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绝不在于少数中心城市文化地位的单一巩固,而在于更多的外省边缘文化的崛起.在客观存在的文化金字塔中,处于边缘的地域文化如何走向全国本文以对重庆文学界“走向全国”口号的学理分析为例,指出各地地域文化试图走向的不是“全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而各地域文化“走向”这种中心的路径就在于认清自己的文化身份,重视对自己独特的地域体验的书写,并着力挖掘地域体验的普世价值.
关 键 词 :重庆文学,地域文化,文化身份,走向全国,地域体验
“走向世界”是中国文学自近代尤其是现代以来响亮无比的诉求之一,也是20世纪80年代初直到世纪末的20年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关键语汇①之一 ,对“走向世界”这一语汇以及作家如何走向世界的考察,无疑能更深入地剖析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内的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社团以及文学现象,在中西比较中更深刻地探知其发生、发展与流变的内在理路.可是,当“走向世界”加上“地域文学”这个主体之后,我们发现,“世界”之于地域文学,更像一种美丽的图景.对中国的地域文学来说,现在更迫切的问题也许不在于“走向世界”,而是“走向全国”.
就中国而言,文化发展的未来绝不在于少数中心城市文化地位的单一巩固,而在于更多的外省边缘文化的崛起.早就有学者提出过,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格局的变动应该依赖于“北方学派”、“南方学派”、“巴蜀学派”、“山东学派”等等的崛起.与此相关,评论界习惯将冲出某地域文化而走向全国的作家群命名为“某军”,比如,包括贾平凹、陈忠实等在内的陕军,包括韩少功、何立伟等在内的湘军,包括刘震云、阎连科、二月河在内的豫军,包括周克芹、阿来在内的川军等如果说对“北方学派”等地域学派的呼唤更多地反映了一种外省文化意识,那么,将作家群命名为“某军”的行为则更多地反映了一种以团队方式向“全国”发起攻击的期许,背后有着对于“走向全国”的明显焦灼.
如何走向全国当我们冷静、理性地面对这种诉求时,问题的解决远非呐喊几声就能功德圆满.我们有必要从学理层面对这一口号进行解读,看看“走向”“全国”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心理,怎么走笔者尝试以重庆文学为例,以探求一可能的答案.
一、文化中心城市的诱惑
如果说直辖前的重庆文学因被囊括在巴蜀文学内而缺少对自身声音的有意识探寻、审视的话,那么,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与重庆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相呼应,重庆文学界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在中国文坛上发出独立声音的必要.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一,文学经典的欠缺重庆文学作品一再缺席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之类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奖项,二,文学名人的稀少与有着陈忠实、贾平凹等在内的陕军,有着韩少功、何立伟等在内的湘军,有着周克芹、阿来在内的川军等相比,文学渝军的建设任重道远.重庆文学界处于既无名作也无名人的境遇中,面对的却是大众对一个新兴的直辖市、一个已经崛起的大都市,其文化势必会兴旺发达的“想象的共同体”.由此,重庆文学“冲出重庆,走向全国”的吁求顺势而生.
事实上,“走向全国”这一选择出现在从古到今的巴蜀文人的成长之路中: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等古人,冲出夔门以后天地为之一宽,取得了辉煌的文学成就,巴金、郭沫若、何其芳等现代人,也无一例外地走出了闭塞的巴国与蜀地,与江浙等地的作家一起,共同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换句话说,从古到今,包括重庆文人在内的巴蜀文人,对于“全国”有着非常强烈的“走向”并在那里立足的心理诉求,而且事实上,巴蜀作家在这点上是做得比较有成效的“走向全国”是巴蜀文人尤其是现代巴蜀文人跻身文坛、进入公共文化、政治空间的必备条件.
然而仔细考察可以发现,巴蜀文人走向的“全国”不是“全国各地”, 而是我国享有丰盛文化资源,掌握了无庸置疑的文化话语权的文化中心.
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以现实的“政治”文化为中心构建起来的,故而政治中心国都就往往成为文化上的“首善之区”,占据了最为丰富的文化资源,成为文化金字塔的塔尖,对其他地方或者外省进行文化辐射或者渗透.而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占据文化中心地位的城市,除了政治中心,还可能有最早面向世界经济敞开胸怀的经济中心.
