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中华精神源远流长.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经过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推动
和思想家们的升华提炼,
逐渐形成了一系列
古今传承的优秀文化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精神源远流长.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的升华提炼,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古今传承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些丰厚的精神财富影响着中国人民基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成为维系民族生存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
文化是人造的第二自然,可以分为纵向、横向结构.从纵向来看,文化包括了器物层、制度层、意识层.从横向来看,文化包括了三大研究领域,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
21世纪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冲突,概而言之,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三大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人类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这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化解这些冲突,追求人类文化的出路和前景,东西方学者从各个层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和设想,组织了各种机构,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国文化,认为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寻求可资借鉴的深刻启迪,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构建和谐世界,是十分有益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的是人要知天,最终目标是实现天人和谐,解决人类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汉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几乎是中国古代所有学问家、思想家的共同心愿.“际”,就是关系.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
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三个阶段
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他们看到有些自然现象给人们带来意外的享受,同时,有些自然现象却给他们带来灾害和恐惧.对自然是一种恐惧和依附状态,处在崇拜自然阶段.
当人类的历史进入16世纪时期,揭开了近代科学的帷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西方主客二分、主客对立的哲学思维的主导,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征服自然的阶段.征服自然的阶段近400年来,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纵观6000年的人类文明史,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这短短的四五百年中,人类社会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本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的3000年内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片面、单纯地把科技作为征服自然的利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人文精神,导致了蔑视自然、自然思想的抬头,把自然界当作取之不尽并可肆意挥霍的材料库和硕大无比的垃圾桶.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的大规模征服自然的做法,终于导致了自然大规模的报复,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于是,人类被迫开始进行深刻反思.
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中进行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他在代表作《历史研究》中向世人公布了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研究成果：世界古往今来共有26个文明,并断言在这26个文明中,5个发育不全,13个已经消亡,7个明显衰弱.衰落的特别是那些消亡的,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有关,由于人口膨胀、盲目开垦、过度砍伐森林等造成的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认识角度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在协调自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人类逐渐认识到,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人类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应当向协调人与自然界关系作战略转移,人类应该进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在协调自然阶段,人类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升华境界,提高自身的素质,达成“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思想共识,既注意代内需求,更应当关心代际公平,以求得人类能同自然协调和谐,共生共荣.
二、天人和谐是中华精神的重要特征
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华精神的重要特征.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主要有三种：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扑”、“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一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一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各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
传统的天人和谐思想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它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而人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文言》）,并能够将仁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些思想启示我们,人与自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人类应以对大自然真诚的爱心,理智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恢复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关系,把自然看作人类的伙伴,在高度的物质基础上,进入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如此,才能实现新的“天人和谐”的目标.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和谐理念,对当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环境治理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科学发展观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重要途径.循环经济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要重估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格局、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直接间接地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不以是否已经被人类所认识、是否被人类开发利用为前提.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除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还决定了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1）自然生态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与生存需要的“维生价值”；（2）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对象物,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3）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经济”作用的同时,还提供“生态价值”.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潜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救灾、净化、涵养水源头等生态价值；（4）自然为人类满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价值”,体现的是存在价值或文化价值,如自然景观、珍稀物种、自然遗产等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5）自然为满足人类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学研究价值”等.
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是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经济价值如果不顾及其他不断地开发,那么必然会引起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流失和缺损.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其经济价值和“怎么写作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的总和；自然资源的怎么写作价值是其经济价值的基础,对经济价值起着制约作用；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是对其各种价值利用的叠加,当人类经历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的着重利用阶段之后,将会进入更加偏重于对自然资源的怎么写作价值利用的发展阶段.随着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怎么写作价值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也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是讲人要知人,最终目标是实现人际和谐,解决人文危机.人不是孤零零的生存在世上的,是和他人一起生存在世上的,而且随着文明的发展,人对社会的依赖性更重,既然如此,那么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怎样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先哲们认为,人有社会生活,人有人伦,人有道德规范.在如何看待、对待他人的问题上,中华文化提倡遵循和谐通达的处世为人之道.
