黑水乃始渡.重险讵可言,忘生此其处.紫氛蒸作云,玄浪蹙为雾.柁底即龙跃,橹前复鲸怒.掀然大波起,与危樯遇.入水访冯夷,去此特跬步.舟子尽号泣,老篙亦悲诉.呼天天不闻,委命命何据”.茫无际涯的海上巨浪滔天,铺天盖地袭向漂荡在大海中的孤舟.面对如此凶险的境况,舟子吓得哭起来,就连那老舵手亦感觉悲伤无助.当时的情形可谓危险之极,命在一线之间,“呼天天不闻,委命命何据”.
航行大海中的凶险没有让戴良退缩,相反,他的一腔归国热情被激发起来.此时他的心态由渡海前的迷惑、担忧逐渐被一种明朗、壮阔所取代.前途虽依旧充满未知与疑惑,大海的凶险和波澜壮阔及劫后余生的感觉让戴良一下子变得豪壮,他坚定了自己的这一举动,《渡海》诗中描写了经历了“紫氛蒸作云,玄浪蹙为雾.柁底即龙跃,橹前复鲸怒.掀然大波起,欺与危樯遇”的“忘生处”,戴良对人生作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和总结.虽度过了半生的云林生活,老来却冒此艰险渡海投奔元朝廷,但为了追寻心中的政治理想,践行一名儒者之道,做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故而末二句发出“时危归国浑无路,敢惮波涛万里程”的豪迈慨叹.
抵达山东后,面对“土墙讶半颓,草屋惊全圮”的场景,戴良的心态由渡海中的明朗、豪迈转向灰凉、绝望.在山东待的时间越久,他对局势的认识愈加深刻：“北来既旬月,西去尚几里.严程谓已近,危途方始此.沮洳浩茫茫,菅茅复靡靡.幽燕去魂断,伊洛望心死”.体现了戴良此时灰心、失望的心态.面对日益颓危的时局,远离故乡的戴良产生了思乡之情：“日暮坐空床,浩然念梓”戴良的这种灰心、绝望心态随着其行程前进而愈加明显.在其抵达昌乐时,这种心态达到了顶峰.此时,他对局势已完全明了,对元室的复兴彻底失去信心.《至昌乐》是这种绝望心态的集中爆发.
该诗前半部分交代行程及时局境况,后半部分抒发一己的完全灰心、失望之情.身处元朝腹地,一路走来,所见所闻,让戴良对时局有了根本认识,他最终意识到元朝颓势的无可挽回.至此时,其归国的大梦完全破灭.“我行日已远,我力日已倦”句,表明他此时的心灰意懒,初始的归国豪情完全磨灭.“既同丧家狗,亦类焚巢燕.仆御心尽灰,妻孥泪如霰”句,真切的写出戴良看透之后的颓丧、失望、无助心态.“我道苟如此,安得发不变”句,写出戴良的无奈与忧愁.政治理想的破灭,导致其心态变的绝望与灰凉,整首诗弥漫着无奈、悲凄,蕴含着深深的悲慨,诗歌的抒情功能被推到极端,与入明后的悲慨深沉之作无二致.读这首诗,能够真切感受出戴良力倦、心灰、悲戚及无助的心情.
戴良对元朝复兴的完全失去信心,使其心态陷入了彻底的灰凉绝望中.政治上的无望,让他开始转向内心,希翼用故乡、友情及亲情来填补政治理想破灭带来的创伤与失落.《山东九日二首》能明显体现出这种转变：“年年此日倍思亲,况在天涯作窜臣.”为逐政治理想,身在天涯,又逢重阳,却物是人非.忆起故乡丈篱花,眼前惟见黄叶飘.念及时局回天乏力,己身在天涯作窜臣,不由得泪洒衣襟.
三、
以上是对戴良渡海山东时期心态的梳理.通过对他此时期诗歌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心态的明显变化过程,渡海前夕的迷茫与疑惑,渡海中的坚定与豪迈,抵达山东后的灰凉与悲凄.这种心态的变化,对戴良的文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该时期戴良由原先追求雅正、平淡的诗风转向追求沉郁、悲慨的风格,并大大突出了诗歌的抒情功能.下面将从文体选择、文学风格及文学题材等几个方面对戴良的文学思想进行论述.
首先,从文体的选择上看,戴良该时期的作品主要是诗歌,几乎没有散文创作.这其中有很多原因,诸如诗歌行文的便捷等,但更重要的因素是,诗歌具有的强烈抒情功能.这是戴良最为纠结和痛苦的时期,烦扰的心绪需要排解,坚贞的心迹需要昭示,破灭的梦想需要宣泄,落空的心灵需要寄托.于是,戴良就选择了诗歌这种体裁,这充分体现了戴良对诗歌抒情功能的追求.体现戴良该时期诗歌创作成就的是三组纪行诗：五言古诗《泛海》、《渡黑水洋》、《望大牢山》、《抵胶州》、《宿高密》、《过营邱》,五言律诗《自定川人海》、《渡黑水洋》、《次大牢山》、《至胶州》、《宿高密》、《过营邱》、《寓昌乐》,七言律诗《渡海》、《黑水洋》、《登大牢山》、《至东胶》、《宿高密》、《营邱》、《次昌乐》.
戴良选用五古、五律与七律作为抒发情感的诗体,体现了他对这三种诗体的不同认识.胡应麟《诗薮》中云：“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声易杂.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盖莫尚于五言”.胡氏用“折繁简之衷,居文质之要”来形容五言,体现了五言诗的雅正与抒情相结合的特点,而这正是深受金华理学影响的戴良所追求的一种诗体.渡海山东这段时期,虽然严酷现实让戴良的政治理想逐渐破灭,但他在抒发这种悲凄之情时却无意识的采用这种兼具雅正与抒情的五言诗体,体现了雅正文学观在其内心的深刻烙印.
