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的哲学

摘　要：从哲学视角,在“真”与“善”两大领域对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问题作了探讨.明确指出,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分别是科学理性和个体自由精神的产物,而这两种精神正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内核和两种元精神.这暗示在教育环境,切实加强健身教育与竞技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 ：身体教育；竞技运动；康德哲学；科学理性；个体自由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4－0011－06

我国体育理论界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体育概念问题大讨论以来,围绕着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与竞技运动(sport或sports)这两个关键语词概念的不同理解,逐渐形成了两大学术思想流派,即“真义体育(physical education)观”和“sport大体育观”,两种体育观长期以来针锋相对,无法调和.

在哲学界,人们常说你不是康德派,你就是黑格尔派.在中国体育界,我们也可以说,你不赞成“真义体育(PE)观”,你就赞成“sport大体育观”.通常,教育系统人士大多赞赏“真义体育观”的学术观点,而体育(sport)系统人士大多持“sport大体育观”的学术观点.为了协调长期以来这两种相互对峙学术观点之间的关系,国家有关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组织力量,研究制订了两个《纲要》,这就是1995年由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同年稍后由国家体委(即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以期在上述两种相互对峙学术观点之间达成一个新的平衡.

1.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困惑

虽然暂时达成了一个新的平衡,但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一个根本性解决.例如,在体育(sport)界,由于“sport大体育观”的独断统治,把体育(PE)称之为“小体育”、“狭义体育”、“体育教育”,从而造成人们无法正确认识体育的真义.更为甚者,国家体育总局在把围棋、象棋、桥牌、相继列为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之后,在2003年又把“电子竞技游戏”公布为正式开展的第99个体育项目.“体育”在中国成了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东西,而真正的体育(PE)――健身教育、体质教育,却落到了荒芜的境地；而在教育界,我们过去常常提出的“重健身,淡竞技”的学术观点,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体育学教授西登托普(Siedentop)经过20多年对游戏理论(playtheory)、游戏教育理论(play education theory)的潜心研究创建而成的竞技(运动)教育(sport education)课程与教学模式的影响下,尤其是这一课程与教学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在许多国家实施并获得巨大成功以来,又使许多持有上述观点的体育教师感到无所适从.

造成人们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上述困惑的主要原因,与我国体育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很好地认识什么是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和竞技运动(sport)有直接关系.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与我国体育理论界长期以来缺乏从哲学的视角深入思考与阐释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问题有关.笔者认为,体育概念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语词概念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文化问题.它涉及到逻辑学、认识论、本体论、辩证法等一系列远为复杂的哲学问题.如何从哲学层面阐明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产生的两种元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在教育环境切实加强健身教育和竞技教育,不仅是把体育概念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拓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呼唤.

2　什么是哲学

哲学是什么,对许多体育界的人士来说,也许永远是一笔糊涂账.例如,2004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到了体育界就成了《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的意见》,把“哲学”二字去掉,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许多体育界人士看来,似乎哲学与体育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哲学”一词是从西方来的,源于希腊文的philosophia,philo是爱,sophia是智慧,所以从词义上说,“哲学”就是“爱智”,智就是知,“爱智”就是爱知识,没有知识就不会有智慧.这表明,从西方人的传统观点来看,要对问题进行哲学研究,首先就要讲认识论,而要讲认识论,就必须首先掌握逻辑学――这一发现真理的工具之后,才能进入到真正的哲学研究.

中国的传统精神和西方哲学的精神有所不同.中国的传统精神特别注重道德,特别注重人的修养和德行；而西方的哲学传统似乎更强调的是认识,是知识和论证.虽然知识与道德这两个东西不是截然分开的,不是说你重视知识就不要德行,也不是说你有德行就不要知识,但知识与道德,理论与实践,现象与本体,必然与自由,事实与价值,真与善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两者应按照各自的规律来进行,它们分别遵循的是自然律和道德律.对这个问题讲得最清楚的是被誉为“现代哲学的源泉”的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这两本大书专门讲的就是这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批判”一词,并不是“打倒”、“批臭”的意思,而是“分析”、“辨析”、“划界限”的意思.《纯粹理性批判》针对着认识论(关于“真”的问题),《实践理性批判》针对着学(关于“善”的问题),他的第三大批判――《判断力批判》针对着美学(关于“美”的问题),是连接前两大批判的相似度检测和桥梁.康德彪炳史册的三大“批判”,为我们从哲学视角划清“真”、“善”、“美”的界限,并进而思考体育的“真”、“善”、“美”问题提供了极好的答案.康德把哲学的使命归结为3项：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这3个问题,综合起来也就是康德哲学所关心的最终一个问题：人是什么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告诉我们的有关哲学的真谛.

