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收稿日期：2013-04-22
作者简介：王少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讲师.（北京/100875）
*本文系2013-2014年度《顾明远教育研究发展基金》“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早期引进与反思”（编号2013006）的成果之一.
摘 要：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发展与西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已有成果主要围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西方影响”和“西方高等教育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两个路向展开,在模式转换的宏观考察、个案研究以及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引入的路径、主体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在过程性、跟踪性和学术史梳理等方面尚有不足,可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整体视野、引进历程的学术史、引进群体的整体研究、高等教育引进群体的流派研究、中西文化之复杂状态等方面继续展开.
关 键 词：西方影响；高等教育；流派；学术史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发展与西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是在学习、模仿西方高等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改造传统教育的过程逐步形成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是引进与本土化融合的产物.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学界围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西方影响”和“西方高等教育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两个路向展开了丰富的探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拟从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趋势三方面进行简要回顾与评论,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若干方向①.
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西方影响
学界关于该主题的研究视角大致有三：一是宏观考察外来模式的转换；二是个案剖析某一外来影响与某一大学的发展；三是以比较的视角理论阐释中外近代高等教育的不同模式.其中,前两类研究都会涉及西方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体现.
1.大陆与海外学者对“模式转换”的不同看法
中国大陆学者一般认为日、欧、美是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三大力量.如田正平指出,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并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分为：“泰西”时期（1862至1894年）、“以日为师”时期（1895至1911年）,“多元化”时期（1912至1927年）、“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时期（1927至1949年）.其中认为1912-1927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经历了由日本向德国,再到美国的转换过程；1927-1949年,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发展的主旋律是在融合欧美各国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1]谷贤林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受到外来影响的过程,20世纪之初是日本的影响,20年代后主要为美国的影响,进而他从“对学制改革的影响”、“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准备了师资”、“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水准”、“促进了校内管理体制的完善”四个方面分析了美国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谷贤林认为外来影响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导引与促进作用.[2]
霍益萍以蔡元培、郭秉文和竺可桢为代表,指出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五四运动’前后,学习欧洲模式,使大学从封建官僚养成所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20世纪）20年代,引进美国模式,使大学开始有了走出经院式的研究、注重和社会发生联系的迹象；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弘扬古代书院的‘育人’精神,等融中西教育之所长,探索有中国自己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3]
周远清指出,1911到1927年我国高等教育先学日本、后学美国.1927-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高等教育主要按照美国的办学模式,形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教育.[4]刘志鹏则从教学管理、学科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材等方面,分析了西方对中国高等教育教学的影响,其中如“预科”的高等教育纵向结构；“七科制”的大学模式,单科大学的设置；“选科制”的采用,开始实行学位制；高等学校内部组织设有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等.[5]
与大陆学者的划分不同,保罗贝利（P.J.Bailey）的《改造老百姓》指出,大多数研究中国清末民初教育思想的学者,均误认为中国仅采纳某几个西方国家较为先进之教育思潮.他发现这段时期的中国教育学者,虽然致力于从国际上找寻灵感,却也鲜少只单单学习吸收某一国家之想法.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外来思想大都采取折衷吸收的策略,分别采纳德国、法国、丹麦以及其它西方国家之教育观点.一般观念均认为中国于清末时期大体模仿日本教育的方式,而到西元1912年民国之后则转为采纳西方欧美的教育思想.然而,事实上,哪一个时期受到哪一种教育模式的影响其实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分野.[6]
显然,这里保罗贝利似乎提出了一个与大陆学者不同的观点,但仔细分析发现,贝利似乎更多地立足于中国学者个人对西方的学习与借鉴,大陆学者则更多地从国家政府层面立论.前者偏重于思想,后者重视制度和实施层面.
台湾学者黄昶立认为,1912到1927年民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六年,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仍很缓慢,而且主要的设计是移植欧洲模式,尤其是法国与德国,少数仿效美国（例如1926年创立的清华大学）.[7]这也是与大陆学者相异的观点,他可能是基于大学区制的实行和德国对北京大学改革的影响来立论,但是据此说“少数仿效美国”,值得商榷.
