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作为翻译过程中关键的“人”的因素,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自身的很多方面,如译者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知识积累及个人写作风格等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对原文的传达,也正因为如此,译者主体性研究也越来越受关注.而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艺术再创造的过程,蕴藏了更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这也就给予了译者更大的发挥空间,译者的作用也就越发的突显.文章欲从研究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和发挥着手,将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闪光展露无遗.
关 键 词 ：译者；翻译；译者主体性；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383-03
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不仅是对异文化的传播,也是对原文的一种再叙.完全忠实的翻译在众多翻译实践证明中证实是不切实际的,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的介入在所难免,尤其在蕴含丰富情感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而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相关新学科对人的深入研究,作为翻译中的关键的“人”的因素,译者的光芒也越发明显,而译者的光芒又主要体现为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发挥.
一、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从最开始有文字记录的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翻译历程,在这其中,翻译理论和观点不断地变化和更新,译者的作用和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翻译实践的增加亦促使译者的主体性的概念越发的凸显,而在因素复杂的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作用更是让人不容小觑.
(一)译者主体性的发展及其内涵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我们发现,译者往往受到忽视和不公正的待遇,被冠以“高明的摄影师”,“戴着镣铐的舞蹈家”等等,在此认识中,译者处于一种被遮掩,被压制的状态.但随着翻译实践的日益增多和翻译研究的日益深化,译者在翻译研究中的主体地位逐渐被凸显,中外翻译界对译者主体性的探讨也逐渐增多.而具体来说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译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如译者个人的态度、目的、偏见、文化观念等对翻译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产生的影响及对译文表达等各方面的影响.具体体现在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整体把握,如对译文的理解表达,翻译策略和翻译时的技巧处理和词句取舍上等.第二是一些相对外在的因素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制约,这些限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译者自身的文化涵养和知识构成的制约,它对译者的理解水平和才能发挥有所影响；二是原文本的制约,它局限了译者才思发挥的框架,因原文本的体裁,结构,内容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译者的发挥；三是读者的制约,它使译者不能只仅仅考虑自身才能的发挥和对原文的忠实表达,还要注意读者的接受度和译文的可读性.译文要尽可能地适应译入语的习惯和表达,被广大读者所接受.
(二)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
作为翻译的一个重要领域,文学翻译较其他翻译而言附带了更多的文化因素和隐含着更深的文化底蕴及情感,在表达时,不仅要传达其文字的美,还要注意其流露的情感,美感和文化气息,这无疑就赋予了译者较大的自主性进行艺术再创作,译者只有不断地揣摩和感受才能很好地再现原文.出于其文化性和艺术性,文学翻译不能只是对原作的简单模仿,而是需要译者进行二度创作,在利用自身视角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将原文很好地表达出来.可以说,文学翻译作品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取决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程度.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深入到翻译的各个层面.首先,兴趣,个人喜好和时代的要求促使译者选择不同的文本进行创作；其次,文化能力又对其理解原文影响深远,个人实践和经验积累也会影响其翻译策略和方法的使用,甚至于在字词的翻译斟酌上译者主体性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需要加入译者的解读,翻译策略的处理等才能得以转换,译本才能得以完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二、译者主体性对文学翻译准备阶段的影响
译者主体性贯穿于文学翻译过程的始终,从翻译活动的一开始对译材的选择和文本的解读中就开始发挥作用.下面我们就以A Red Red Rose王佐良先生和郭沫若先生的两个译本为例,具体了解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翻译的准备阶段的影响.
(一)翻译选材
译者的主体性影响翻译的始终,从选择文本开始就体现出了其对翻译的影响.如同任何创作都会跟时代有所关联一样,翻译的文本的选择,除了受到译者个人兴趣爱好和研究方向等因素的影响外,还跟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息息相关.后者会影响前者,使其研究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两者共同作用于译者的选择.王佐良先生和郭沫若先生选择彭斯这首诗进行翻译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王佐良先生译彭斯诗选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除翻译马列外,表现在文学翻译上,主要是引进外国的革命文学和进步文学进行翻译,尤其以翻译苏联文学为主.但是翻译俄苏的文学也仅限于革命和进步的书籍,而彭斯作为18世纪下半叶苏格兰伟大的农民诗人,他的作品主题符合了这一选题标准.而作为目睹中国满目疮痍,山河破碎的郭沫若先生而言,留学日本的经历让他明白国家需要积极吸收外来文化才能充满生机,无疑,两者的选择都受到了社会时代的推动.再者,就个人而言,王佐良先生对英国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主张“译者只应该翻译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王佐良,1989.73）”,诗歌A Red Red Rose为浪漫主义的先驱者彭斯之作,是一首苏格兰民谣,清新沁人心脾的写作手法正好与王佐良先生淡雅朴素的作风相仿.而郭沫若先生在译材的选择上受为艺术的文化观的影响,同样喜欢选择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选材要求具备美的形式,且应是真情流露之作,在诗歌A Red Red Rose中原作者强调真实表达自己的情感,且运用一唱三叹的手法,这无疑符合了这一标准.