一、“仁”的精神
“仁”是中华精神的象征.“仁”不仅在各种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
在《论语》中讲“仁”有104次之多,可见“仁”的重要.在中华文化中,“仁”与“人”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
什么是“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把“爱人”作为“仁”这个道德规范的定义.爱人与尊重人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去给别人.又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要站住脚,必须使别人站住脚；自己要做成事情,同时要使别人把事情做通.
“仁”,既是道德规范,又是区别善恶的标准.哪些事应当做,哪些事不应当做,都要用“仁”这把尺子加以衡量.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人群的利益和需求总是有差异的,矛盾是难免的,“仁”的精神讲究将心比心,它可以成为当今解决人类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和化解剂.1993年9月世界各国宗教领袖通过了《全球宣言》,宣言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和和传统所寻获并持守的”,“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这一原则还赫然写在联合国的墙上.这也说明“仁”可以成为沟通不同文化的世界语言.
二、和而不同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是追求人之自我身心、个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超越之天地宇宙的普遍和谐.追求普遍和谐是中国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为实现普遍和谐的伟大追求,中国文化提供了两大法宝,一是“和”,一是“中”.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与人和睦相处,待人诚恳、宽厚,互相关心、理解,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团结、互助、友爱、求同存异,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和”与“同”是中国文化所关注的一对含义不同的范畴.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过所谓“和同”之辨.“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同”是简单的同一.史伯区别“和”与“同”,“以他平他谓之和”,把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和”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就是把相同的事物叠加起来,那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五声和,则可听；五色和,则成文；五味和,则可食.
孔子曾提出“和而不同”的著名观点.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认为君子能汲取别人的有益思想,纠正其错误思想,力求公允正确,绝不盲从,这叫“和而不同”；而小人只会随声附和,从不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叫“同而不和”.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其内涵十分丰富,充满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事物,持以宽容的态度,“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下》）,提倡宽厚之德,发扬包容万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载物”（《易传》）的博大精神.“和”不仅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制定政策的必要依据,更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断、历久不衰的重要保证.
将“和”用于人际关系,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将“和”用于政治,则能促进历史发展,文化繁荣；将“和”用于经济,则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将“和”应用于文化,则可使百家争鸣,理论创新；将“和”用于外交,则“协和万邦”,既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既不侵犯别国,也绝不允许别国侵犯；将“和”用于战略决策,则贤才蜂聚、良言潮涌、上下通达、左右和谐、弊端早现、创新迭出；将和用于养生,得和则盛,得和则寿.
“和”的取得是需要过程的,它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通过不断的调节变易得来的.中国人的智慧充分体现在“仇必和而解”之中,以和谐的方法来消除矛盾、解决矛盾,使事物向一个更新的方面来发展.这种对待矛盾的朴素的辨证思想,对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三、中和之境
“中庸”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儒家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礼记中庸篇》讲：极高明而道中庸.最高明的才讲中庸,才能谈得上中庸.这就是说,中庸之道是处理天人关系,特别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的一种思维观念和行为准则.
所谓“中”,是说凡事应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处理事情,要合乎这个“度”,就是“执中”.所谓“庸”,就是传统,就是规律,就是不变的法则,也就是“中”的最高表现,是实现“中”的规律法则和途径.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史中,“中”的思想起过重要的安定作用.而且中庸对中国人的影响十分深远,今天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亦有体现,可谓一大特色.如今,中庸思想依然有着广泛的适用领域,将其用于政治领域,它表现为宽猛相济、德刑并用的治国方略；用于法律领域,则注重在立法上寻求各种不同利益的平衡点；用于文化领域,则表现为一种理性与温和的文化发展观；用于经济领域,则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富民”政策,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明“人伦”、讲“执中”、求“致和”的人际关系理论是十分深刻的,它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为中华民族带来了稳定和祥和.