对巴国、蜀地而言,北京、上海就是这样的文化中心城市过去的北京“作为一个古老城市以及区域性的方国都邑来说,至少有3000余年的历史了,作为全中国的统一政治中心也有700余年的历史,属于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国都之一,而且因为跨越古代―近代―现当代的关系,无疑是今天最具有历史文化含量,也最具有现实影响力量的中国文化区域”②.而16世纪(明代中叶)是全国棉纺织手工业中心的上海,经过19世纪中叶的被迫开埠,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东方巴黎”中国第一大城市.与经济的飞速发展相关,上海在中国江南传统文化(吴文化)的基础上,与开埠后传入的对上海影响深远的欧美文化等融合,逐步形成了独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派文化”.所以,最具历史文化含量、也最具现实影响力量的北京,与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而为国人展示了另类文化可能的上海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当之无愧的文化中心、文化集散地.“在整个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的新文化主要是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文化,外省知识分子大多是到了北京、上海和国外才成为文化名人,才成为知识分子的.”而“外省也有知识分子,但其联系是松散的,很难称得起有一个文化界”③,作为外省之一的“巴蜀”,本就离现代文明远,属于“典型的内陆腹地文明”④,“它与先进地区的距离也不仅仅是一座秦岭,一座大巴山,一扇夔门,而是1500至2000公里的距离再加上整个太平洋”⑤.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也许唯有“西僻之乡”可以概括出其尴尬境遇.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巴蜀文化具有浓厚的封闭特征,接受现代文明的速度缓之又缓,巴蜀文人的文化身份更多地只有走出夔门,去到文化中心获得认同,才能确立.
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在20世纪文化空间的嬗变历程中,巴蜀文人几乎是非常主动地接受了北京上海这两个文化中心的引导,到京海两地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势力,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的.而没有走出去的文人,可能获得别样的命运.比如,“巴金因为直接进入了上海―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汇入新文学的主流而声名显赫,成为传统中国新文学史六大主将之一.而李人却因为早早退回蜀中、与文化中心相隔离而使其文学才能一再被遮蔽,李人的重新评价也是到了传统的文化金字塔观念受到冲击,而区域文化的独特价值受到新的重视之时”⑥.也就是说,走不走向文化中心,可能会影响到一个文人的创作实绩乃至最后在文学史上地位的高低.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重庆作家试图走向的,正是在中国享有丰盛文化资源、掌握了无庸置疑的文化话语权的文化中心:北京与上海,重庆文学界“冲出重庆,走向全国”这一决绝的口号,证明了重庆作家对来自文化中心影响的焦虑,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反思与审视,以及试图寻找并确立自己在中国当今文化谱系中文化身份的努力.
二、重庆文学如何“走向”全国
那么,重庆文学怎样才能“走向”全国先看看重庆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走向”全国的成果,也许会对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有所启发.
在重庆当代文学史的版图上,我们津津乐道的首先是小说《红岩》的出版并成为红色经典的史实,其次是上世纪80年代,重庆诗坛成为中国诗坛重镇的历史,再次是黄济人所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以及王群生的《彩色的夜》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辉煌.接下来可以圈点的就是王雨创作的长篇小说《水龙》冲击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努力以及最终的失败,张于创作的散文集《手写体》在国内引起的反响,以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莫怀戚的小说《重庆性格之白沙码头》.
将上述涉及到的50年代的《红岩》、80年代的诗歌、80年代的小说作品与本世纪十年内王雨、张于、莫怀戚所创作的作品相比较,我们发现,重庆人在重庆的生存体验得到了日渐增强的关注度与书写力度,而且,在他们积极的书写中,重庆体验的普世价值得到了一定的强化.对重庆体验感性质地的重视与对重庆体验的普世价值的追求,建构了重庆作家的积极姿态.
1.重视重庆体验的感性质地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而文化反过来又在化育着人.”⑦重庆先民创造了独特的重庆文化,而重庆文化反过来滋养着重庆作家的地域写作.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重视重庆体验的感性质地书写,是重庆作家创作出与这种独特的文化相匹配的文学作品的首要条件.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原乡意识”是古今中外许多优秀作家的共同意识之一,尽管这种“原乡”有的是物质上的,有的是精神上的.仅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而言,鲁迅有他的鲁镇和未庄,沈从文有他的湘西,张爱玲有她的老上海,贾平凹有他的商州,陈忠实有他的白鹿原,莫言有他的高密乡等每个作家依托其原乡建构起来的精神世界,都是如此特殊的“这一个”,不可复制.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他们带着独特的地域体验开始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才最终在中心文化中确认了自己的位置,走出了地域文化的限制.
当然,在书写重庆体验的感性质地时,我们有必要重视书写的几个不同层次.“最表象的层次就是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主要关注‘本土的人和事’,第二个层次是使用‘本土的话语方式’,即方言书写,第三个层次,作家可能不写本土的人和事,也不用方言,但他有‘本土的人文性格’,即所写的人物、表达的思想感情、体现出来的审美倾向等具有本土的特殊的人文气质,而最高的一个层次,作家既可以不写本土的人和事,不用方言,也可以不简单地表露他的本土人文性格,但他的某种追求、他的终极理想目标是和‘本土的文化精神’相通的.”⑧由此出发去考察现今的重庆文学作品,我们发现,大多作品现在还停留于用重庆的语言书写重庆的人和事这个阶段,对重庆的人文性格,以及重庆文化精神的揭示还需要加大书写的深度与广度.当然,用重庆方言书写重庆人和事并非不重要,毕竟,就每个作家而言,他的体验是独特的,而能够贴切地传达那些体验的语言首先应该是他的母语.这一点也可以从李人、沙汀、艾芜的创作中得到证明:当他们活色生香地运用巴蜀方言写作时,他们便成功,而当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趋向于认同普通话写作,放弃了建基于本土情绪与感受之上的方言以后,他们的文学成就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削弱.