因此,要真正深刻理解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的哲学含义,我们就不得不从最艰涩、最深奥、最富于思辨气息的康德哲学人手,在“真”与“善”两个领域确定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的各自价值.相反,那种不想在康德哲学上花费精力而打算直接掌握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哲学内涵的企图是十分幼稚的,其结果也必然是肤浅的.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在研究体育概念问题时重视康德哲学,不仅是因为只有理解了康德的“三大批判”,才能划清体育“真”、“善”、“美”的界限,而更为重要的是,只有理解了康德哲学前两大批判(关于认识论和学)所强调的人的认识能动性和行为能动性(自由选择)的观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实践上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这对正确引导人们更好地主动参与体育实践活动,无疑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

3　哲学视域中的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

在哲学界,李泽厚先生曾明确主张“要康德、不要黑格尔”.在体育界,我也可以旗帜鲜明地说“要‘真义体育(PE)’、不要‘Sport大体育’”.我反对建立在中国混沌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儒家实用理性型思维基础上的“sport大体育观”.并明确指出,“以‘竞技(sport)当体育(PE)’是中国体育认识上的最大误区.”用科学语言正确界定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人们常说“中国古代无体育,中国近代体育不科学,中国现代体育无理论”,此话不检测.由于我国体育界对“体育”概念的界定通常采用的是一种“综合性定义法”,因此,上述问题中所说的“体育”是包含着“身体教育”和“竞技运动”这两个概念的,这应该不会有什么异议.然而,如果我们对上述问题再作进一步追问,并试图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上升到哲学文化的层次上来加以认真思考.我的初步认识是,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之所以不会在古老的中国产生,之所以产生在西方,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缺少两种东西有关,即科学理性与个体自由.而科学理性与个体自由精神正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内核和两种元精神.如何从科学理性的视角,借助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观点来认识身体教育,如何从个体自由的视角,借助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观点来认识竞技运动,这是我们从哲学视域来深入认识这一问题,并进而回答为什么“中国古代无体育”的关键.这不仅使我想起康德生前最喜欢的那句格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3.1身体教育(PE)――科学理性精神的产物

西方哲学大致可以分成古代、近代、现代3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中心议题.古代哲学主要是研究本体论学问.到了近代,哲学家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认识论.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因为只有解决了人类如何认识世界问题,才能够对世界本原问题做出进一步解答,才能够确定人类认识自然的方式和能力.

围绕着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近代哲学家分成了两大阵营：即经验论和唯理论.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是经验论的代表；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是唯理论的代表.经验论者注重认识的感性内容,但却无法找到认识结论的普遍必然有效成立的根据；而唯理论者注重认识的理性形式,但却无法说明认识成果不断丰富、不断更新的原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康德的二元论作为综合上述两大思潮的认识论体系出现了.这就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要论证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问题,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又扩展了知识内容的真正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要注意康德在这里是研究“如何可能”,而不是“是否可能”,因为“是否可能”已不成问题,数学和物理学已在事实上证明成为科学知识的可能.“如何可能”就是说,真正科学知识成立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它的范围和界限问题.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对象区分为经验的现象和超验的物自体具有重要意义,认为我们的理性(广义)只能认知现象,而不能到达物自体,像灵魂、上帝、世界、自由等现象界之外的“本体界”.这是因为可以获得“感性直观”知识的感性能力和可以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的知性能力,都是关于对象现象界知识的认识能力,人的认识能力只有在这个时空框架和知性范畴互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像宗教、上帝、灵魂不朽、自由等概念之所以被拒绝在“科学知识”的大门之外,是因为这些只是一些超验的“观念(ideas)”,并没有相应的感觉经验的“对象”,这样,康德就为“科学”与“宗教”划了一条严格的界限；而像一些我们虽然能够感觉到的东西,如,动机、效果、德性、幸福等问题,由于它们又不具有普遍必然性,用康德的话说它们“不可知”,因此这些也不是科学知识.总之,理性在科学知识范围里不能僭越,一僭越,就会产生不可克服的矛盾,这就是康德有名的“二律背反”.康德的这一重要观点,为我们在正确认识身体教育问题时,把娱乐、自由、游戏、不确定性的身体活动等概念排除在科学认知领域奠定了基础.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结晶.西方哲学界通常称16世纪为“冒险的时代”,称17世纪为“理性的时代”,称18世纪为“启蒙的时代”.“体育(PE)”一词之所以最早出现在被誉为“启蒙时代”的18世纪60年代的法国,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哲学、人体医学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西方哲学界公认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年)是西方近代哲学之父.的确,笛卡尔是近500年西方哲学的真正奠基者.他一方面继承了古希腊的求知精神的传统,另一方面他把对物的思索同对人心灵、对上帝的思索完全分离开来,这是一大创举.无论人们怎样高估这一创举的价值都不过分.作为近代哲学起点的笛卡尔第一哲学是以二元论哲学形式出现的,而这主要表现在笛卡尔对身心关系问题的认识上.笛卡尔确定了3种实体的独立存在,即：物质实体、灵魂实体和上帝实体.人是两种实体的合成,即作为物质实体的身体和作为灵魂实体的心灵.人是上帝的造物.物质实体的属性是广延和运动,灵魂实体的属性是思维.灵魂有认识物质的能力,而且,它是不朽的.笛卡尔认为,物质的实体与思维的实体的对立是极端的,在身体领域由机械的必然性支配,而在心灵的领域存在自由和目的性.物质实体的存在与灵魂实体的存在绝对无关,它的存在只遵循机械运动的规律.笛卡尔将身心关系问题尖锐地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促使人们更深入地思考思维与存在这一重大哲学问题的起点.人们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笛卡尔看作近代哲学的创始人,或者说,近代哲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恩格斯曾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醒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意义.”

