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想象中国”是考察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和历史变迁的重要维度,也是中国新文学确立自身现代主体性价值的基本要义.伴随着西方的“现代性入侵”,古典性的“中国形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建中国形象,催发了现代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与阐释自我的强烈热情,其想象中国的文学实践彰显了中国新文学对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的精神品格.王德威将20世纪的中国称为“小说中国”,在他看来,“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事实上,当我们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来讨论社会群体的重组和社会变迁时,“中国”的概念与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建立起一种想象性的关联.同样,当儿童的书写及想象被置于民族、国家的范畴加以讨论时,儿童文学就与现代中国文化变迁的主题紧密相关.这正是五四儿童文学基于中国情境所开展的想象性写作的前提基点：成人作家的儿童书写不仅再现了五四中国的儿童的精神困境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的深刻纠葛,而且展现了儿童是如何被纳入想象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之中的.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下问题：五四儿童文学何以能想象中国?其想象中国的文学实践对于儿童文学发生、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提出可以为我们建构起一种全新的儿童文学史视野,进而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新途径和新范式.
一、
在五四中国的复杂语境中,儿童文学自觉承载着“立国”与“立人”的特殊使命,它们的融合体现了民族国家主体与儿童主体的双重创造,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中很容易转换成民族认同或政治认同,这为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提供了合法性的条件.
进化论在中国的传入为中华民族起到了精神动员的作用,使得他们从旧梦中觉醒,正视现实的危机.这对于那些闭关自守,不思改变,盲视社会发展的社会观念无疑是强有力的冲击,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进化论所肯定的“优胜劣汰”并不会为儿童的解放提供直接的依据.在成人话语为主导的体系中,成人依旧是“优质”生命的代名词.这里的“弱肉强食”的逻辑是由话语较量中强势者的意志予以确定的,在运作中将弱势的一方定位为先天的低劣者,优越者也就不证自明.然而,与同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不同的是,儿童在这场话语中并未完全被“命定”,其强大的生命力及“未来成人”的可塑身份,还是使其挣脱了“先天”身份或“必然”命运的罗网,也打破了其从来如此的自然存在和必然如此的固然属性的宿命.
在周氏兄弟的推动下,“儿童本位”思想成为五四儿童文学界的集体共识,响应者云集.“儿童本位”是相对“成人本位”而言的,在传统中国,“成人本位”一度占据话语权力的制高点.在成人的意识里,儿童是人成长的幼小阶段,身心发展还没健全,只有在成人的教育和抚养之下才能维持自身的发展.正是借助进化论这一武器,五四知识分子肯定儿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和主体价值,试图将其从成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给儿童一个纯净的儿童世界.但是,五四中国的特殊情境很难为儿童作家提供一个纯粹的“儿童本位”的体验场所,破旧立新的时代使命驱使作家在关注儿童个体发展、尊重儿童天性的同时,兼顾儿童在社会、时代坐标中的角色定位.毕竟不存在构筑于时代之外的儿童世界及儿童净土,也不存在脱离“中国”的境地的“儿童本位”思想.
于是,五四儿童文学始终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为了凸显“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思想,作家必须拉开儿童与成人的距离、强化儿童与成人的差异,这样才能挣脱儿童归属于成人的宿命.另一方面,为儿童的真正解放考虑,作家又不得已要用成人一套话语系统来启蒙或书写儿童,这势必又要拉近儿童和成人的距离.正因为如此,五四儿童作家被迫游离于儿童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之间,难以制衡两者的冲突与矛盾.这种两歧性在五四的儿童文学先驱身上多有体现,比如郑振铎一方面认为：“凡是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本位.要顺应了儿童的智慧和情绪的发展的程序而给他以最适当的读物.这个原则恐怕是打不破的.”与此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绝对的‘儿童本位’教育的提倡,当然尽有可资讨论的余地.”这种特质使得五四儿童文学无法真正完成“回到儿童文学本身”的使命,打上了较为浓厚的社会现实的印记.
