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晚清民国史上商人的公益行为以叶澄衷、盛宣怀、朱葆三、荣德生四个人最为典型,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展现了不同侧面的时代烙印,其百年后的声名与价值也因此跃然纸上,他们的公益活动历程,从清朝对皇家的效忠和家族的回馈上,转到普众的公益上,尤其在教育上特别突出.
叶澄衷：晚清“首善商人”
叶澄衷（1840-1899）有晚清“首善商人”之称,其所创办的叶氏义庄（后改称中兴小学）、叶记商务学馆、澄衷学堂等,是晚清写办着眼于培养洋务人才出发点的延续与超越.叶澄衷做慈善的最大亮点是建立了一套长效机制,实现对教育的持续捐助.当然现在社会体系已经发达,培养人不再需要企业去做,但叶澄衷这种前瞻性的思路,仍值得大家借鉴.
至今仍鲜有商人能达到叶澄衷的境界,他建立了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体系,堪称是中国商界成体系举办教育第一人,也因此孕育了一批商界大腕和精英,譬如,“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巨商邵逸夫,以及港台实业家赵安中、叶庚年等,都曾在叶氏义庄接受启蒙教育.澄衷中学则培养出了譬如竺可桢、乐嘉陵、陆道培、俞梦孙、卢于道、胡适,以及获得国际小行星命名的旅港实业家李达三、上海华成烟草公司创办人戴耕莘等在内的一大批多学科的名人名家.
叶澄衷的写办身份多少会妨碍人们对其的评价,但从宁波叶氏义庄出来的侨居海外的商界大佬们,延传了注重慈善的传统,这也是其价值的一种体现.包玉刚捐资成立宁波大学,至今仍是宁波当地的最高学府,包玉刚一生对内地的捐款高达数亿元.邵逸夫更是把慈善事业做到了极致,仅在内地就捐建了5000处左右的校舍.
盛宣怀：亦官亦商公益之道
与叶澄衷一样,盛宣怀（1844-1916）同样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公益商人.叶澄衷面向草根,培养企业发展需要的大量人才,以教育为突破口,孜孜不倦,及至受到光绪帝“启蒙种德”的褒奖,而盛宣怀则是典型的官商,其所作所为,基于政府意愿及新态势下的民意,卓有成效,其公益活动半官半民.
盛宣怀是江苏常州人,他涉足公益,最早是赈灾.其最为出彩的公益行动,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失败之时,代表新兴的政治力量,北在天津,南在上海,分别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和后来是上海交大前身的中国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又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同时,盛宣怀还是的创办人之一.
当时做公益的官商分为三种情形,一种是先从商,尔后依附于官,迅速发家,并通过捐助等方式,获得与正式官员相应级别的官衔.第二种是亦官亦商者,官商充分利用了体制内的身份和近水楼台所能把控的资源,做了一些游离于透明与含糊之间的实事.无论在当时还是放到现在,官商都最具争议.第三种是由官而商者,换句话说,由体制内的人变成体制外的人.
盛宣怀做公益就属于第二种官商,他举办的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都以洋务企业每年捐助的银两为经费.商人基于对自我的保护,期望在政治领域谋取一定的资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商之间的界限模糊时,也是评价可能异变之时.人们可以不认同盛宣怀化公为私的本事,但其公益行为却不应该被人所遗忘.
朱葆三：做公益的“逆贼”
朱葆三（1848—1926）是写办出身的近代金融家、实业家.他投资了不下五家银行和三家保险公司,此外参与投资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气公司、汉口与广州自来水厂,以及上海绢丝厂、长兴煤矿公司、宁波和丰纱厂等15家企业.五四运动发生时,他是上商会会长.上商会正式鲜明地反对罢市,让他被指责为“奸人逆贼”因此而下课.然而在近代慈善史上,却难抹朱葆三一笔.
朱葆三一生参与举办救济赈灾活动无数,致力于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他参与创办或投资同济大学,创办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教育事业,、广义善堂、仁济善堂、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华洋义赈灾会、济良所、四明公所等公益组织.以其中的华洋义赈会为例,华洋义赈会被誉为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慈善救济组织,1906年在上海仁记路成立,“既赈一时之灾,亦防灾于未雨绸缪；既授人以食,更帮助灾民获得衣食本领”在近代中国救灾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与其他商人侧重举办教育不同,朱葆三在医疗体系建设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朱葆三曾在上海时疫流行时,募资举办时疫医院,但是他自己却因为冒着酷暑到医院巡查染病逝世.也因其对公益贡献,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曾第一次以中国人命名一条界内马路——“朱葆三路”.
荣德生：至今仍在受益
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在民国时期的杰出代表,荣氏家族是中国商界在实业、商业智慧的集大成者.在公益方面,荣家亦是可圈可点.