2.以小见大之个案剖析
相比从宏观着眼分析外来模式与中国大学的改革,有学者则从个案入手探讨美国、德国等某一国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傅琼等将美国介入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边际—平行期（19世纪中叶至1915年）,主要是依靠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之外的“边际”,提供一种“平行”的参照式的西方教育模式；同时通过接受中国留美幼童,退还庚款与建立清华学堂,美国政府参与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建发展.二是中心—嫁接期（1915-1937年）,这一时期,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孟禄来华并影响壬戌学制的内容,中华教育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影响了中国高等院校的发展.三是盟友援助期（1937-1949年）,主要体现为派遣专家援华与邀请学者访美,资助中国留美学生,捐赠教学资料与科学研究仪器.[8]还有些学者以某一高校为对象,通过典型的个案了西方影响与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之关系,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叶隽选择早期北京大学建设为入手处,凸显蔡元培出任校长时借用洪堡大学理念构建的“德国大学模式”的普遍意义,而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场域的“美国大学模式”时代的到来.[9]陈洪捷指出,19世纪德国大学观念的核心概念是修养、科学、自由与寂寞,蔡元培基本上接受了德国的大学观念,并成功地将其运用于当时的北京大学,德国大学观念通过北京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早期发展以及学术转型过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0]张雪蓉的《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指出,1915-1927年的大学变革是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历程中由日本转向美国的一个重要转折性变革,然后以东南大学为个案,从董事会制度、选科制和学分制、学生自治制度、大学推广教育活动等方面具体分析美国模式导向的大学改革.通过个案分析,指出中国的大学变革深受杜威及其实用主义理论的影响.[11]除上述成果外,对各大学校史的资料汇编与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这一问题,从现有的成果来看主要集中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牌大学,因篇幅限制,兹不赘述.
3.比较视角之理论阐述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从史实出发,阐述西方影响与中国高等教育之发展,张斌贤则较早地从理论的高度、比较的视角,通过分析文化传播这一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动力,指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存在的不同文化传播的方式与性质：与欧美国家之间存在的文化传播相比,在西方国家与其它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高等教育之间的文化传播,由于发生在完全不同文化圈之间,是在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且是在完全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一则“从西方国家传入的高等教育制度及其内在的精神,往往难以真正为这些国家所接受、吸收”；二则“从西方国家舶来的高等教育制度,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超前消费’的奢侈品”；三则在欧美国家与世界其它国家之间只发生了文化的依附.[12]张太原认为,20世纪3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已认识到近代以来思想界一味追随西方的弊病,开始反思、关注中国自身的实际和需要,但由于人们对于“实际”、“中国”、“本位”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此中国往往与彼中国相抵牾,种种“中国化”的背后仍是各式各样的“世界化”.这表明中国人陷西已深,醒然仍无以自立,整个思想界还不能对近代以来的知识和思想进行超越的系统的清理.[13]
二、西方高等教育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从现有成果来看,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的成果众多,代表性的有田正平的《中外教育交流史》,周谷平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历程》,同时一大批以教育期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也论及了西方教育思想、方法在中国的传播.这些成果对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的传播在背景、思路上有诸多启发.从研究涉及的范围看,可将学界关于西方高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综合型和专题型两类.
1.综合型
综合型的研究以相关论题为中心,涉及西方高等教育传播途径的多样性,包含人物、团体组织、译著与期刊等.如张雁的《西方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影响》涉及的传播途径就包含了蔡元培、郭秉文、蒋梦麟等著名人物,也涉及了《教育杂志》、《新教育》等近代重要教育期刊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等主要教育机构,主要探讨了西方大学理念特别是经典与现代两类理念在近代中国的导入、传播及影响,揭示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奉行的纯学术原则与美国现代大学理念核心性的实用主义原则之间的张力,一直伴随着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14]朱国仁明确指出：“我们虽不赞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完全照搬西方的’这一观点,但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与思想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影响,不仅是直接的、全面的,而且是相当深刻的.”他将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高等教育的传播分为一般介绍——制度为主——思想为主的三个阶段.笔者认为,西方高等教育的直接影响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从课程与教学、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形成过程中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15]