如果说上述的时代风尚、现实逻辑为儿童文学想象中国提供了可能的话,那么五四儿童文学创作者是成人的事实则强化了这种话语实践.尽管冰心曾在《寄小读者》中呼吁儿童作家的出场：“‘儿童世界’栏,是为儿童辟的,原当是儿童写给儿童看的.我们正不妨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竭力占领这方土地.有什么可喜乐的事情,不妨说出来,让天下小孩子一同笑笑；有什么可悲哀的事情,也不妨说出来,让天下小孩子陪着哭哭.只管坦然公然的,大人前无须畏缩.”但冰心和儿童的约定很难在五四时期实现,真正的儿童作家在这一时期并未产生.或者说,真正理解冰心这种期待和希望的儿童也是非常少的.从冰心收不到儿童回信的失望情形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一天两次,带着钥匙,忧喜参半的下楼到信橱前去,隔着玻璃,看不见一张白纸.又近看了看,实在没有.无精打采的挪上楼来,不止一次了!”即使当时的儿童文学界渴望儿童创作者的出现,但由于儿童自身的“不愿”或“不能”,成人依然掌控着儿童文学的话语及运作.基于此,这一时期所大力倡导的“儿童本位”思想其实是由非儿童主体的成人建构起来的,儿童世界也是成人想象的儿童世界.在此情形中,“儿童本位”也沦为成人言说自我的思想资源,其关于和面向“儿童”的言说无法真正抵达儿童主体本身,而只是成人对于儿童的一种借代的幻想.因此,在思想启蒙为主潮的五四时期,这些成人启蒙者不可避免地要对儿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教化、启蒙,让儿童意识到自己之于社会、国家的主体价值,体现其作为现代人的主体价值.这样一来,“儿童本位”并非切断儿童与外部世界,儿童与的冲突、互动,纵使有“童心崇拜”的实践者,也都在儿童相对独立的基础上肯定儿童之于民族国家的价值.
一般而论,儿童的弱者身份是很难成为“救国”使命的承担者的,只有强者才是某个国家的话语赋予的对象.然而,正是借助儿童的这种弱者身份,成人作家将国家“种性”和“族性”的提升寄希望于儿童弱者身份的现代变革.在他们看来,儿童以其独特的生命方式、未来可塑性的精神品格,拒绝把社会对于“弱性群体”的规定作为他们的命运,努力从生物种性的话语运作的权力场中生存下来.在这里,对儿童转变的要求与对中国新生的渴望,在彼此内在的关联中被催生出来,它们彼此成为对方的有机组成,这正是“弱者为强”的思维逻辑,也是五四儿童文学借助儿童来想象中国的又一重要理论前提. 二
应该说,五四成人作家对儿童这种成人话语之外的“弱性群体”的阐释与估量的方式殊异,而正视儿童教育及启蒙的可能性,则是他们的相通之处.因而,如果我们将关注的焦点聚焦于成人作家描绘和估量儿童的方式时,不难发现：五四作家对于儿童生命形态的书写暗合了五四“立人”与“立国”的时代主题,其质疑传统和想象未来的文学书写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以儿童为杠杆来开掘主体价值的现代性实践,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自觉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凸显儿童的主体价值,成人作家必然要打破传统文化对于儿童的偏见,从形象到品格都来一次全面的纠偏,同时对成人所认可的秩序和规则进行革新,使儿童真正从那种被其内化了的话语陈规中解放出来.在此框架中,“强者”与“弱者”的区别不再是生物种性范畴中的差异,而是关联着中国特定社会文化形态的话语之争.一种关于儿童受戕害和压制的叙事转变为五四作家对于传统家族文化的新一轮的价值重估,也由此生成了跨越旧时代向着一种新的话语关系迈进的想象空间.
