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 在抗战胜利后“重建”中国文学的多种路向中,原京派成员的重新聚合并延续、发展了其京派主张的文学实践,反映了战后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种走向.战后的“京派’倡导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旗帜最鲜明、立场最充分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由此出发,他们全面展开了战后中国文学的“重建”.“京派”文学在左翼文学批判中的终结过程,构成战后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对京派的历史考察不能局限于30年代,而要打通战前、战后深入揭示京派及其传统在跨越1949年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地位和价值.
抗战时期文学淡化了左翼时期文学派别的对峙,同时形成了战时多中心区域文学格局,如延安的以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和作家创作追求的一致性而构筑成的“解放区’文学中心,重庆等地在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跟作家创作追求的抗衡性中形成的战时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心,昆明、桂林等地主要依靠内迁的学院文化、学术力量形成的“自由主义”文学中心,北平、上海等地在战前文化积累上重新构建的沦陷区文学中心(起码在通俗小说传统的突破、城市地域文化的认同等方面,其自有重要价值),甚至香港,东北等也各自有中心态势.这种多中心区域文学形态还是一种’播散”态势,甚至在二次大战的背景上向海外繁衍,表明中国现代文学开放性体系的某种形成,也为战后中国文学多种路向作了准备.抗战胜利后,文学“重造”的课题被提出,各种文学主张及其实践得以展开,其中“京派”的复苏及其终结反映了战后中国文学的重要走向.
一、
京派成员在抗战期间虽然星散各地,但其建设性的积累始终没有停止,这种积累在战后初期加速展开,甚至形成京派可能再度堀起的态势.尤其是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布复员,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各回其校,平津地区更迅速聚合起包括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废名、李长之、卞之琳等在内的原京派重要成员,并接纳了原平津沦陷区包括沈启无、朱英诞、南星等在内的作家(1946年6月创刊于北平的《文艺时代》就是沦陷区作家为京派战后在北平文坛重新活跃准备条件而做的一种努力,其成员有北京沦陷时期很有影响的作家吴兴华、毕基初、常风等,朱光潜等京派成员则活跃于这一刊物),原京派主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1930年代,正是由于沈从文“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朱光潜“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京派文人的称呼”)复刊,京派倾向的报刊阵地影响广泛(1946年是抗战爆发后平津地区创办文学刊物最多的年份,共30种,比此前文学刊物问世最多的1939年还多9种.而跟抗战胜利前国统区文学刊物百分之七十属于左翼刊物的情况不同,此时平津地区文学刊物大部分在政治上以中立姿态出现,这为“京派”的重新聚合提供了空间,抗战胜利后仅仅一年中,原京派成员在京津地区主持的刊物就有《益世报,文学周刊》、《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现代文录》、《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民国日报,文艺》、《北平时报,文园》等10余种重要刊物,沈从文一入主编四种文学副刊,而原京派成员积极参与其中的刊物如《华北日报,文学》、《文艺复兴》,《文潮月刊》、《观察》、《文艺丛刊》、《小说》等起码也在10种以上),实际上已开始形成以原京派骨干为核心的一种文学力量,在战后中国文学的多种路向中,京派主张及其创作实践在其自身深化中成为延续五四文学传统、重建民族新文学的代表性力量,但也再次引发其与左翼文学阵营从潜在到显在的冲突,并导致了其在中国大陆的终结.
“京派”终结的重要标志就是大家熟知的那篇郭沫若的“檄文”：《斥反动文艺》,这篇“短兵相接”的批判文章只点了三个人的名字：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其锋芒直指“京派”无庸置疑.有意味的是,郭沫若自供,对于朱光潜的文章,“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要写这篇文章,朋友们才替我找了两本《文艺杂志》来”.这表明,郭沫若的文章不仅有着明显的“价值预设”,而且服从着一种深广的组织背景,事实上,“斥反动文艺”是领导下的左冀文化战线在香港发动的一场着眼于全国夺取政权的运动,此前,1947年7月,焦菊隐、叶丁易等积极支持的北师大刊物《泥土》第三辑已刊出《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的批判文章,将沈从文、朱光潜、卞之琳、郑敏、穆旦、袁可嘉等列入“北平沈从文集团”,表明左翼阵营已充分关注到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在战后乎津地区活动的“集团性”.但此时平津地区左翼文学的影响并不很大,一些在北平刊物发表文章的左翼文人往往远在沪、渝等地.有组织的批判运动恰恰是在拥有相对和平宽松环境而又聚合了大批南来左翼文人的香港发生了.1948年下半年,在香港出版的左翼刊物,如《自由丛刊》、《野草丛刊》、《大众文艺丛刊》、《小说月刊》等,都发表了痛斥以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为代表的“反动文艺”的文章,作者则包括当时著名的左翼文人冯乃超、林默涵、邵荃麟、孟超等.文章主要批判了《文艺杂志》、《大公报》刊发的内容,显示出左翼阵营和“京派”的直接对峙.批判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揭露“京派”文人的“政治立场”,认为“京派”在“人民的发现”已替代了“人的发现”的时代潮流中倡导“人性的解放与恢复”,是想掩人民和统治者之间“对立的存在或阻止这对立的发展”,“这样就把统治者的罪恶的责任轻轻刷掉了”.这里,任何文学的立场都被视为政治立场的选择,正如郭沫若当时直言不讳的.“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二是批判“京派’对新文学史的“歪曲”,认为“京派”只是“冒充出一种为‘文学’而,卫道’的检测面目”,五四后的新文学“只能停留高级知识分子群中“,只有“近一二年来,才使中国化得到实践””,而这“中国化”就是“文艺必须为劳动者怎么写作”的“大众化’”(劳动者对于文艺的需求又往往被简化为被文艺所动员起来革命).这实际上已涉及文学史的评价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已包含了曰后左翼阵营掌控文学的重要模式,表明左翼阵营对“京派”的批判带有文学全局性的考虑,而当时“京派”作为“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在左翼文人眼中,已成为在文化战线上的头号敌人等.因此,“京派“文学在左翼阵营批判中的终结过程构成战后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内容,其包含的两条文学“重建”的路线之间的分化、斗争深刻反映了受国共战事的政治制约而又跨越了“1949年”的中国文学的命运及其实质.
