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都可以入仕途.
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这件事在近代中国,曾有两个人讲到过.一个是顾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裴村,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见这样的村庄,遂认为社会要封建才能有力量.外面敌人来了,纵使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只是要分权.把权分给地方,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这是顾亭林的苦心.
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联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够力量的.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力量,可以利用.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产生大影响.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学生罢课,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
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大地主变成大厂家,对于群众,还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了力量.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不过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
平等之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做官.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的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的聪明才智之士都想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的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摘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