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季羡林说过,“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少数几位大师.是这几位大师标志出学术发展的新水平；是这几位大师代表着学术前进的方向；是这几位大师照亮学术前进的道路；是这几位大师博古通今,又熔铸今古.他们是学术天空中光辉璀璨的明星等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了解汤用彤,可以成为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途径,可以从中学到国学大师的治学之道.
志向高远
汤用彤,字锡予,生于甘肃省渭源县,他的父亲汤霖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塾师.汤用彤从小受父训,有很深的古文功底.他曾与梁漱溟一起学习印度哲学以及佛教经典,还在清华学校接受西式教育.1918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哲学、心理学以及梵文、巴利文等.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返回祖国.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等职.1952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汤用彤早在清华学校时,即写理学文章阐明自己的志向.他曾与老友吴宓深谈,令吴宓钦佩不已.《吴宓日记》1914年4月6日记：“晚,与锡予谈,言国亡则吾辈将何作?余曰：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锡予则谓,国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为：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之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则中国不幸后之大幸也.”
在这一高远志向的引领下,汤用彤一生心力集中于学术文化.他精通多种语言,熟稔西方文化,但他最钟爱者还是中国文化.他又不拘泥于古人,力图用最先进的方法,在国际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国文化,“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形成一套富有生命力且博大精深的学问.
“素位而行,随适而安”
汤用彤、吴宓,再加上陈寅恪,是历史上有名的哈佛三杰.三人均为近代的大家,在哈佛大学留学时,互相交流,成为至交.在认识陈寅恪之前,汤用彤是吴宓最钦佩的知交,认为：“锡予喜愠不轻触发,德量汪汪,风概类黄叔度.而于事之本理,原之秘奥,独得深窥.交久益醇,令人心醉,故最能投机”.三人中,以陈寅恪学问最为渊博,而佛学功底则以汤用彤最为深厚.为人处世方面,汤用彤基本上继承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这一家风颇合禅理.
西南联大时,汤用彤被称为汤菩萨,他的学生们还私下把他称为“和尚”.他的哲学系学生汪子嵩回忆：“三位担任院长和系主任的老师各具特色.汤用彤先生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头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垂到脑后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时,我们做学生的,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学生们戏称老师为“僧”,也可以说明汤用彤为人之随和.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受学生们的敬佩.他担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时,教学以外,只管两件大事：一是聘教授,一是指导学生选课,除此之外则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身教大于言教,事事淡然处之,不争名不争利,无派别之见,倡严谨学风,文学院与哲学系在他的带领下结出丰硕的成果.
钱穆与汤用彤是知心朋友,对汤用彤的评价是：“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惠之流矣”.汤一介则回忆：“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30多年,除了因出版《隋唐佛教史稿》问题责骂过我一次,我不记得他还因别的事责骂过我,而对我和他的其他孩子更是没有打过.”
汤一介还提到了两件事：“1946年,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平东厂胡同一号成立了一个驻北平办事处,傅斯年请我父亲兼任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他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一份.’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我父亲那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这既反映出汤用彤对自己学问的自信,又体现了这位大儒对金钱名利的“钝”.
严谨的治学
汤用彤治学极严谨,轻易不下笔.“即使写一些短篇书评,指出有些日本著名学者著作中的疏漏,也是摆事实讲道理,毫无自我炫耀的表现,使人心悦诚服.”他用15年的时间写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时仍觉“不惬私意”,“现于魏晋学问,又有所知,更觉前作之不足”.最后是迫于“世事悠久,今日不出版,恐永无出版之日”,这才使得此书于1938年公开面世.此书问世半个多世纪后,季羡林评价：“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弘,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周密,实在可为中外学者们的楷模.”
对于学问,汤用彤即便在平日里也绝不轻易开口.邓艾民曾问汤用彤：“陶渊明的诗体现自然与名教合一,浑然天成,但说他‘孤明先发’,似不完全切合历史情况.”汤用彤对此仅微微一笑,不愿多作评论.有段时间,汤用彤、钱穆、熊十力、蒙文通四人经常聚在一起.熊十力与蒙文通经常就佛学问题互相驳难,不可开交.而汤用彤当时正在大学哲学系教中国哲学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1939年,钱穆写完《国史大纲》后,汤用彤建议他旁治佛学,或者改读英文,多窥西籍.钱穆请汤用彤为自己选购图书,汤用彤只为其选择了三本.钱穆觉得太少了,嘱咐汤用彤再多购写.而汤用彤则说：“以一年精力,读此三书足矣.”竟不许钱穆多写书.返回头来,我们再来了解汤一介一生唯一一次被父亲责骂的往事.