(二)文本解读
对文本的解读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活动,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译者在解读时,无形中会受到自己原有知识的影响,这种影响来源于个人所处社会的文化传统,历史风俗和个人经验的积累及自我情感等情绪的影响.也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对于同一文本的翻译,不同的译者会做出不同的处理.越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文本,译文也会更多样化,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总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解读文本时,通过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思考,其主观思想上的一些东西就会融入译文.这个过程是译者主体意识的参与过程,是能动的,有创造性的.在上述文本中,尽管是同一个文本,王佐良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翻译,不得不说这也是由文本的解读开始的.郭沫若先生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心中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而留学日本又让其接受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洗礼,在其平等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下,逐渐形成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文化观,也正因为如此郭沫若先生将“melody”解读成“管弦”,将“my luve”解读成“心肝”,不局限于传统思维,更贴近外国的语言表达习惯.而对于在翻译时强调寻找最佳对等词的王佐良先生而言,翻译文本时,我们要在考虑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在目标语中选择与源语言用词最贴近的词.故王佐良先生根据中文用词习惯,考虑原文表达内容,将“melody”解读成“曲子”,将“my luve”解读成“亲爱的”. 三、译者主体性在译文表达中的体现
文本选择和解读一旦完成,就投入到了实践的文字转换阶段.在这一个阶段,译者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更为细节的问题.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独到的见解,正因为这种差异,对于相同的文本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处理策略和阐释,而这其中译者又免不了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且在这一个阶段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对译本的最终确定显得更为的突出.下面我们从几个主要的方面看译者主体性在译文表达阶段如何影响文学作品的翻译：
(一)译者风格影响译本风格
不同的人对于世间万物都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和经历的不同,译者会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独有的翻译风格.如许渊冲教授的诗歌翻译强调“意美、形美、音美”；王佐良先生由于又是教育家又是翻译家,译文“朴素、典雅、地道、清新”；而郭沫若先生作为一代文人,受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双重熏陶,其译文形式“传统”,译文“创新”等.而即便作为译者,也不可能熟知和擅长各种风格,所以翻译时在译本中会无意识地留下译者自己风格的影子.在A Red Red Rose这首诗歌的译文表达中,一直保持清新朴素作风的王佐良先生通篇采用通俗的语言,自由体诗的形式,自然地表达,而郭沫若先生受传统文化影响根深蒂固,采用七言文言旧诗的格式,运用整齐的韵律韵脚表达,两人得出了风格迥异的两个译本.而单就这首诗歌的风格而言,作为苏格兰民歌,其语言质朴无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中“吾爱”“晓风”等词语的出现,书卷气较浓,且古朴庄重的格调与原诗随性的表达不符.而王佐良先生因其个人写作风格与原诗风格相似,在对原诗的风格和格调的传达上要略胜一筹.
(二)译者翻译策略和方法影响译本表达
不同译者在翻译同一文本时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会有所不同,而这也直接导致了译本表述的不同.一般来说对待不同文字间的翻译,我们可以采用归化或异化,直译或意译等各种翻译策略和手段.而对于词句的具体翻译和处理,不同的译者又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验采用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变通方式,自然在同一文本的翻译表述中也会出现不同表达的译本.在范例A Red Red Rose这首诗的翻译中,郭沫若先生贯彻自己的翻译原则“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以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迻译”（郭沫若,1984：331）.由此看出郭沫若先生觉得翻译时不应只拘泥于原文字句表层意思,而因抓其气势和语神,这样才能传达原文的神韵.此观点在上述诗中有很好的体现.“And fare thee wheel,my only luve,/And fare thee wheel a while；/And I will e again,my luve,/Tho 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郭沫若先生将其译成“暂时告别我心肝,请你不要把心耽!纵使相隔十万里,踏穿地皮也要还.”郭沫若先生没有完全按原诗的句意再现,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创作性的表达,紧紧抓住原文离别恋恋不舍的情感,虽没有按原文原本的词义表达,却将原文那种动人的情思和情感跃然纸上.而王佐良先生在翻译中则提倡“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王佐良,1989,3）.”所以在其对A Red Red Rose翻译时,大都忠实于原文采取直译的方法,但与此同时王佐良先生又反对死译,即逐词翻译,所以在处理“newly sprung”时,他未采用原文的语序,而是灵活的转化,译成“迎风初开”,生动的再现原诗表达的情态和动感.在范例诗歌翻译中,王佐良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在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处理上都有所变通,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两者译文都灵活且有所创新,各有韵味.
(三)译者的读者意识影响译本接受度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传播文化和作品,那读者就是我们翻译的最终落脚点.由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注意持着读者意识,秉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进行翻译活动,注意表达方法的合适度,注意忠实传达原文,不致读者误读误解,顾及和把握读者的受教育程度,审美水平等.在动笔翻译前,确定好自己的一个读者群,以便更好的把握译文的结构和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时刻在心中树立读者意识,注重与读者的交流,这样有利于提高自身被接受度和译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