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所谓身份,一般意义上是指出身和社会地位,如《宋书王僧达传》:“固宜退省身份,识恩之厚,不知报答,当在何期.”身份一般有两类:指派身份和自塑身份,前者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如出身、成分、性别,后者是主体自我选择并自己塑造的,如职业身份.在传统社会,所有人的身份基本上是批派的,个人无法改变和抗拒,如农民的儿子永远都是农民.身份虽然是一种符号,但它是分享社会权益和获得社会资源的惟一依据.从理论上讲,身份一方面是社会体系的最基本的结构部分,也是具体社会阶级、阶层、群体、职业的结构标志,如果以身份作为社会管理的惟一对象,就会产生身份制度,身份制是在身份的基础上“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社会产品.它们不断构成不断演化,如吉登斯所说的社会“结构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那样,身份和身份制既是条件又是结果.另一方面,在身份制下的身份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定位,反映了阿尔图塞所说的统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召唤关系.所以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永远维持某一种身份系统.这种身份制下的身份固化与变迁的管理就形成了身份政治.
都普利斯(P.dupreez)在《身份的政治》一书中曾指出:政治确立和维护某种身份系统,是为了使社会的某一部分比其余的部分能获得较优越的地位.一方面,政治力量(民族的、国家的、党派的等等)要为它的主要或全部成员争取比其他群体更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同一政治群体中,某些身份又比其他身份更优越.这就是所谓的身份政治的最佳表达.身份政治是以某一种形式的差异为特别重要的身份标志,以它来衡量这一身份共有者的生存基本矛盾和压迫关系,确定他们的基本利益,并简化和还原他们实际生存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和多元多样性.身份政治,正如考夫曼(L.A.Kauffman)对它的定义,指的是“一种关于激进政治的新原则:身份应当成为政治视野和实践的核心”,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身份成为政治立场的组织动员力量,第二,阐发、表现和肯定某种身份成为政治的中心任务.所以身份在传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治理中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民族解放运动、阶级斗争、人口管理.
中国社会可以说就是一个身份制社会.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及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才开始发生变化,康梁变法、“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开始解冻古老的中国身份制冰山,及至中国的新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身份制受到更强烈的震撼,身份的解放出现了一个大的跃迁.但是,无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社会变迁都是不彻底的,并未实现结构性改变.旧的制度解体,而伴随着该制度一起发展持续的观念并没有随着制度的解体而消失.那些几千年沉淀下来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以习俗道德为基础的惯性思维倾向和行为倾向已经制度化,具有较强的张力,辐射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而且其中的社会成员形成的相应于所在制度的价值观念是那样根深蒂固,不易离去.其意识结构中会对应地建立一整套价值观念体系,在他们各自的具体活动的情境中左右其行为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身份制长时间持续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作为一种文化的结构部分被一代一代传递下来,当现代的中国人遵照现度行事时,总是带有身份制的行为倾向.如“农民工”的说法本身就是身份歧视.现代社会应当是公民政治,所有人都是公民,平等享有公民权利.
中国传统社会的身份制在政治层面上,大体上经历了家族身份制、阶级身份制、单位身份制、阶层身份制等形态.
家庭身份制与家族政治紧密相联,也与中国传统家庭的养育方式和农耕方式有关.让哺乳期妇女有更多时间照顾所生子女,使母亲养育子女时间过长,形成子女对母亲的依赖性.依赖可以导致权威生成.对生母的重要导致对舅舅和姨娘的重视,即便发展到父系社会阶段,也没有放弃.于是,对宗亲和九族内的亲属都很重视.正如恩格斯所说:“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了这些氏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这种亲属制度促成中国社会人伦体系,中国身份制度形成,并有效地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发展的摇篮.以后规范化为中国的“礼制”、“宗法”及绵延远久的思想体系.以它们为载体,中国身份制度持续了几千年,构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部分.
阶级身份制是与阶级政治一致的,是政治上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需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身份系统的区分尺度是“阶级”.这种阶级划分是与某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划分则由社会生产关系逐渐转化为意志论,再转化为血统论.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关系和财产情况是阶级分析的主要依据,由此,在政治上分为两大阵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或者“革命的”和“反革命的”.这些“阶级”被落实为每一个具体社会成员的“属性”,成了他的“成分”.甚至当这种阶级划分的物质条件不再存在的时候,人们的身份依然不变.这种阶级分析完全是为确立政治身份系统怎么写作的.政治身份的确定,有利于统治者“简单”控制社会,甚至随时可以利用手中的身份确定权而排斥异己、打击他人.
单位身份制是与单位政治同步的,是实现高度社会控制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资源有限,但又要实现飞速发展,于是就实行了严格的“单位制”.每个人都以单位作为自己生活和生存的基点,单位不但要提供所有资源需求,而且你个人的命运甚至全家人的命运也和单位紧紧捆绑在一起,所以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一个好单位等于就是选择了一个好的命运.特别是单位制通过资源垄断和空间封闭实现了对单位成员的高度有效控制以及单位成员对单位的高度依赖.同时单位成了单位人的身份价值的表征甚至是判断好人与坏人的标准,甚至到今天,我们去政府部门办事,门卫首先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因为他们坚信好单位一定是出好人,如果没有单位,那你肯定不是好人至少让人怀疑你是不是好人.单位政治就是这样通过管好单位再由单位管好人,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因此要想换个单位比什么都难,单位人事部门把持着人事调动大权,把每个人限制在自己的单位里生老病死.
阶层身份制与阶层政治相吻合,是社会分层的产物.在阶级斗争让位于经济建设之后,人们不再对阶级出身感兴趣,甚至出现了“恐阶级症”.但社会结构总是分层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社会分层问题上基本是根据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的阶级分析方法,沿用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五个阶级的界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致力于反对资产阶级和缩小工农差别.由于政治上是人民当家作主和无产阶级,经济体制又较单一,加上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保守性的平均主义,社会分层并不明显,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差别不大,基本上可分为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四个大阶层.开放改革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使单一的所有制向多种所有制并存转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社会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了政企分开,人事及户籍制度比较宽松,招聘制和合同制的广泛使用,加速了社会流动,特别是分配制度上“大锅饭”被打破,社会成员在经济收入、劳保福利上差距拉大,社会分化比较明显,产生了一批先富者和暴富者,也出现了一些失业和盲流,社会分层越来越复杂化.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工人和农民的区分是十分严格的.
从上述可知,农民工问题,实质上是身份政治的产物,要彻底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必须尽快实现由身份政治向公民政治的转变.中国进入了深度改革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革,中国的发展将面临巨大风险,因为中国的发展就像是一列飞速行使的列车,当需要拐弯时必须减速,而我们现在是加速行驶,如果没有好的制动系统,就有出轨的危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建立公民政治.公民政治是一种基于公民平等的政治,即每个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国家的一切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资格,平等地分享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怎么写作,同时,每个公民在国家内可以自由流动和自由迁居,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教育资源和卫生资源.基于这样一种公民政治的要求,解决好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首先必须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区分,实现“一张走天下”,这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根本前提.其次,在此基础上打破城乡界限,消除身份歧视,平等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如教育、社保、医药卫生等.第三、在加快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进城的同时,要大力建设小城镇,在生活待遇和生活方式上彻底消除城乡差别.第四,建立健全人口流动制度,允许农民自由迁徙,直到没有“农民工”这一说法,农民工问题才是真正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