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今年正值《文学评论》复刊30周年,复刊的第1期是在1978年2月印行的,在这之前,1977年10月25日,胡乔木同志曾对《文学评论》复刊作过重要指示.2003年为庆祝文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岁月熔金》里刊载的《(文学评论)复刊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曾有引用和叙述,那篇文章是陈骏涛同志撰写的.我长期保留着一份完整的整理稿,2003年12月已交《文评》编辑部负责同志保存,后来又把一份打印稿寄给《胡乔木传》编写组的程中原同志.
去年出版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书的第一辑综述部分收录有该编写组撰写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文,其中说到“出版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时,也多有引用,但至今没有全文披露,我想在《文学评论》复刊30周年之际,把它公布出来,全文如下：
胡乔木同志对《文学评论》工作的指示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文艺报什么时候复刊,那是另外一回事.文艺报过去做了大量工作,起了作用.要吸收它的一些长处.但你们《文学评论》却又不能完全办成象文艺报那样的刊物.研究所终究不是文联.过去文艺报时评较多.你们要登基本理论、文学史方面的文章,就不能光登时评.时评也有一个写法问题,要发表意见.莱辛的汉堡剧评提出了系统的意见(按：此处乔木同志说的汉堡剧评当系指莱辛1767―1769写的(《汉堡戏剧论》).今后文艺作品会越来越多,当然不可能一一评论.即使有的作品一时很受欢迎,你们发不发评论呢也可发,也可不发.作为欢迎和鼓励,是要发一点,否则显得态度冷淡.但也要考虑,如果你们的评论只是人云亦云,泛泛讲些意见,这样的文章即使发上一年,也作不出贡献.而且过去也有这种情况,一时很受欢迎的作品,过一程子也会证明它并不成熟.当然,开头几期,免不了一般的时评会多一些.
讨论“教育纪要”问题时,也谈了“文艺纪要”.华主席有讲话.“黑线”说法是错误的.所谓“黑线”,那置的革命路线于何地呢也把群众牵进去了.批评过文艺上的错误,那是少数、个别同志犯错误嘛！而且,是什么错误,也不能夸大.说“别、车、杜”是左联指导思想,那是没有常识的话.如果那样,鲁迅或许不那么批评了.“文艺纪要”中有的话,要注意分清.刘志坚还在,你们可去了解一下.“”实际上是否定鲁迅,他们描绘的鲁迅是没有战友的.鲁迅自己说过大方向一致,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他和郭沫若、茅盾“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鲁迅批评过成仿吾,但后来成从国外回来找党,到了鲁迅那里,鲁迅对他很热情.这是许广平回忆录中讲的.鲁迅不是一个人,有战友.“”说“黑线”,是为了制造“空白论”.“空白论”的前提就是“黑线”.所谓“空白”,也就是要由他们胡作非为.
有些作品可以考虑评论,如《二月》.当然,它比不上《林家铺子》.茅盾是老作家,柔石当时是青年人.《林家铺子》是好作品.过去批评《二月》,有一种意见说经过了大革命,怎么还会有不受大革命洗礼的地方和人物.这不知是什么逻辑！
评论作品也可能出现纠缠不休的现象,过去评《创业史》似乎就有过这个毛病.要避免这种现象.《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评论中是否也有过纠缠不休的现象过去写抗美援朝有好多小说,写解放战争的,比较起来似乎少一点.《红日》写的还是较好的.不知作家吴强情况如何
“”扼杀创作.我们今后作品会逐渐多起来.高尔基给青年作家的信,那是要求很高的,我们现在没有高尔基那样的权威.但是否也可找出有威望的人给青年作者指导.现在有些青年作者可能比较幼稚,一是受到.“”谬论的恶劣影响二是前几年图书馆锁门,他们或许不知道如何学习写作,没有看过多少足以楷模的作品.
文学史方面会有来稿的,可能还并不会少.不要只看到目前困难,出刊后会有大量作者、来稿支持你们的.“”是拉了一些人,但也要分清是主动投靠,还是不得不说两句好话的.
胡乔木同志是在他的南长街寓所召见我时作这些指示的,我猜度他是在“”中搬的家,因为1966年春天我在何其芳同志寓所见到他时,我印象中他还住在中南海里边.十多年未见,经历了“”之祸,乔木同志较前略呈苍老,但依旧精力弥满,才思敏捷,还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那天谈话的时间约1个半小时,开头是问答式的,他问我答.他对何其芳同志去世后的文学所情况很关心,还问到几位知名专家的情况,最后问及《文学评论》的复刊工作,当我在回答时提到《文艺报》也将复刊时,他接着这个话头就不停地说开去,说的都是《文学评论》复刊工作的事.所以这个谈话整理稿是从“文艺报什么时候复刊”开头的.当时我主要倾听,现场没有作详细记录.现在公布的这份谈话整理稿是在谈话结束后一小时,我回到家中后追忆整理的.