四、人与人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遵循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这几个方面的目标汇总起来,就是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所在,也就是人与人的和谐.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必须把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尺,把诚信友爱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把充分激发每个人的活力作为奋斗目标,让全社会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人与自我的关系
人与自我的关系,讲的是人要知己,最终目标是实现身心和谐,解决人类的精神危机.古老的中华智慧强调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就是说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对待自己,才是最聪明的,最难能可贵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难,老子选择一个“明”字,有其深意.什么是“明”?“明”是对着黑来讲的,对着盲来讲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丧失了视力.看别人看得见,看自己看不见,这就是自我的盲区.老子教导我们,要让自己走出盲区,进入自我明察中去,含有非常深刻的哲理.
一、认识自我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的问题始终是哲学家智慧关注的首要问题,建立于三千多年前的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清楚地刻着这样一条铭文――“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由此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要求人要首先认识自我,他把人对自身的自然属性的认识转向了对人的内在精神的认识.他提出人的本质是灵魂,而灵魂的特点就是精神和理性,是能够自我认识的理性.但千百年后人类对生命、对自我的所知所见仍然限于冰山上露出的一角,可见认识自我是多么艰难.
认识自我的困难在于,每个人身上都有四个组成部分的我：一是公开的我,二是隐私的我,三是背后的我,四是潜在的我.前两种是浅层的,易于认识,绝大部分人的盲点则在于后两种.自我感觉良好,时常沉溺于自恋幻觉中的人,是因为不知道背后的我,总将当面的恭维和逢迎的捧场视为全部的评价.自卑自贱自惭形秽者则失落于不知有潜在的我.清除自我认识中的盲点,是一种积极的自我开拓,警惕自我,激励自我.人类不断成长,是因为能不断认识自我,磨练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而认识自我则是人生“自觉”的起点,人生永恒的主题.
二、磨练自我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华精神之一,是人类在认识自我后首先要建立的立命之说.它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起始和前提,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司马迁以“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所作为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名志,说明古代圣贤即使在充满坎坷和艰辛的人生历程中,也能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来自立.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在迷恋金钱、崇尚奢华的今天,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更有现实意义.
三、提升自我
“孔颜乐处”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什么是真正的快乐,这是人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孔子有两段著名的语录,讲到“乐”：一句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一句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被北宋周敦颐称为“孔颜之乐”,它几乎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之中.孔颜乐处在于具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精神境界和对别人“至诚恻怛之心”.
境界说是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特色.这里所说的境界,是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是中国哲学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极至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天地.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冯友兰《论人生中的境界》）,这四种境界是人与周围各方面可能有的四种关系或四种境界.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习”的,也就是顺从自然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习惯；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做事情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的目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其行为所及的对象,是利他的,是有益于社会公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事天”的.他不仅认识到社会的全,还进而认识到天地之全,因而,做人,不但应对社会有贡献,也应对天地有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不求名,不为利,也不求闻达与回报,而在知天和尽性.要实现高远宏大的境界和理想离不开具体的为人处世之道,二者的互相结合是人与自我和谐相处的重要保证.
四、善待自我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正反对立面往往是互相依存的.人生有得必有失,有顺必有逆,有胜必有败,有进必有退,有荣必有辱.人生道路上并没有铺满鲜花、洒满阳光,而是时时有风雨泥泞,处处有丛林荆棘,正如辛弃疾词云“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送人》）,人生常会遇到困难、挫折和逆境.遇到顺境是每个人所期待的,遇到逆境则常常是无法避免的,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顺境和逆境.命运、机遇往往是不可刻意追求的,自解得失,善处顺逆,就成为处理好人与自我关系的关键.人要善处顺逆,就要能“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提得起,放得下,知足常乐,安心为本,善待自我.
总之,无论就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而言,还是就社会的和谐发展而言,抑或就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而言,人类在21世纪应更加需要借助与光大优秀的中华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知天、知人、知己,也是我们人生的三大问题.我们理当拿出自信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生存体验与生活睿智中寻找瑰宝,寻找生命力,为当下的生存、现实的关怀、生命的定位、处世的方法、价值的实现、精神的寄托、理想的达成,发挥其价值,发扬光大中华精神,实现人类真正的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