作为近代唯理论哲学观点的代表人物笛卡尔为什么要把身和心、物质性的东西与理智性的东西完全分开呢冯俊认为,笛卡尔的目的可能有以下3个：第一,不将身与心、物质性的东西与理智性的东西分开,就不可能有正确认识；第二,将身心分开,就是要反对那种“物质能思维”的观点；第三,要论证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死.在这3个目的中,对我们今天认识身体教育最有价值的是第一个.因为人的身体是物质性的东西,是经验能够感觉到的对象的现象界,是自然的一部分,身体的生长发育成熟衰老具有自然的必然性,是有规律、有秩序的,更为重要的是,身体的这一自然规律和秩序是人能够正确认识的.长期以来,我们在对身体教育一词的理解上,存在许多误区.这种理解的误区源自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混沌一元论和“身心一元”论的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对“体质”概念的理解上,把心理因素也包括在内.笛卡尔认为身体就是物质实体的观点,对我们重新认识身体教育和体质概念具有巨大启发.因为只有把身体教育理解为身体实质的教育,我们才能按照自然律的法则去实施健身教育,这种教育是受自然因果律支配的,它是一种自然的教育,是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教育.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这种教育.

由于身体就是物质的实体,除骨骼、肌肉外,人的五脏六腑、牙齿等也是物质实体的一部分,而物质实体的属性是广延和运动,因此,凡是违背物质实体属性的行为,就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如目前日益严重的各种运动不足性疾病(hypokiic disease)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蔓延,就是人们违背物质实体属性的具体表现.卢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要针对爱弥尔(虚构人物)实施身体教育.

运动是针对身体实质的教育所采用的主要手段,而人体运动是以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的形式表现的,因此,进一步考察一下什么是身体活动,以及什么样的身体活动对体质的增强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是我们在科学认知领域认识身体教育问题的基础.所谓身体活动是指能使骨骼肌产生能量消耗的任何一种身体运动.这一概念已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这一概念含有两个要素：(1)由骨骼肌产生的身体运动；(2)引起能量由低向高变化的消耗.从身体活动的定义可以看出,身体活动包括运动锻炼(exercise)、竞技运动(sports)、身体娱乐活动、闲暇活动以及各种职业活动等.但就针对身体教育而言,不是什么样的身体活动都可以应用,也就是说,要增强身体的实质,身体活动不是随意的,而是有规律、有意识的,即我们所说的规律性运动锻炼(regularexercise).因为exercise的准确定义正是“保持和提高健康或体质为目的的有计划、有内容安排和重复进行的身体运动”.Exercise是一种合自然规律性和普遍必然性的运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种运动是以提高健康体适能(heah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为目的的运动.健康体适能概念的提出是身体教育问题进一步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这种体适能成分(包括心血管耐力、肌肉力量、力量耐力、柔韧性和身体成分)与我们所说的促进健康与增强体质的关系最为密切.现代健身运动的三大理性支柱(健身运动处方、最佳运动负荷价值阈和巡回锻炼法),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种体适能成分构建的.

除运动外,物质实体的属性还有广延.广延就是范围广泛的意思.对身体而言,就是除规律性运动锻炼外,一个人要有好的体质,还要涉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遗传因素、优生优育、良好的营养卫生保健措施等广泛的内容.

