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剧变,而社会的刚性和弹性则决定着社会的稳定程度.
如深圳壹基金秘书长杨鹏所言,30多年前启动了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政府收缩了对经济的微观控制,中国经济活力在自由化进程中开始释放.中国人面对着愈来愈大的经济竞争压力,也愈来愈开始享受来自竞争的经济繁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商市场市民社会逐渐在中国出现.
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标志中国进入工商市民社会.人口主体由农民变市民,这是数千年中国历史未有之大变,中国经济、社会及政治的治理,都面临工商市民社会的全面挑战.
如果我们不能够准确认识和处理这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结构,那么我们的社会弹性或将不足,刚性或将过剩,稳定也无根基.这已经是中国国家建设的最重要教训之一.
实际上,刚性“维稳”所带来的“内卷化”风险近年来已受到重视.“内卷化”（involution）又叫“过密化”,简单来说就是不断增多的投入不仅没有带来更高水平的回报,反而导致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
此一原本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理论,可以为我们面对和解决社会学领域的问题时提供新的思路：面对此起彼伏的组织化的不稳定因素,常态化的如临大敌般的高压“维稳”,可能并不会带来预期中的安全水平的提升,甚至也会出现经济学意义上的边际效益递减,而且这还没有包括因安保水平提升给社会生活运转带来不便所引发的反弹效应.此外,还可能因对“维稳”的过度投入而削弱根治问题所需要的资源.
面对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传统的安全策略无法解决这些新的安全问题.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中,过分关注直接的目标,会让人忽视更宽广的背景,而背景往往是更重要的.应对生化危机的最好办法,或许不是准备各种备用的疫苗,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公共卫生体系；预防地震最好的办法,可能不是投入更多的资源去预测地震,而是让靠近震区的社区更加灵活、更加团结.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根除“不稳定因素产生的社会土壤,我们确实没有别的选择,而唯有通过踏实持久的努力将看似“无力”的“标本兼治”的口号落到实处：我们需要改善整个社会生态体系,在更公平正义的氛围中尽力抚平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伤痕,让各族人民更多分享发展的果实,更多拥有创富的公平机会,从而化解不断积聚的社会戾气.那些曾为发展付出代价的人们,如果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仇恨的种子说不定哪天就会“开花结果”.以暴易暴没有出路,高压维稳不是可持续选项.
除了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之外,我们还必须提早关注那些有可能在主流社会范式中无法确认自己角色的人,不要让他们感到被主流社会抛弃,并陷入一种无确定对象的反社会状态.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汲取日本的前车之鉴.曾几何时,日本人不检测思索地接受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我们为了富裕起来干活.我们的确背负着一些问题,但是当社会自身富裕起来,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然而,时光行至上世纪90年代,切身体悟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直接给个人带来幸福”的一代人开始登场.他们发现,即使收入成倍增长,地价的增值却远高于它,人们写不起工作单位附近像样的住房.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企业竞争过于残酷,都不能正经享用带薪休检测.周末检测日主要用于休息,以消解疲劳.
由此,不管日本如何在统计数字上夸耀经济繁荣,构成社会的“普通百姓”却很难真实感受到自己拥有相称的富足生活.就像沙漠上的海市蜃楼,不管如何接近,它终于远远遁去.这种竞争所带来的,在很多情况下是无边无际的闭塞感,是丧失目的招致的挫败感.这种日积月累的挫败感让他们心生反社会的戾气.
因此,如何化解一个竞争性社会所带来的挫败感,如何通过社会安全网和多元价值观的建设为那些“巨大体制沦落下来”的人提供一个软着陆的机会,是比“维稳”更为艰巨的任务.
建设一个自治的、网格化的弹性社会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可行的努力方向,一个社会越有弹性,越能化解戾气维护稳定.一个生机勃勃的、有着物质竞逐以外多元价值追求的市民社会,能够更好地织就“精神安全网”,能够及时提供社会扶助,能够更好地吸纳社会张力,其效力将大大优于网格化高压维稳的刚性社会体系,而这一建设将需要“顶层设计”“中间变革”和“底层运动”三者齐头并进才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