五四是一个发现“人”的时代,过去被看成“不完全的小人”的儿童在这一时期却被理解为“完全的个人”而逐渐被拉进现代人关注的视野之中,并成为民族新生的隐喻.在这方面,唐小圃的《菊花》很好地将“中国”这一话语运用于童话的叙述中,值得关注.该童话写造物主与女儿花仙在空中闲游时,看到世界上的人类正在辛苦劳作,很是欣慰,“一个一个的,勉励向前,世界文明,一天比一天进步”.花仙建议造物主给人类送些花样子,这样世界必定会显得更美丽.于是,他们将各种鲜花洒向人间.这时,花仙拿出了她认为是第一等的花（菊花）有点犹豫,不知道该放在哪一个国家开放?她的条件是：一个极大的国,这国里有极好的人民,还有极好的天气,并且要发达到第一等国家.造物主思考后决定将菊花送予“中国”,于是一场关于“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就自然地展开：
花仙说道：“中国在什么地方?”造物主说道：“在亚洲.”花仙说道：“中国是大国吗?”造物主说道：“是大国,是大国.这个国,差不多占了亚洲一大半,还不算是大国吗?”花仙说道：“这个国的天气,怎么样呢?”造物主说道：“这个国,在温带地方,不十分热,又不十分冷,并且风雨调和,实在是好天气呀!”花仙说道：“这个国的人民,怎么样呢?”造物主说道：“这国的人民,聪明强干,勤朴耐劳,将来有许多圣贤豪杰,全要生在这个国里呢!”花仙说道：“我听说中国的人民,性情稳健,永远是按部就班地做事,因此兴旺得太慢；恐怕将来不能成为第一等国吧?”造物主说道：“中国,诚然是兴旺得太慢.你要知道,他是一点一点地,往前进步.日后他要是兴旺起来,可是比哪一国都兴旺.”
这篇童话对“中国”之于“世界”的定位及发展可能性作了预测,借助童话的想象表达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其中所传达的爱国思想言之凿凿,对于中国的现状作了交代,对于中国的兴旺发达也火胆检测设,“教这第一等的花,开在第一等的国”.尽管该童话思想性稍嫌直露,但在特定的情境中其传达的拳拳爱国之心却能产生令人（当然包括了儿童）震撼的精神力量.
上述这种观念的传达与五四时期流行的“国家主义”思潮关系密切.“国家主义”的倡导者强调培养儿童具有爱国心和共同理想,主张儿童教育应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统一的精神.这是对当时平义、实用主义教育在实际推行中出现的学生散漫、纪律涣散、管理无序等新问题而进行理沦反思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教育救国以及救亡图存国家理想目标的不懈探求.这种主张是特定历史语境的反映,有其合理性的方面.然而,如果不加过滤就直接运用于儿童文学创作者很容易流于教化的功利,容易扼杀儿童自由天性的生长,使儿童承载过于沉重的思想负累.对此,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些人反对给儿童施加过重的、功利性的成人思想.周作人分别于1921年、1923年撰文反对《儿童报》的“国耻号”和《小朋友》周刊的“提倡国货号”.在他的意识中,“国家主义”太注重政治的显效性,儿童与政治上的主义并不处于一个较为切近的范畴内,等到儿童知力完全充足的时候自然会有所择选,教育人士不应将一时一地的政治观念注入其幼稚的头脑里去,“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在他看来,“国家主义的教育者乘小孩们脑力柔弱没有主意的时候,用各种手段牢笼他们,使变成他的喽啰,这实在是诈欺与诱拐,与老鸨之教练幼妓何异”.他很同意日本作家柳泽健原的言论：“我们大人无论凭了什么神呀皇帝呀国家呀的神圣之名,都不应剥夺儿童享受自由心灵的权利,正如我们没有剥夺他们衣食的权力一样.”周作人的以上言论在当时有很大的代表性,他呼吁一些儿童文学创作者放下成人的架子,蹲下身位去与儿童沟通、交流,了解儿童独特的身心特点,营构了具有自然人性的童心世界、童话王国.然而,周作人的观点却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存在完全脱离现实语境的儿童世界,儿童文学与一样,都离不开当下现实生活的折射和影响.