事情发生在1957年的春天.一天,中华书局的编辑找到汤一介,讨论是否可以将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汤一介觉得父亲的身体不好,如果能早出版也好,于是对编辑说：“这当然是好事,但我不能做主,得问我父亲,看看他的意思再说.”于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就找汤用彤,说汤一介同意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等编辑离开以后,汤用彤非常严肃地责问汤一介：“谁让你代表我说可以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这样的事你不能管.”汤一介不知如何是好,没敢申辩.此后,汤一介专门给中华书局的编辑写了一封信,请他向汤用彤解释.知道真实情况后,汤用彤的气才消了.按照汤一介的介绍：“父亲生前一直没有考虑出版《隋唐佛教史稿》,这是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初稿,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此严谨的治学,非一般人所能达到,实是非常令人钦佩和值得学习的.
“软弱”与“沉潜”
汤用彤当然不是完人.尤其在政治运动中,他未能像老友陈寅恪、吴宓那样以生命捍卫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这也称得上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缺陷.而像梁漱溟、陈寅恪那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实在是少之又少.对此,我们应结合当时的大环境做客观分析.
胡适与汤用彤是长期同事,彼此信任.早在1928年,他们就开始通信并保持良好的关系.1930年,汤用彤应时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邀请,出任哲学系教授,从此再未离开北大.1946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汤用彤为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有事外出时常托汤用彤代管北大事务.1947年,汤用彤前往美国讲学.1948年,汤用彤怀着爱国之心谢绝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于9月返回北京大学.当北平解放战役打响时,胡适乘飞机南下,也邀请汤用彤南下,但这一次,汤用彤谢绝了,从此二人再未见面.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汤用彤被委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直至1951年9月.北大校务委员会是一个新旧交替的临时机构,但汤用彤以一贯的温和融通作风,使各方面都能接受.1952年以后,汤用彤被委任分管财务、基建的副校长,并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委员会专门委员.他依然低调行事,即便对当时的院系调整有意见,讲话时也只是点到为止.如1953年11月在教育部召开的综合大学会议上,他说：“北大哲学系集中了全国六个系的教师,但没有考虑如何发挥那些人的作用,只是把他们放在一个地方就算了.”可以说,这已是汤用彤颇为大胆的发言了.在新的政治风气中,汤用彤变得更加谨慎了.然而,他还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中.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声势浩大地展开,汤用彤深感其中的厉害,害怕牵涉到自己,检查思想时也批判过胡适.一天,汤用彤出席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胡适批判会,会场上味很强,汤用彤十分紧张,先是碰翻了桌上的酒,接着又进行了激烈的发言,回家后即患脑溢血,昏迷数月.汤用彤此时已预感到政治运动的残酷,一向谨慎的他受不了这种冲击.1955年至1956年,汤用彤一直在与病魔抗争,即便身体有所恢复,他也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这倒使他有幸躲开了反右、反右倾等运动.
汤用彤的晚年依然钟情于学术研究.1956年病情有所好转后,他为哲学系研究生和年轻教师讲“印度佛教”.1961年初,汤用彤应《新建设》杂志约稿开始写一些“札记”,其实就是他的读书笔记.他还写了两篇关于印度医学、佛书音义的文章.1962年,汤用彤的著作《魏晋玄学论稿》在中华书局再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次印刷.1963年夏,汤用彤招中国佛学史研究生.1964年5月1日,汤用彤脑病复发,辞别人世,终年72岁.
汤一介在《汤用彤先生的治学态度》一文中有这样的思考：“1980年代我常到国外,许多学术界的朋友问我,‘为什么大陆学者们能接受思想改造,而且在十分恶劣的情况下,还教书和研究?’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说清,原因也很复杂,但我想,可能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爱国情结’,这种情结使他们可以忍受一切苦难；加之从历史传统看,中国知识分子能‘以德抗位’的毕竟是少数,而‘愚忠’的则是不在少数.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往往只能受制于上,而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特别是,当政者发动群众用教条式的主义来批判知识分子,在这种的压力下,本来就软弱的中国知识分子又背负着一种负疚感,或者真心,或者检测意,或者半真半检测地接受思想改造了.大家得了解的严酷性,多少知识分子因为不知道的厉害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无疑应检查自身的软弱,但所谓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摧毁不是更应彻底铲除吗?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的独立意识,坚持自由思想、自由创造,这样中国学术文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繁荣,中华民族的复兴才真有可能.”
乐黛云关于汤用彤的回忆文章对我们也很有启发：
“汤老先生那时就特别强调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提出了要了解世界的问题在哪里,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要了解人家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也要了解自己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还要知道怎么才能适合各自的需要,向前发展.
“记得在医院的一个深夜,我们聊天时,他曾对我说,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
这样的治学方法,不正是我们现在的学人们所需要的吗?
[作者系山西原平人.曾任《传记文学》编辑、《纵横》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出版专著《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名人的最后时光》、《人生本不苍凉――民国十六名士写真》、《桃花扇底看南朝》,合著《京剧典故》等书.2012年在电视台主讲“始皇遗嘱”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