2.专题型
专题型研究对象即可视为某一传播途径,如留学生、教育群体和教育期刊.田正平从国外先进观念方法的传播、课程开设、专业创办、教材编写、著述研究、组建团体、出版刊物、开拓学术领域等方面分析了留学生的贡献.[16]陈竞蓉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近现代中国的交往历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并通过对该校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活动与他们回国后的教育活动、教育理论创新活动以及该校著名教育家来华活动的描述,分析了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的内容、方式、途径与特点.[17]沈岚霞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及其国际教育研究所为对象,分析其与中国留学生的渊源关系,探讨国际研究所的办学目标与课程设置对培养具有美国教育意识和观念的留学生的意义,阐述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授学者,如杜威、孟禄等人如何通过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影响中国留学生,进而影响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18]张晓玮分析了《教育杂志》与外国高等教育的翻译与推介,认为《教育杂志》传播外国高等教育的途径经历了由转译日本到直取欧美的转变,并从“外国高等学校概况译介”、“外国高等教育制度选译”、“外国高等教育问题杂译”三方面分析了《教育杂志》与外国高等教育概况的译介.[19]陈洪捷以蔡元培和季羡林两位学人为个案,具体而微地展现德国对中国大学与学术的影响.[20]
与大陆学者探讨的留学生有别,台湾学者刘蔚之从“知识转移理论”探讨了中国留德学者对德国教育学的接受与转化的问题,使其对留学生的研究呈现了以下特点：一是视野下移,选取的留学生多为大陆学者未曾触及的,他们分别是习得经验科学取向教育学的许恪士、刘钧,比较教育学的曾景,文化教育学的王文俊、马秉文、张建,国社主义教育学的吴兆棠、萧云来,以及学校教育学的田培林.二是材料的典型性,选择了中国留德学者在德国完成的博士论文.三是过程的完整性.既研究了留学生在德国的完整的学习活动,也具体分析了其对德国教育学说的接受与转化,进而探讨了他们（王文俊、田培林、吴兆棠、许恪士）回到中国之后在著述、讲学与实践活动中,如何将在德国所学到的教育学理论在本国情境中加以传授与转化.[21]笔者认为,在代表留德学者接受德国教育学界成果最为精华的博士论文中,他们具体展现出所习得的德国教育学相关领域的知识内容,而且多数人的提问及处理研究主题之手法、诠释特点,显示对于中国当时全盘移植美国教育制度与理论,丧失民族精神与文化的现象,深表批判,从而欲参考德国经验,回归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提振本国教育.研究者指出,学者的纯粹知识兴趣和本国教育文化需求两者实质地交互影响着知识转移的过程.[22]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成果集中探讨了以下内容.一是无论在分期上有何差异,基本都承认西方影响伴随并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二是西方影响主要体现在：学制上为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人群上为留学生的影响；社团或期刊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新教育》等（主要还是围绕留美生）；在高等教育机构上,主要研究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梅贻琦与清华大学、郭秉文与东南大学、竺可桢与浙江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以及西南联大等；内容上为大学区制、董事会、选科制、学分制、教授治校、学系制等等.
三、研究存在的问题
1.过程性仍显不足
谈及西方影响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似人人熟知,提到蔡元培,自然想到德国,涉及郭秉文、壬戌学制,离不开美国等可以说,现有的研究或注重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内寻找西方的影子,或偏重探讨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的传播,正如注意到了一个过程的两端,但对两端之间的过程性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评论,因而也就无法展现中国学者引进西方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思考与彷徨,学习中的取舍与误解,引入国内后实施中的争议及在中国环境中的流变等问题.
2.跟踪性研究不足
如张斌贤先生提出的,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动力的问题,国人引进的西方高等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与传统高等教育有何异质差异,何处体现了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符而成为“超前消费的奢侈品”,当时教育界人士对此是否有所认识,做出了什么反映?引进人士所处的异质文化圈和不同发展阶段,对其引进活动产生了哪些影响?探讨这一学习历程,可以为当今的引进活动提供诸多启示.现今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学习与借鉴仍然面临着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等差异,如何在考虑文化异质性与可能“超前消费”的问题下,引进国外高等教育的优秀成果且有效为中国吸收甚至有所创新?然而对已有理论提出的问题,一直还没有系统完整的历史探讨.这样既没有发挥理论的高屋建瓴的作用,也不利于理论的持续建构或修缮,同时也不利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成熟与进步.
3.研究内容的局限性
已有的研究多从中国著名高校的办学实践探索西方高等教育制度与模式的引进,多从某一大学校长探索西方大学理念的引入,局限于一些著名大学和大家的研究,忽视中下层群体在引进西方高等教育中的作用,缺乏对引进群体的关注和系统的文本梳理,对民国年间由谁引进,向哪里引进,引进了什么,引进中的增删节译与误读等问题,迄今还少见系统和详细的梳理与探讨.
四、研究趋势
可以预计,在今后的研究中,在过程性研究上将不断深化,并重视史论结合,及时回应相关理论问题.同时,研究视角继续下移,研究对象呈群体化、特色化,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在今后仍然是学界的一个关注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不同层面切入,探索外来影响与本土文化传统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今后仍是学界探讨的重点与热点.