在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哲学出现前后,人体医学的发展对人们正确认识身体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如,维萨留斯(1514--1564年)1543年出版的伟大著作《人体结构》对人体解剖学的巨大贡献；哈维(1578―1657年)1628年出版的生理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心血运动》所系统总结的他所发现的血液循环运动规律及其实验依据对人体生理学的贡献,以及17世纪马尔比基等人用显微镜发现了有机体的新世界等等.实际上,哈维血液循环的观点能够在法国得到人们的认可,与笛卡尔的有力支持密不可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至今运动锻炼生理学(exercise physiology)一直与体育(PE)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

正是由于人们能够对物质性的实体――身体进行正确认识,正是由于人们对身体“敢于认识”,正是由于人们对人的身体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针对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中世纪所宣扬的“肌肉是灵魂的监狱”、“折磨你的肉体来拯救你的灵魂”等禁欲主义学说,大约在1760年,在笛卡尔的故乡法国,才有了“身体教育(PE)”之说.身体教育,即在汉语中简称的体育,就是针对身体实质的教育,就是遵循身体自然规律与秩序的教育,就是体质教育.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爱弥儿或论教育》一书的第一卷系统论述了如何针对爱弥尔进行这种身体教育问题.所以,体育(PE)从一开始产生就具有科学性,它是科学理性精神的产物.今天我们正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旗帜鲜明地说,中国体育要讲科学发展观,不能不讲体质教育.

3.2竞技运动(sport)――个体自由精神的结晶

如果说身体教育的出现源自于科学理性精神,它遵循的是自然律,那么,竞技运动则源自于个体自由精神,它应遵循道德律.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竞技运动产生于西方,产生于游戏,它是由游戏(play)――比赛(game)逐渐演变而来.因此,要正确认识竞技运动,首先就应对游戏的本质这一元问题有一个正确认识.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受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研究》一书中),人文社科领域掀起了一股反本质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在近年研究体育概念的文章中也有所表现.由于维氏的反本质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家族相似性”游戏理论中(如维氏认为：“在被我们称为游戏的各种活动之间真实存在的东西就是这种特征上的不断变化着‘家族相似性’,而无所谓无一不变的本质”),因此,在此谈游戏的本质有无问题,无疑会引起某些人士的质疑.

游戏真的无本质吗如果游戏没有本质,那么,为什么在游戏是自由活动这一点上,人们的意见会如此一致实际上只要我们仔细考察维氏谈论的游戏各种特征(如竞争性、象征性、技巧性、消闲性等),就会发现,除消闲性外,他所说的这些特征都是与目的无关的一般事实特征.而在与目的有关的某些特殊事实层面上,则是错误的.由于本质主义的立场是理论工作者从事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所以,研究游戏理论的本质问题,无疑需要本质主义.我国学者董虫草在吸收了自由论和目的与手段的内外在性质论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将游戏概念界定为“游戏是因自足而让人在整体上感到自由的活动”的观点,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游戏的本质.自足是就内在手段与内在目的的一致性而言,自足、自由才是游戏之所以为游戏的本质.

要从哲学层面谈自由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深入理解康德关于自由的哲学观点.这是因为自由不仅是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对游戏的基本定性,而更为重要的是康德还是以理论家的身份谈论游戏并从游戏论的角度看待艺术现象的第一人.

自由与自然的必然性之间的背反关系问题,是整个康德哲学的研究起点,也是康德批判哲学所要解决的两大课题.正如康德所说“‘人有自由；以及相反地：没有任何自由,在人那里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性’.正是这个二律背反,把我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使我转到对理性本身的批判上来,以便消除理性似乎与它本身矛盾这种怪事.”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一书谈的就是自由和道德问题.自由概念形成了康德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的过渡.

康德认为,自由和道德问题,只具有实践意义,不具有认识论意义.所以他说他不得不扬弃知识,以便为人的自由、道德、信仰留下地盘.这就是说,知识虽然重要,我康德也不否认,但知识问题,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人们能认识什么,不能认识什么,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要论证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问题.然而知识毕竟不能解决道德问题.所以,在谈道德问题时,就要把知识问题“去除”并“保存”起来,存而不论,这样才能谈道德问题,才能把握道德行为的本质.“自由”的概念被康德看作两大批判之间的一个“拱顶石”,没有这个最关键的“拱顶石”,两大批判就会垮掉.