相对于周作人等人强调儿童成长的自发性,忽略儿童文学的社会学内容及成人引导的必要性,五四时期一些主张“为人生”的知识分子并未将儿童的天地想象成一个“美丽的童话”,他们认为儿童教育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现实环境.叶圣陶指出,在儿童教育方面,应将儿童所固有文艺家的宇宙观善为保留,一方面须使其获得实际生活所需的知识,一方面更须以艺术的陶冶培养其直觉、感情和想象,做到“实际生活能和艺术生活合而为一”.可以说,儿童本位绝不是“儿童至上”或“唯有儿童”.正如郑振铎所发出的慨叹那样,“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企图”.针对冰心超然外物的儿童书写,茅盾给予了激烈的批驳：“她这‘天真’,这‘好心肠’,何尝不美,何尝不值得赞颂,然而用以解释社会人生却一无是处!”对于自己的想象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冰心并非没有意识,她对于自己这样的“慰安”之作,她知道是“自欺、,世界上哪里是快乐光明?”但是她“已经入世了,不希望也须希望,不前进也须前进,等走是走,但不时地瞻望前途,只一片的无聊乏味”. 面对着民族国家的危机,五四知识分子在儿童身上寄予了未来中国的理想,对于儿童的启蒙实践是其中应有之义.儿童的“不成熟状态”既有自身成长阶段的原因,也与他人的束缚和压制有关.茅盾曾指出,五四时始注意的“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五四儿童作家站在思想启蒙的高度来审视儿童,书写了一系列儿童形象.翠儿（冰心《最后的安息》）、阿凤（叶圣陶《阿凤》）、阿美（赵景法《阿美》）、三儿（王思玷《偏枯》）等人缺乏个人的主体意识,他们身上有成人一样的奴性思想.这样的儿童之于国家而言是没有太大价值的,“奴隶无关于国,仅依庇主人,以联络于国家而已”.与政治革命不同,启蒙并非易事,其过程也是缓慢的.一旦给他们讲“超前”或有异于他们习惯思维的新观念时,就会很难理解和适应.冰心的《离家的一年》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困境,在外接受教育的小弟弟给他的小姊姊的信中有这样一段：
我们的国文先生,有一天给我们讲到“杜威论思想”,他说：“杜威论思想,这思想不是你们小孩子胡思乱想的思想；也不是戏台上唱的,‘思想起来,好不伤惨人也’的思想,这是等”他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到底是什么思想来,那神气还非常的.
“杜威论思想”对于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弟弟而言是陌生的,而且他的老师也讲不清一个所以然,而作为学生的“他”就更不明白了.这其中涉及了接受机制的问题,对于接受者来说,接受习惯性的思想较为容易,接受全新的思想就不容易,至少需要一个过程,而对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很模糊的思想,困难就更大了.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启蒙,儿童启蒙更应考虑儿童主体的特性,要考虑儿童接受启蒙思想的阶段性、时代性.不可生吞活剥地将沉重的启蒙思想强加于儿童身上,导致儿童心灵发生畸变.这种功利性的说教只会如鲁迅所说的将孩子们训导成“乳臭未干的吉诃德州”）.也许可以期待随着教育的慢慢普及、民众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最终能够实现儿童与未来中国并举的理想.可是中国社会处于相互牵扯的悖论当中：儿童的觉悟依赖于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普及依赖于社会公正的实现,而社会公正的实现又依赖于儿童的普遍觉悟.这种互为条件的悖论,预示了儿童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命运.
三、
五四儿童文学无法回避儿童与成人的张力关系,它自然包纳着“儿童-成人”这一组特殊关系所带来的全部特质与悖论.儿童与成人这两个互为他者的存在丰富了儿童文学的内在含量,两者之间的冲突与互动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眼光.五四儿童文学的价值体系不可避免地要纳入到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的动态结构之中,由于儿童与关系的变动性,影响了儿童作家的文化选择.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认为,“儿童”是一个历史建构的概念,“所谓孩子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这即是说,以儿童为研究视角并非完全出于其本身研究的意义,更为重要的则是以儿童为节点和方法,勾联出儿童与社会、历史、国家等诸多维面的复杂关联.在此逻辑中,“儿童”或“童年”也可以是一个被创造、被发明的概念,它可以被建构为国家未来的符号,也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原初精神的表征.由此,儿童可以以一种缺席的方式出现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只要构成特定历史阶段成人话语系统的参照系,它的主体价值就能得以彰显.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儿童与成年尽管存在着年龄阶段划分上的差异,分属于不同的文化阵营,但它们之间并非无法勾联——“童年”的存在弥合了成人与儿童的沟壑.这样一来,成人与儿童才可以在共同的平台上交流,才能就某些问题达成理论上的一致,否则儿童与成人是无法对话的.当然,这种沟通成人与儿童的“童年”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和解.正如周作人所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成人与儿童的张力关系不会因为“童年”的存在而瓦解.事实上,“童年”是一个建构的概念和文化符号,儿童文学的“童年”具有双重属性：一个是以儿童存在形态为摹本的现时存在的童年；另一个是成人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境遇主观建构的回忆或想象的童年.冰心正是借助这种“童年”的共通性来与儿童对话的,她在《寄小读者》的开头这样写道：
似曾相识的小朋友们：
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封信里,请你们容我在你们面前介绍我自己.我是你们天真队里的一个落伍者——然而有一件事,是我常常用以自傲的：就是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现在还有时仍是一个小孩子.为着要保守这一点天真直到我转入另一世界时为止,我恳切的希望你们帮助我,提携我,我自己也要永远勉励着,做你们的一个热情最忠实的朋友!