由以上分析得知,从该时期戴良文体及诗体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他对诗歌抒情功能的重视.同时,也可以看出理学及雅正文学观对他的深刻影响.
其次,从文学风格的变化看,此时期的作品与山居、吴中时期的作品在文学风格差异较大.渡海山东这段时期,随着对局势的日益明朗,政治理想的逐渐破灭,心态的走向灰心绝望,诗歌中的悲慨、苍凉的意味愈加明显.
山居时期也言愁,但那种愁绪散漫而寡淡,没有那种深沉的悲凄.如《山中度岁》：“去年当岁暮,我方家市邑.时复扫新居,亲朋为之集.天运不可常,周辰今已没.投迹此山中,酒杯与谁执故欢随岁去,新愁带春入.唯独闻爆声,依然如旧习”.此诗作于戴良41岁,时值岁阑,因避兵祸而居山中.诗中戴良感慨天运的不可常,同时,在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与怀恋中夹杂着一丝丝愁绪,但这种散愁是飘忽的,缺乏感染力.吴中时期的诗歌也大多是对这种离愁散绪的描绘,如作于该时期的《贱生》：“中经囡l茸浃,内策昧遐讨.受命叹蒲姿,养生疑桂脑.衰历已从华,愁容亦收藻.空惭皇览揆,敢拟彭年老.僚友鳞集,杯盘娱潦倒.酣醉及中觞,感悦乱双抱.坐当昼景移,起瞩时物好.帘前花受风,阶际露停草.无情固难恃,有生亦谁保.得酒且欢酌,万事付元造”.诗歌中有对宴欢场景的描述,有对人生短暂的慨叹,但诗歌呈现一种散飒的风貌,没有骨力,不易感人.渡海山东时期的诗歌,一改往昔的这种散淡、闲时与衰飒,呈现出一种张力与风骨.如上文中在分析戴良的心态时所举的《泛海》、《渡海》、《至昌乐》等诗中,皆充满着真切感人之情,有较强的感染力.并且,这种情感强度,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越来越强烈.如渡海之前是“孰谓情可陈,旅念坐自伤”,但到了山东后,看到兵乱后的境况后是“幽燕去魂断,伊洛望心死.日暮坐空床,浩然念粉梓”,等对局势完全明了后是“既同丧家狗,亦类焚巢燕.仆御心尽灰,妻孥泪如霰”.心态的渐转灰凉绝望,诗歌中所传达的感情就愈加深沉、悲慨,也愈感人,诗歌呈现的张力和骨力也愈强.该时期的诗作,比如说《至昌乐》,已经完全具备了入明后诗歌的悲慨与沉郁,饱含悲凄之情.
再次,在诗歌题材的选择上,该时期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对亲人题材的重视.虽然,戴良该时期作品多是纪行性质,内容大多关乎沿途见闻及对心态的记录,但向内转,向亲情的回归确是一个重要变化.
此前,戴良也写过一些关于此类题材的诗歌,如作于山居时期的《咏怀三首》之三：“儿女在我侧,亲戚还合并.终觞无杂言,但说岁功成.至乐固如此,是外徒营营”.诗中戴良描绘了儿女在侧、与亲戚把觞言岁成的融融之乐,写的平淡、闲适.渡海山东时期的关于亲情题材的诗作就完全没有了这种散淡与闲适,取而代之的是对故乡、亲人的无比思念,是政治理想破灭后对情感能有依托、能被抚慰的渴望.这类题材的诗中集中体现在《秋思二首》与《山东九日二首》中.
政治追求的幻灭,心态的完全灰心绝望.身处异乡的戴良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悲慨与忧伤,以至于“几回泪洒衣巾”.戴良对亲情的渴望从没有如此的剧烈,他渴望得到同情与抚慰,渴望得到理解与支持.戴良这种情感回归的趋向在入明后有明显体现.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戴良时年52岁,他的《客中写怀六首》(《寄妇》、《忆子》、《念姊》、《思弟》、《示侄》、《怀友》)是这一情感内转的集中体现.
由以上的分析看出,渡海山东时期,戴良在政治梦想逐渐破灭,心态渐转灰凉绝望时,对诗歌的抒情特质越来越重视,从其诗作中已看不出实用教化功能观,诗歌成为其发泄自我,宣泄郁闷的工具.他开始追求沉郁悲慨的诗歌风格来宣泄“失道”后的落寞、哀伤、无奈和悲慨.较之山居、吴中时期,对雅正平淡诗歌风格的追求减少,对沉郁顿挫诗歌风格的追求增多.诗歌更具张力,情感更加真挚饱满,更具感染力.入明后的文学思想基本上沿袭该时期的对沉郁悲慨风格的追求,更多的将诗歌看作是抒发自我情志的工具.
戴良虽然不乏劲直的气节与守道的决心,但这份坚守在元明之际却得不到广泛的支持与同情,这份坚守是孤独和落寞的.反映到诗歌上,虽然较之山居吴中时期,渡海山东时期的作品中的情感更加深沉悲慨,也更具张力,但仍然缺少骨力.在元明之际的朝代更替中,曾经出现过一批遗民作家,他们尽管身份不同,情况各异,但又均经历了一个人格心态与文学思想由激昂慷慨到悲凉低沉的转变过程.戴良在遗民诗人中是最有个性与特色的一位代表人物,尤其是他渡海至山东的特殊经历,更集中反映了其思想与诗风的变化,从而凸现了遗民诗人文学思想演变的轨迹.从此一角度上讲,戴良的渡海入山东便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行为,同时也是一个既有价值的文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