1.全球化、本土化（中国化）相连语境下的整体视野
中国高等教育是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学界的共识.今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离不开与西方高等教育的交流、学习与借鉴,但是“引进”本身是手段而非目的,本土化才是其归宿.所以今后无论是研究西方高等教育的导入,还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本土化,都不可将两者分割.
2.引进历程的学术史研究
正如上述,现有研究更多地从实践、实施层面关注西方高等教育的引入,而对西方高等教育传入的学术史还未有系统梳理.笔者认为,可以近现代教育期刊为文本,详细梳理近代中国学界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引进了西方高等教育的学说,引进了哪些学说,与原来相比有哪些变异,如可对《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教育研究》等展开研究,同时比较各期刊引进西方高等教育中展现的特色与差异.
3.西方高等教育的引进群体研究
引进群体对引进的质量与实际的实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今后将从量化研究与定性分析展开,这样可以摆脱以往名人名校的研究局限,了解民国时期多少人参与了引进活动,了解西方影响的广泛性,再现历史的丰富性.同时,个案研究方面,除了继续关注一些引进西方高等教育的大家、名家之外,应研究长期被忽视的学者,如谭允恩、常道直、何清儒、李纯青等.
4.学派与流派亟待重视与研究
在开展对引进群体的研究基础上,注重对各具特色的教育学家群体的研究,而非之前对单个人的研究,比如民国时期出现了“紧跟西方学术前沿”与“注重本土理论建构”的两大引进群体,形成了对现代大学理念和古典大学理念各有偏好的不同倾向,如何在把握这一群体的总体特征下,生动地展现其各具特色的引进之路,是今后研究应关注之处.同时,因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群体与引进群体的切合度相当高,故从引进视角研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流派,可以为当今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之理论探讨提供历史基础和启示.民国时期虽先后遭遇了不同的困境,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仍取得诸多成就,与颇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的流派不无关系.
5.西方高等教育具体制度引入历程的翔实化
今后应从文本入手,详细探讨、展现中国早期对西方高等教育功能、结构、董事会与教授治校的引入与介绍,揭示引进过程中解读及误读问题,挖掘误读的历史原因；通过版本比对梳理增、删、漏译等问题,定位引进的先进性与准确性.
6.文化视角对引进西方高等教育的再探究
从文化视角再构大学史是学界近年来的一大趋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对引进人群产生了哪些影响,如何制约了西式高等教育思想、制度、活动在中国的遭遇与命运,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高等教育在中国经历了哪些变化,也是今后学界应具体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关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点,学界有不同观点.笔者认同以京师大学堂为标志一说,结合本研究的时间界限（1912-1949年）,凡是关于这一期间的相关文献,不论其“近代”抑或“现代”命名,均在本文的分析范围.另需说明的是,中国教会大学深受西方高等教育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因篇幅等原因,中国本土的教会大学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参考文献：
[1]田正平.模式的转换与传统的调适[J].高等教育研究,2001（3）.
[2]谷贤林.百年回眸：外来影响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
[3]霍益萍.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5]刘志鹏.20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教学卷（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P.J.Bailey.ReformThePeople：ChangingAttitudestowardsPopularEducationinEarlyTwentieth-CenturyChina[M].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0.
[7]黄昶立.中国百年来（1895-1995）现代大学的建构[A].李弘祺.中国教育史英文著作评介[C].台北：台北大学出版中心,2005.
[8]傅琼.论美国介入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历程[J].江西社会科学,2003（12）.
[9]叶隽.现代中国大学制度之肇创、流变与得失——以北大早期建设及其影响为中心[J].教育学报,2010（1）.
[10]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张雪蓉.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
[12]张斌贤.中外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动力的比较[J].高等教育研究,1997（6）.
[13]张太原.“没有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反思[J].近代史研究,2011（3）.
[14]张雁.西方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影响[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15]朱国仁.西方高等教育的传播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形成[J].高等教育研究,1997（4）.
[16]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17]陈竞蓉.教育交流与社会变迁——哥伦比亚大学与现代中国教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
[18]沈岚霞.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教育传播研究——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19]张晓玮.《教育杂志》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历程（1909-1948）[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0.
[20]陈洪捷.中德之间：大学、学人与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1]刘蔚之.复制移植或交融创生?德国教育学在中国与台湾传播的历史回顾（1928-1983）[J].教育研究集刊（台湾）,2008,54（4）.
[22]刘蔚之.跨国知识转移研究：以中国对德国教育学的接受与转化（1928-1943）为例[J].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类,2007,52（3）.
（责任编辑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