而康德所说的“自由”究竟又指的是什么,康德“自由”概念的本质和核心是自由意志,是自律,不是他律.自律原则是康德的最高原则.自律,就是自由意志的规律.自由意志,就是道德律令,就是自己给自己立法,就是以自身的自由为目的,而不以外在的事物为目的,它摆脱了一切世俗的感性的需求和感性的,使自己的行为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建立自己的法律、法规,这就是康德说的“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也就是康德的道德律令和绝对命令.康德“道德与经验无关”的义务论学,对我们从游戏论视角更准确地理解竞技运动奠定了基础.

长期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殚精竭虑一直力求从认识论的角度给sport一个准确定义.很少有人通过对游戏的本质和自由概念的理解做出这样一个断定：即sport根本就不具有认识论意义.因为sport源自于游戏,而游戏的本质是自由,由于自由的本质和核心是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的本质意义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它是不受任何感性经验对象限制的,本身就有自主能动的创造力,所以sport只能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有实践上的认识意义.我们只有把sport在实践理性中加以研究,才能发现其价值.

虽然游戏是“因自足而让人在整体上感到自由的活动”,但学上的义务论(如康德)和功利论(如边沁)的立场分歧,使得人们在理解竞技运动时,产生了严重偏差.如,英美由于受功利主义的影响,通常把竞技运动理解为“一种制度化的竞争性的身体活动”、“按照正式的比赛规则,个体为寻求战胜对手而表演的一些竞赛性的身体活动”等.我国体育理论界除受英美功利主义的影响外,再加之长期传统儒家实用理性型思维方式的支配,在20世纪80年代竞技优先发展政策的进一步影响下,使得体育界人士对竞技运动的理解更加功利.不仅长期以来一直把“sport”当“体育(PE)”,而且更功利地把“竞技运动(sport)”仅仅理解为竞争性竞技(petitive sport)或高级竞技(elite sport).从而造成人们一提到竞技运动,就与冠军、金牌联系在一起,而把竞技运动本身所包含的游戏、娱乐、休闲、自由等内容完全去掉.这种狭隘的经验功利性道德认识,导致竞技运动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极度严重失衡现象.高级竞技得到高度发展,并已成为“制”,而国民健康目标(这里的Sport既包含成人游戏ludus,又包含儿童游戏paidia,这才是SportforAll的本真涵义)和竞技教育目标却没有得到均衡发展,甚至人们根本不知道还有“竞技教育(SE)”这个专门用语.

我国真正对竞技运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周爱光教授.周爱光通过对游戏理论的研究,在汲取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将竞技运动(sport)界定为“一种具有规则性、娱乐性、竞争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体活动.”这种与经验无关的对竞技运动的非功利认识,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高级竞技,实际上仅是竞技运动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竞技运动有群众性的竞技运动和职业选手或精英竞技运动.这是我国体育理论界对竞技运动问题的一个突破性认识,是一种建立在康德道德义务论基础上的认识.这也为本文为何反对上述狭隘的功利性道德认识提供了极好的答案.

由于“知识”是“必然”的,所以,它是“科学”；“道德”是“自由”的,所以,它归根结底不能形成一门“必然”的“科学知识”.具体到身体活动这个层面,就是竞技运动这种不确定性的身体活动虽然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但是它却不能对身体实质产生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影响,所以它不是“科学”,只能是“自由”.这不仅表现在竞技运动对健康体适能的影响方面,还是表现在能否长期规律性参加身体活动方面.从竞技体适能(sport-related physical fitness)所包含的要素(包括速度、爆发力、反应时、平衡、灵活性和协调性)也可看出这一点.这种体适能与竞技运动能力有关,而与身体健康促进的关系不大.

既然作为一种不确定性身体活动的sport对增强体质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不具有认识论意义,因此我们就应在道德价值领域,在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方面重视其价值.根据周爱光对竞技运动异化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竞技运动可以促进人的自我完善”这样一个重要结论,这就为我们将sport作为一种完善人格、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育人手段,在教育环境大力实施竞技教育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4　结　论

通过对身体教育与竞技运动问题的哲学阐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PE和sport这两个词既分不得又合不得的深层原因.因为这两个词暗示着西方哲学文化的内核和两种元精神,即科学理性精神与个体自由精神.这两种精神也是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所指的两大要素.因为在西方人眼里,自由是理性的自由,理性是自由的理性.当我们今天把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都变成“变戏法”的时候,下功夫认真读一读康德哲学,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多年以来持续争论的身体教育和竞技运动问题,这对我们“同情的理解”真义体育观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学术观点与学术思想,从而按照自然律与道德律的法则在教育环境大力加强健身教育与竞技教育,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学锋(1963－),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哲学与学校体育.

编辑　李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