在这里,冰心想和这些小朋友平等地交流是通过“童年”来完成的,“我从前也曾是一个小孩子”.而这里所谓“似曾相识的小朋友”也表明了她倾诉和交流的对象不是专指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而是“想象的读者”.冰心要突破成人与儿童天然的边界,需要找到两者共同的心理基础和心灵记忆,应该说她找到了.然而,毕竟“童年”这一成人与儿童共有的记忆无法抹平两者的隔膜和距离,成人与儿童始终无法恒久地自然相处或平等对话.在一篇散文中,冰心坦言,“只有《寄小读者》,是写给儿童看的,等但是后来因为离孩子们渐渐远了,写信的对象模糊了,变成了自己抒情的东西”.由此看来,“童年”之于成人或儿童的含义、形态和意义并非一致,“童年”的存在也只是将儿童和成人置于相同的层面来对话,要实现真正的融通并非易事.
儿童与成人的张力关联并非对儿童与成人变融的简单否定,而是提出同一性之中的异质性问题.彼此并立而不被某个中心整合的集合体相互建构,又相互否定,构成了五四儿童文学本体中独特的精神结构.方卫平的一段评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思想：
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不在于儿童拥有自然性而成人拥有社会性,而在于自然性与社会性在儿童、成人那里分别拥有一些不同的配比方式和组合规则.“儿童性”的本质不在于它的自然性.而在于其“自然性”与“社会性”互融互动、由自然人向社会人演进的生长性. 将儿童等同于自然性、成人等同于社会性的看法忽略了儿童与的张力关联,事实上,儿童身上也有社会性,他们也可以成为想象中国的主体：成人也可以拥有自然性,他们也有童年的记忆.两种属性在儿童与成人中的配比方式和组合规则的差异、变化,与儿童与成人所形成的张力网络密切相联.在一个张力结构中,“和解会解散非同一的东西,会使之摆脱压抑,包括精神的压制；它打开了通向复杂的不同事物的道路,剥夺了辩证法对这些事物的权力.和解将是关于不再是敌意的诸事物的思想”.这就是说,相互对立的诸因素间的否定性是绝对的,而同一是一种相对状态.有对立因素的出场就一定会有“力场”的出现.对立双方构成两极,两极之间相互吸引,彼此排斥,这就意味着,历史运动的发展态势将在两极之间滑动.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非和解”的斗争中,力量和势力强大的一方将规约历史发展的方向以及未来时间的走向.由于成人和儿童都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因而两者的碰撞和冲突难以消弭.
五四知识分子对儿童问题的思考、对儿童文学的推动主要基于成人视野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改良,他们借助“儿童”这一独特个体来言说自我,其“儿童本位”的书写中存在着成人这一强大的价值体系的他者存在.当然,这种成人的话语也不能在儿童文学中泛滥,否则必定损害儿童文学的本质.事实上,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文学创作的两翼,两者都应兼顾,当思想性成为凌驾于艺术之上的主导因素时,就会损害艺术性的表达和呈现；反之,有艺术缺陷的文学作品也不利于思想性的传达.梁实秋曾指出,“以儿童为中心的文学”实际上是成人社会的“逋逃蔽”：“由现实生活逃避到幻想生活,由成年时代逃避到儿童时代,由文明社会逃避到原始社会.”显然,成人和儿童都无法互换位置,任何一方都无法为另一方提供逃遁之地.因为张力结构中的双方既冲突又互动,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因此,五四儿童文学作品中始终纠缠着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的声音交响,呈现出复调的形态.即使是童话这种较为单纯的儿童文学形式,也无法完全脱离成人视野的观照,“童话有专为儿童写的,也有不专为儿童写的.最有名的童话作家安徒生之所作,便有一部分不适合儿童的”.这里的“不适合儿童”的部分就是置于儿童接受范畴之外的成人话语和声音.