在这次谈话中,乔木同志谈到当时学部一些情况,也对我有所询问.他从1975年起就分管学部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情形,《胡乔木传》编写组撰写的《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文中叙述得十分清楚：1975年同志复出以后,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由乔木同志主持工作,他直接分管哲学社会科学部,1975年7月提名组建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并报请确定学部的地位相当于部委一级,同年9月,国务院正式通知,确定学部直接受国务院领导,其地位同于中国科学院.学部恢复业务工作以后,在乔木同志领导下,筹办《思想战线》,原有的《哲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也率先准备复刊.
我正是在这个时候,由古代文学研究组抽调去筹备《文学评论》的复刊工作,在酝酿筹备组过程中,人员先后有变化,最后确定为五人,何其芳同志任组长,毛星同志和我任副组长,成员有蔡恒茂同志和张炯同志.在内部报告上,何其芳同志拟任主编,毛星同志拟任副主编,我拟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但没有公开宣布.1975年9月18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签发了《文学评论》的复刊报告,接着我们就组织人员去各地做调查研究,为复刊作准备.但终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停顿下来.
《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文中又说到,1976年“”倒台以后,1977年4月5日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向递交《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变名称的请示报告》,5月7日,批准这个报告,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年9月,经批准,《文学评论》和《哲学研究》、《经济研究》、《中国语文》先行复刊.
我现在回忆,1977年春夏之交,就己传闻乔木同志要到学部来主持工作,但像我这样的工作人员那时不知道五月初已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乔木同志召见我时,是为十月下旬,已决定要他担任院长,过了十来天,他就到任了.据《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文中的叙述,九、十月间,乔木同志正受同志的委托忙于两篇重要文章的撰稿和修改,一篇是由他主持撰写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另一篇是协助修改的《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前一篇文章是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由此可知,乔木同志正是在忙完上述两篇文章的撰写和修改,即将出任社科院院长这个短暂时间内要我去见他的,足见他对《文学评论》复刊工作的关心,也是对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关怀.正是在这次谈话中,他说及何其芳同志时提到在50年代初他创议成立文学研究所事.从那时以来,他对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向来是十分关心的.
胡乔木同志对((文学评论》复刊工作的指示十分全面,首先他为《文学评论》定位,《文学评论》是一个学术刊物,但复刊那个时候,面临很多现状问题,要作评论,所以他说要吸收《文艺报》的一些长处,但不能像(《文艺报》那样主要登时评,《文学评论》要兼顾古今中外,要发表基本理论和文学史方面的经过系统研究的论文.
其次,他指出要批判“”破坏革命文艺的谬论,首先要批判“黑线”论,它出自(《文艺纪要》(即《林彪同志委托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那时文艺界一些同志对批评(《文艺纪要》感到为难(正式撤销《纪要》要到1979年3月),乔木同志当时根据精神,旗帜鲜明地要我们批评(《文艺纪要》中提出的“黑线”.第三,他指出对“”前文艺界发生的若干错误批判也应予以澄清,他说重新评论柔石的小说《二月》和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其实针对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对电影《早春二月》和《林家铺子》的错误批判.实际上涉及“”前的“两个批示”.可以说,乔木同志的这番话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束缚.第四,要注意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文学评论》的同志们遵照乔木同志的指示,做了很多工作,1978年复刊第1期的《致读者》中明确提出：要从理论上、从总结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和经验上,深入批判“”的“文艺黑线”论.这时我们分头约稿,除了批判“”的“文艺黑线”论的文章外,我们约请有关作者撰写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关于正确评价《水浒传》的文章,关于“左联一的历史评价的文章,重评《二月》、《林家铺子》、《红日》的文章,以及评论当时的一些优秀作品的文章,如评论话剧《丹心谱》、长篇小说《李自成》、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短篇小说《班主任》等.关于((班主任》的评论,我们有意识搞了点声势,先开座谈会,商请新华社发详细报导,然后再在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这样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我们考虑到有些文章从约稿到发表要有一个过程,于是我们在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周柯的《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这实是一篇编辑部文章,陈骏涛同志执笔起草,由我定稿,在编辑部内传阅后,作了修改,最后送请毛星同志审定,这篇文章主要贯彻、宣传乔木同志指示的精神,其中好多处具体提法其实是据乔木同志指示中的原话稍作更动而写成的.发表以后,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至少有十多家省级以上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