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中国人道主义思潮

[摘 要] 新时期中国人道主义思潮是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启封建之蒙,启思潮之蒙,具有较高的文化批判价值.新时期中国人道主义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顺应了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的历史潮流,影响深远.

[关 键 词 ] 人道主义 人的觉醒与重造 文学启蒙

人道主义这一思想范畴,不是中国传统思想史上的概念,它来源于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人道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而事实上,人道主义的思想是先于概念而存在的,追溯它的思想源头应该到了古希腊时代.在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大放异彩.此后,人道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在西方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反神权、反王权、反异化的不同特征.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想在现代性语境中生成,经历过两次规模浩大、影响深刻的阶段,即在五四启蒙话语和新时期以来的新启蒙话语中.在对五四时期与新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种种分歧甚至对立的看法.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想发轫于五四时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在对中国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演变历程的研究中,由于文学真实史料的不断涌现和思想不断发展而导致的不同研究视角,观点的纷争也就在所难免.而正是不同观点的相互碰撞和启发,才有助于对中国人道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使之避免偏颇而更趋理性和清晰.

一、启蒙的主题

梳理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学界已经习惯于划为不同的时间段,甚至分为低谷和两个阶段.形成共识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形成了两个明显的.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先后开启了思想启蒙与全面革新的时代.但不容否认的是,即使在两个期,因当时历史现实和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人道主义在思想层面也没有深刻的展开和全方位的探索.也正因如此,今天的回顾就有了很多批判性的反思,而不太在意或无意忽视了那些常识性的东西,甚至对“启蒙”和人道主义价值本身产生质疑.学界的研究不能只去做事后的审判官,而应当抱着历史的态度严谨地辨析.虽然对五四运动的得失有异议,但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的启蒙主题基本得到了认同.而新时期的人道主义主题却莫衷一是,有观点认为:“新时期的人道主义话语指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复归的论述本身,正是80年代新启蒙主义历史意识的具体呈现,而远不是批判性的历史分析.”[1]这种观点否认了新时期人道主义的启蒙主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这是中国真正地放眼看世界,广泛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功绩就是不仅发现了人,而且也唤起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个鲜明的特点便是人道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众多文学社团涌现,“人的觉醒”和“人的重造”都已不可阻挡地绵延和浸润在整个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中,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要求新文学的内容.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人生的文学”的口号.同时许多坚持人道主义的作家们又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梁启超的“小说救国论”,现代文学奠基者鲁迅的文学改造国民性,都受到传统人文精神与中国特定历史背景的双重影响,使人道主义最终指向了对社会的批判和改造.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他鲜明地提出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仍然是从启蒙意识的大框架着手而不是从个体自身的价值出发.由此可见,西方人道主义从斯芬克斯之谜对人的追问开始,历经不同阶段,发展得比较成熟和完备.而中国的人道主义从引入开始便承担了思想启蒙的任务,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人们选择了国家权利领先于个人权利,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

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准确的来说是1978――1984年间的一场思想界论争.由“伤痕”、“反思”文学引发的人道主义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引起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论,从而形成影响巨大的社会文化思潮.这一人道主义思潮产生于对中国自身惨痛的历史和极端的政治统治的反思和批判,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深重灾难的历史反思.对五四以来人道主义在中国社会的曲折历程的重新认识,又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涌入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有关.在五四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面对国家民族的深重危机,救亡压倒了一切,启蒙没有得以彻底进行.新中国成立后,不间断地对学术思想的批判,由此导致了人们对人道主义的思想禁锢.新时期文化思潮的变革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它在表现现实人生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对“人”的话语启蒙和人性关怀.人道主义层面的关怀作为一种精神内蕴一直渗透到新时期以后的许多文学主题中.人道主义的“启蒙”使命,首先便是从关注人的生存苦难开始.如果说种种“伤痕文学”只是对灾难和痛苦的控诉,还停留在文学的浅层次表现,那么“反思文学”便是在暴露了伤痕之后,又力图反思整个时怎么发表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的深层原因.作家们更多追溯了造成悲剧的社会政治渊源与文化心理积淀,引发对人的广泛深入的历史思考.《我是谁》《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芙蓉镇》等一大批新时期作品,都描述了众多心灵曾经受到伤害的人物,遗忘和丧失自我,造成生存悲剧.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人道主义将从独特视角切入个体人物的苦难遭际,反省他们或麻木、或忍受、或扭曲的“受难的灵魂”,从历史、政治、等不同角度挖掘生存困境背后的种种因素,并给予多方位的否定.从世纪初道德情感式的人道悲情上升到文化理性式的人道批判,无疑是人道主义在文学领域的主要成就.

人道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这两个阶段出现及其发展和演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政治、文化的背景和缘由.五四时期人性压抑源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文化的长期积淀,而新时期的人性压抑则源于路线的政治.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都是在缺乏、人的主体意识不够健全时出现的一种自觉选择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过程.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开启的是人的发现和觉醒,那么新时期人道主义注重的是对人的本质的回归,如果说五四时期人道主义文学更多的是以人道主义的思想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启封建之蒙,那么新时期的人道主义就是更多呈现个体的人性化,纠正思潮带来的伤害.