从文体形态看,童话与寓言、儿童小说、儿童剧等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它传达故事的自足性,叙述者往往隐匿,不参与故事的进程和讨论.即将故事交给儿童.但是,翻阅五四时期的童话,我们会发现：叙述者总是抑制不住地要站出来进行言说,这种言说不止于提示性的功能,更多的是评论和总结.例如茅盾在其自创和编译的《一段麻》《海斯交运》《树中饿》等童话的结尾,加入了“在下”“看官”“诸位”等词汇,这并非简单地套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而是成人文化身份、话语权力的言说.在詹姆斯·费伦看来,声音是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声音是叙事的重要成分,随着言说者语气和价值观的不同而不同：声音是一种叙事方法,可以影响读者对人物和事件的反应与理解.声音存在于文体和人物之间的空间中.㈤成人讲述的方式体现了茅盾对于儿童文学的思考,成人作家在儿童叙事中并非沉默的主体,而是通过这种声音的传达来表征其对童年的想象,并获得儿童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双重认可和接受.即通过这种成人的发声让儿童获得自我认同,帮助儿童顺利实现社会化过程.
显然,成人声音的加入造成了儿童文学内部和谐声音的失范,容易造成读者理解的误读.成人声音的显现彰显了儿童作家自觉的“载道”意识,在“发现儿童”的同时也被儿童发现：
他（她）是某种社会的群体的代表,某种特定社会教育观念的载体,某种严肃历史使命的文学使者,一个由于儿童自己不会创作所以不得不聘用来生产儿童文学作品的工匠,一台儿童心理的测试仪,他甚至是发放糖果的圣诞老人,是指点迷津的牧师等总之,他什么都是,唯独不是他自己——一个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有独特生活阅历和情感世界的有自己独具的审美意趣的或丰满或欠缺或成熟或幼稚或快活或忧郁性格的“这一个”成年人.
正因为成人作家与儿童的经历相差很大,童年的想象只能根植于个人的记忆,五四儿童作家深刻的儿童心理体验实际上是一种“过来人的体验”,是“站在‘全知’高度对‘无知’的体验,与孩子自身的体验是增添了成年人的心理支配的”.因而,成人特殊情感的加入也在所难免.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儿童作家尽管赞成“儿童本位”的观念,但依然没有超越“文以载道”的训诫功能,特别是这种训诫的对象又是需要成人“格外启蒙”的儿童.这种训诫的思想除了从儿童本身出发的各种有助于身心发展的方面外,还有对于民族国家所持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实际上,儿童文学与政治是不相析离的,儿童文学批评也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联：一方面,作为背负特殊时代使命的五四儿童文学,其社会功能可以很好地契合时怎么发表展的政治诉求,可以以独特的方式加入到挽救民族危亡及对于民族国家想象的行列中来；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内涵的赋予有助于五四儿童文学境界的提升.对历史命运的关注、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一直是儿童文学的本质诉求.而政治文化的深层意识就是该民族的政治文化认同意识,它支配着作家的文学构想和价值观念.它能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向心归属情绪,对外防范、对内认同.因此,想象中国的儿童文学实践具有其他社会形态无法比拟的历史深度.可以说,对于这种政治文化儿童文学是既爱又恨：“在抛却文化的重负之后,它的行走也变得更为轻快和迅疾了.然而,在这样的写作中,儿童文学对于童年生活和想象的叙写也变得越来越失去重量”.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如果我们能重返五四的历史现场,意识到“想象中国”这一话语实践之于儿童文学的限度和意义,审视两者之间存在的辩证关联,势必能深化五四儿童文学的认识.
[本文为浙江省哲社规划之年课题：“中国想象与五四儿童文学的价值建构”（11ZJQN086YB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