2.追求重庆体验的普世价值
我们对地域文学的认识必须要在对自身文化属性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以全国甚至全球眼光,隔着一段时间以及空间的距离来打量我们自身.“只有地域与超地域相互对话,只有巴蜀与中国以至‘全球化’的世界相互对话,只有巴蜀方言与普通话相互对话,地域的真正涵义才可能被重新诊释.”⑨对重庆文学的写作而言,必须从重庆体验开始,但同时,绝不能在简单呈现重庆体验处匆忙结束,比如:可以从方言开始,但不能仅仅停留于追求“重庆言子”的层面上.“追求重庆体验的普世性的理性价值”,应该是重庆文学“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题中之义.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反观重庆文学界以及现在的评论界对《水龙》和《重庆性格之白沙码头》的定位,会觉得那些广告性质的宣传、试图彰显其重庆特色的评论,都是可以再商榷的.因为,如果重庆作家把这种宣传与评论当成圭臬,用以指导后面的小说创作,就会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里对重庆文学劣势的过分复制与张扬,而不能更有效地使重庆文学冲出重庆、“走向”全国.毕竟,由此出发,我们会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
回顾一下我们从巴蜀文化角度对现代文学史上的四川文学所做出的研究,也许不无裨益.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共识”:李人、沙汀是比何其芳、巴金更能代表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的作家,因为何其芳更多地走出了巴蜀,与雅言传统相通,而巴金过早地走出了巴蜀,书写的也并非仅是巴蜀体验.但不能忘记的是,李人、沙汀的创作并不仅仅属于巴蜀,何其芳、巴金的创作也并非与巴蜀完全无涉.还不能忘记的是,李人的《死水微澜》被称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⑩,其大河小说系列,建构于对巴蜀之地、之人的深刻描绘上,更建构于对普遍的人性进行详尽的刻绘上,沙汀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川西北小说风情画卷的描绘,“有着基于民族国家与阶级斗争意识的意识形态建构,有着因‘前现代’判断而认定乡土中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心态为病态的看法,有着对乡土社会明显的改造愿望”B11.而何其芳继承了巴蜀文学传统中的温情一脉,在《画梦录》《预言》《夜歌》等中,抒写了那个时代里具有普世性的青春的苦闷、欣悦与迷蒙,巴金对巴蜀文化的书写属于前述四层次中的最高者,即,巴金的人性追求、他的终极理想目标是和巴蜀的文化精神相通的,这种文化精神,就是基于对世俗规范的反叛而体现出来的青春气质和特征.如果我们承认李人、沙汀、何其芳与巴金这几位巴蜀作家的成功,那么,我们不妨学习他们,去努力追求重庆体验的普世价值.或许通过这样的努力,重庆文学才能解决“重认地域”的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让自己的地域文化意义得以生成,在地域与反地域书写的悖论式行进中,也许就能走向“全国”.
诚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不是本质而是定位.因此,总是有一种身份的政治学,位置的政治学.”身处外省的各地作家,在过去的“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B12中拥有了与北京上海作家不同的文化身份,那些“真正的过去的我们”不断影响着“真正的现在的我们”.在现在这个可以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时代,我们承接着文化中心的影响,以焦虑之心审视自身,从内在的独特体验出发并朝着普世价值努力,这样,我们对中心文化才不会再有盲目的崇拜,对中心文化的反抗才不会无的放矢.只有这样,名作和名人才会更快地诞生在重庆这片“两江夹一山”的热土上,也会诞生在其他各具特色的地域中.
注释:
①李怡:《“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三个关键语汇》,《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②⑥李怡、张敏:《“中心”与“”:文化意义的生成与生长以北京文化与巴蜀文化的比较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③王富仁:《论当代中国文化界》,《新华文摘》2002年第3期.
④⑤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第26页.
⑦阮金纯:《云南民族文化的人格精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8期.
⑧毛迅、李怡:《巴金:告别的与无法告别的》,《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四辑),巴蜀书社2007年版.
⑨李怡:《白沙码头•,重庆性格•,莫怀戚我看〈白沙码头〉的意义》,《红岩》2008年第6期.
⑩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人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B11邓伟:《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的转向思考》,《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四辑),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53页.
B12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
责任编辑 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