无锡市内的很多学校都是由像荣家这样的锡商捐资建成,譬如1903年周舜卿开办的当时无锡第一所商业职校廷弼商业学堂,侯鸿鉴在1905年创办的竞志女学,杨寿楣1916年创办的杨氏小学,高阳1920年创办的私立无锡中学,匡仲谋1927年创办的匡村中学,沈瑞洲1936年创始的锡南中学等.此外,华鸿模1905年创办果育学堂,祝大椿创办大椿小学,周舜卿创办廷弼中学,浦文汀创办雅言小学,无锡一地,商人办学蔚然成风.抗战前各类学校为454所,学龄前儿童入学率领先于国内各县,办学盛况令人瞩目.同样,无锡荣家也捐助了大量学校.
荣德生1919年创办公益工商学校,这里不仅成为荣氏培育员工的摇篮,也对外招生,譬如经济学家孙冶方、导弹先驱钱伟长曾是该校学生.首任校长是清末第一批留洋学生、水利专家胡雨人.
1916年荣德生在无锡惠山创办大公图书馆,购入各类图书9万余册.他亲自主持馆务,聘请晚清学者严筱兰编著馆藏目录.各类图书20余万卷,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各门类.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著名藏书家孙毓修先生评价说：“我国乡村之有图书馆,且有书目,则以大公为始矣.”1947年,荣德生捐资成立的私立江南大学在无锡荣巷开学典礼.尽管如今已经进入211工程的江南大学并非彼江南大学,但延续了当年荣德生起的这一校名.走在江南大学校内,荣德生父亲荣熙泰弥留之际的叮嘱开始变得鲜活而有张力：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
荣德生的办学动机,一方面是传统商业的延续,另一方面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良好的教育政策举足轻重,学校是日本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基础,这使荣德生深受到触动,在荣德生撰写的《略述办学之经过》一文中有所表述.
办学之外,以荣氏兄弟为代表的无锡商界还有捐赠公园的群体性行为,他们曾于1905年集体捐资建成江苏省历史上第一个供市民免费游乐的城市公园——公花园.而在无锡这样的公园毕比皆是,王禹卿修建的蠡园,杨翰西修建的横云山庄、澄澜堂、长春桥,王心如、王昆仑修建的七十二峰山馆等景点,都在建成后,免费向市民开放.现存的,还有商人陈仲言建的陈家花园和郑明山建的郑园.
荣德生修建梅园“为天下布芳馨种梅花万树,与众人同游”.郁达夫曾在《感伤的行旅》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在此地要感谢荣氏竟能把我的空想去实现而造成这一个梅园,我更要感谢他既造成之后而能把它开放,并且非但把它开放,而又能在梅园里割出一席地来租给人家,去开设一个接待来游者的公共膳宿之场.”
除此之外,无锡市内及常州武进等地,由荣德生与无锡商界人士共同资助的桥梁多达一百座,说无锡的基本城市骨架主要由荣家牵头搭建而来,似乎也并不过分.
“公益”商人之群像
在叶澄衷、盛宣怀、朱葆三、荣德生这四位当时商界名流热衷公益的典型代表之外,商业人士的公益行为不胜枚举.例如,近代著名实业家张骞经营义庄,上海市电灯及自来水公司总经理陆伯鸿创建了新普育堂,上海著名乡绅王一亭主持参与创立广益善堂、普善山庄、中国救济妇孺总会等等.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虽然也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但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宗法社会的基础仍然还很牢固.例如,家族宗族并没有解体,族田、义庄仍然存在.根据民国时期的民事习惯调查,江西宁都地方有聚族而居的风俗,各族之中多有众会.众会成立之时,由族人募集捐款,制定账簿,记载善款用途及其管理办法,以便后人遵守.此种公益募捐的目的在于修族谱、供祭祀、修道路或建醮禳灾等.可以说,晚清民国时期商人的公益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报效家族宗族习俗的延续.
在过渡时期,一方面,西方公益思想文化开始夹杂在各种理论学说中涌入中国.在中西交流中,中国人的公益理念得到升华,公益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救灾、济贫等范围和狭窄的地域,而有了更广阔的领域和空间.另外一方面,社会形态急遽变化,由于交通、通讯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公益募捐的施众和受众更加广泛.公益募捐的程序、机制得以突破传统的地域限制,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有效运行.
因此,晚清民国的商人的公益行为,更显示出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原来亦步亦趋贴着皇家报效或家族回馈的商人,开始走出自我的小天地,面向更为广阔的民众,施展自己的社会情怀和抱负.他们的公益行为,从清朝对皇家的效忠和家族的回馈上,转到普众公益上.叶澄衷“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的概念,盛宣怀的“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无锡荣德生“与众人同游”的思想,这与当时的时代特征是密不可分的.
从古至今,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少不了社会名人的参与.然而不论动机如何,纵使时光荏苒,应该看到最难能更可贵的是,晚清民国商人的很多公益行为,直到目前仍是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至今仍在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