二、回归与继承

以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以文学自觉为要义的“人的文学”的复兴,新时期人道主义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达到了.对于新时期人道主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人道主义之间回归与继承的关系存有争议,《十九世纪的幽灵――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重读》,一文中认为:“与其说80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乃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人性话语的复归,不如说密布于新时期人道主义话语天幕之上的,乃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内部的‘19世纪幽灵’.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展开的过程,也正是不断地挖掘社会主义文化内部的19世纪思想资源的过程.80年代变革的思想资源,正是对50至70年代的边缘思想的重新启用.”该文视角独特,抓住了细节,指向的是对新时期与50至70年代的断裂性的否认.文章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化内部的19世纪思想资源应该包括19世纪欧洲和俄国浪漫主义小说、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话语、以康德为核心的德国古典哲学等所构成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表述.这里就有个要理清的问题,50至70年代思想资源是不是上述这些19世纪的思想资源即使有着一些,那么19世纪思想资源为什么被指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内部的溯本求源,其正是五四的遗产,这样又怎么能否认新时期人道主义对五四的继承呢.50至70年代的边缘思想的确切内涵是什么,也是指向同样的思想资源吗那么梳理一下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和思想的脉络,便能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70年代,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人们过于看重文学的政治性、功利性,政治的标准逐步压倒一切,以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取代了正常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从1951年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起,不同的意见很难得到表达,以此展开了一次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大规模的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接着,便是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和思想的批判运动: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的“反革命集团”、反,到60年代在反对修正主义口号下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最终走到了思潮的总爆发――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1966年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作为文件在党内发表的,其宗旨便是彻底地以“革命”和“政治”取代文学艺术.《纪要》鲜明坚定地提出要全面系统地抓社会主义文化战线,大力提倡对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批判,直接指出“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2].更是把文学的批判当做“斗争”,要对肖洛霍夫的作品《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写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对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深巨的国外作品尚且如此,对国内文学创作和批判上的政治高压更是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和自由,人道主义更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而大加鞑伐.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遭到了空前的迫害和磨难.毋庸置疑,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知识分子,再也没有了思想的自由和勇气,而作家的个性创作和主体性被彻底消灭.五四具有的启蒙精神和萌芽的人道主义被彻底消解.

当时,作家主体性的丧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也是文学最为悲哀之处.没有独立人格和内在方向感精神生活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文学和感人的艺术形象郭沫若、矛盾、曹禺、巴金,这样一批在五四及以后一个时期有过卓越贡献的大作家,在这一时期写不出与过去相媲美的作品.对作家的精神生命和创作生命的损害,创作主体性的衰竭,作家独立人格的丧失,政治的高压只能产生封闭、单一、贫乏的文化.更深的影响是对学术风气的败坏与文学精神的扼杀,使作家只能成为泯灭个性与自我粉饰太平的工具,再也见不到五四时期倡导和追求的“学术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艺术人物都是为了宣传某种政治理念而设置的符号,没有个性,没有生命,一个个“高、大、全”虚检测的英雄,代替了普通人的尊严和美,没有写出现代观念观照下的人和人的命运,无论是现实中还是文学创作中哪还有站立的人的影子！

文学上的统一的实现,必然导致表达生命之颤动的文学生命的丧失.如果说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内部还有着19世纪的思想资源,还有着不敢言说、不敢表达但存于内心的坚持,那也恰恰是五四的遗产,是五四精神余波的短暂闪现.人们习惯于说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形成,是在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的历史大背景下出现的,这足以说明人道主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是不可触及的“禁区”.这难道还不是一种彻底的断裂新时期,思想界自动承担起了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反思的使命.对人的遮蔽、人的异化的思考,使深受五四以来形成的“启蒙情结”影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呼唤五四精神的回归和继承.而五四开启的以个性解放、文学自觉为要义的“人的文学”也开始复兴.五四精神是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复苏的思想文化种子.“青年马克思”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阅读与重视,更是为人道主义提供了一种经典性的科学理论依据.中国的文学和思想第一次开始聚焦到长久被异化和遮蔽的“人”本身.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文艺上的思想解放,使人道主义再次感应时代的脉搏而蓬勃兴起.人道主义从最能表现人的文学开始,波及政治、哲学、历史等整个思想领域.扎实的理论与创作实绩形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人道主义创作潮流,也以一种新的启蒙的姿态而迅速影响深远,发展成新的启蒙思想解放运动.

新时期人道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不断深化,许多作家以理性审视的眼光关注着社会上的人性困顿,其情怀指向人的精神层次与心理层次.人道主义自发形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和文化的主旋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人的本质的思考与追问也就构成了人道主义的新的内容.随后,人道主义的发展有了衍变,进入90年代,基于政治经济层面的发展,渐渐发生了丰富性的演变,原有的启蒙人道主义虽然还在继续,并且仍有拓展与深入,但其主潮已经被另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世俗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所取代.此时的“启蒙”和“批判”更多是从人性本位和世俗的立场作出的,淡化了启蒙浓厚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色彩[3],并逐渐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发挥越来越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