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曾几何时,雷锋精神占据整个中国人道德世界的制高点,支撑着国人之心趋善向上.然而今年3月5号的“学雷锋日”,一个现象引起整个社会强烈关注：精心制作的电影《青春雷锋》首日放映零票房!成为共和国电影史的“奇迹”.一条“雷锋主题电影上映无人写票”的民间微博,顷刻间竟被狂转发六万多次.民间对雷锋精神的质疑性评论大浪般吞噬了各大官媒的正面评论.“雷锋精神事件”只是一个缩影,它折射出我国目前话语与民间话语反差、背离乃至“对着干”的社会现实,值得我们冷静分析、真实面对、有效解决.
“主导性言论”在官话和民话之间的流动,会提高政治传播的“正能量”
近十多年来,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在市场经济、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逐渐完善的基础上,国家在政治领域的专业性日趋成熟,较之过去,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逐渐减弱.与此同时,“社会”也逐渐脱离全能政治的影响,分化为相对独立的领域.现在的情况是,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多元化、复杂化,各利益主体的表达需求不断增长.包括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又为各利益主体不断增长的表达需求提供了新的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
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社会思潮日渐多元化.“社会共识”不再显现某种同一特征,而是交织着个人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海外新左派、新儒家、民族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和观念.这些思潮在话语中体现得较为隐晦,但在民间,尤其是网络空间中却体现得淋漓尽致,并逐渐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激烈碰撞.可以说,当前中国的公共舆论生态已经发生新变化,公共话语空间中的话语权已再度分配,以“”和“民间”界分的双重（若以别的标准划分,已经是多重话语体系）成为现实.
所谓“话语”,本身就有“辨识路径”的意思.在现代话语理论中,“辨识”与秩序相关,“路径”与权力相连.现在的话语体系是国家权力结构的公共政策传达、权威信息发布,它具备鲜明的政治目的性和严谨的规范性.而民间话语体系是长期积聚的各种民间思潮的舆论表达,在当前中国,主要以社交媒体、自媒体以及各种人际传播渠道为载体.既然话语即权力,那么民间话语就已经不再是“纯思想”、“纯语言”的活动,而是与话语博弈的某种政治或社会权力的争夺.
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话语与民间话语在权力上的再分配,并不意味着“官”与“民”的对立,相反,舆论在两种话语体系中交错、互动、博弈,“主导性言论”在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流动,会有益于我们的国家与社会,会有益于我们的政治文明进步,会提高党和国家政治传播的“正能量”.
从纵向传播到横向传播,“官”与“民”话语沟通方式的全新变革
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与民间的话语沟通问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这种沟通的基本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纵向）信息传播.借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支持向民间“灌输”信息,其基本特征是：信息来源单一、信息内容滤化、信息系统封闭、信息输出重复、信息认同低弱.由于民间缺乏诸如“意见领袖”的相似度检测性权威“过滤和认证”,宣传效果非常好,民间话语与话语反差不大.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随着网络等互动新媒体的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凭借新媒体获得话语权,形成多极化的传播格局.尤其是微博的出现,使网络传播的多面、多头、多元特征发挥到极致.传播媒介的多中心结构以及其竞争性的关系,促进了相对自由的公共舆论的产生.信息来源的“多头化”与传播技术的“现代化”,打破了大众媒体新闻生产过程中“把关人”的控制作用,切断了以往政治传播由上自下的纵向传播模式,话语不再是简单线性的信息传递活动,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横向的话语冲突和调和的过程.这正像政治传播研究的鼻祖卡尔·多伊奇曾经提出的公共舆论的“瀑布模型”：一条政治信息的传播,如同一条瀑布流下一样,要历经经济、政治、社会精英,大众传播媒介、舆论领袖、人民大众等在每一个层面上的打断、改造、反馈,才能形成最后的舆论.在这样全新的传播机制和舆论环境中,若话语不顾及社会舆论的传播过程,在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话语场中,只能陷入“自话自说”甚至“被”民间话语言说的尴尬境地.
提高话语谋求社会支持的能力,话语应放低身段
当前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逐渐明晰,公共舆论生态成为多重话语体系的话语场.这意味着过去那种生硬的宣传灌输、思想教育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舆论生态环境.近年来,中国在话语传播能力上做了不少努力和尝试,“走转改”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人民日报的微博就越来越具有“民间性”,人民日报的评论也不再在那种抽象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空论上,而是用“民间化”的风格试图与民众取得更好的沟通.在制度方面,政府在信息公开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突发事件处理机制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应对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话语体系的现实中,话语仍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认为,面对话语的分化,话语应放低身段,说老百姓想说的话,说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在与民间话语的互动、博弈中,努力提高谋求社会支持的能力,培育国家与社会的良性沟通机制.
第一,加强民意调查等专业技术,争取政策支持.在任何政体中,对政策的异见都广泛存在,尊重和保护这些异见本身是政治化的一种表现.当前中国亦如此,民众对政策的认知不再与政策宣传保持高度一致,一些与民生高度相关的政策常常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甚至质疑.可以说,此时要对全体一致的“人民意志”做出把握已是不可能的任务.国家的政治传播应与国际接轨,引入民意调查等专业技术,提高政治传播的专业化水平,根据统计出来的民意,有的放矢地进行战略部署和市场区隔.
第二,话语的差异是现实生活政治认同差异的反应,政治认同差异意味着政治合法性的可能性危机.因此,扩大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途径,培育政体、共同体层次共识,对于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合力”极为重要.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具有多种途径.其中通过对“程序合法”的信息传播十分重要.现在,我们要克服以前单一的从意识形态谋求政治合法性的思维.虽然我们现在的党内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仍是中国政治的重要内容,但是不断涌现的社会思潮对当前的政治体制产生质疑和挑战,这提醒我们在继续调整政治体系结构的同时,强化这种结构合法性的传播.频繁的政治结构调整会增强结构的不稳定性,所以更需要“社会”存在维系社会稳定的“忠诚度”.构建这种忠诚度,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弥合话语与民间话语,形成社会舆论合力,最为迫切.在这种努力中,话语当然是要放下身段,积极主动.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博士生）
责编/杜凤娇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