“京派”在战后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派别,强调在政党对立之间,“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能从四面八方着眼,大公无私,稳健纯正”,形成一种“平正的、健全的、有助于社会安定的”舆论,在“自由分子的势力在今日中国几乎被剥削完了,的战后情势中,“京派”把“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的“优秀的自由分子”的存在看作国家面临“在朝党’和“在野党”冲突“恶化”、“引起内乱”之时中国命运所系”.而在文学上,他们更坚持思想自由、艺术本位的立场.即便在遭到左翼阵营的严厉批判后,他们初衷不改,坚持“自由是文艺的本性”,’问题并不在于文艺应该或不应该自由,而在我们是否真正要文艺”,因为“惟有在艺术的活动方面”,人才要”完全服从他自己的心灵上的要求”,从而“充分表现了人性的尊严”,井产生“解放可能被压抑的情感”,“解放人的蔽于习惯的狭小的见地”的创造力,文艺的创造性就是“自主自发”,因此“没有创造性或自由性的文艺根本不成其为文艺””.这种自由的文艺观是充分的,现实针对性也是明显的,就是“我们不能凭文艺以外的某一种力量(无论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奴使文艺等我们不能凭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的道德的或政治的主张来勉强决定文艺生展的方向等,,文艺自有它的表现人生和怡情养性的功用,丢掉这自家园地而替哲学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应声虫,是无异于丢掉主子不做而甘心做奴隶.””战后的“京派”倡导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旗帜最鲜明、立场最充分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由此出发,他们全面展开了战后中国文学的“重建’.
最能表明京派文学主张延续、发展的刊物自然是《文学杂志》.这本停刊十年后于1947年6月复刊的刊物不仅重申了原刊“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办刊方针,即“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使人人在自由发展个性之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诚”,勇于在新文艺上“作分途探险的工作””,更针对“国家民族等空前的大难”之中,“一些本来与文学无缘的人们打着文学的招牌,作种种不文学的企图”的现实,强调文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别’”.《文学杂志》展开了其在战前没来得及充分展开的“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文学实践,在“中国病象很深沉”的战乱年代,他们把“思想的自由生发”视为接受“西方文化的精髓’,根治中国人,尤其是“文等弱”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循苟且”病根的根本途径”.《文学杂志)>无疑是当时质量最高的文学杂志之一,它所刊发的沈从文、废名、毕基初、汪曾祺,艾芜、雷妍等的小说.冯至、朱自清、朱光潜等的散文.穆旦、林庚、废名、袁可嘉、林徽音、孙毓棠等的诗作,李健吾、徐盈等的剧作,常风、朱光潜、李长之、萧乾、袁可嘉、王佐良等的评论,不仅探索的路径各不一样.而且都不乏佳作,完全可以代表战后中国文学达到的水平.其实,《文学杂志》对于文学的接纳确是“宽大自由”的,左翼作家徐盈就是在《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文体最多的一位作家,而沈从文多次称徐盈在“做人、应世,看社会、测未来”上都可作他的“老师””,认为在民族、国家“重造”的问题上,徐盈的“意见,也比目下许多专家、政客、伟人,来得正确可靠！,”,甚至认为徐盈、彭子冈(徐盈之妻,也是地下党员)教育青年,“比张东荪或梁漱溟有益得多”,“而做人方面”青年更能学徐盈、彭子冈,“可无从学史良或罗隆基！””在文学创作上,《文学杂志》,和其他“京派”刊物更是努力促使“大家各以不同方式、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作去,有个长时期自由竞争,争表现,所谓文坛会丰富些,思想也会活泼些”.正是《文学杂志》这种“宽大自由”的实践及其产生的广泛影响,引起了左翼阵营的不安,引发了他们有组织的批判运动.对别人的批判,“京派”似乎仍以“不变”应对,相信创作能说明一切,恰如当时沈从文所言：“扫荡沈从文”想必扫荡得极热闹.惟事实上已扫荡了二十年,换了三四代人了.好些人是从到右,又有些人从右到左的等我还是我,在这里整天忙.”然而“京派”此次错了,他们面临的是一次以政治宣判为背景的大批判,他们宣扬的“思想的自由生发”已与即将在全中国建立的政治、文化新规范无法兼容.
战后“京派”与左翼阵营的“交锋”自然也涉及“五四”后文学史评价这一重要课题.以小说创作闻名的沈从文此时期却反复与人探讨新诗创作,评述新诗历史.他将“新诗分作五个阶段”；看重“五四时代诸作”的“启蒙性”；“‘新月’时代如徐志摩,朱湘,闻一多”等的诗作“企图把握到语言节奏的本性等得到相当成功”；“第三期”的“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卞之琳几个人的成就”,使现代诗的“试验又有新的发展”,“作品中则个人格凸出”,抗战时期,“高兰、王亚平、彭燕郊、艾青对朗诵诗各有贡献”,到40年代,“如冯至,杜运燮,穆旦”等“又若为古典现代有所综合,提出一种较复杂的要求”.这种新诗史的梳理,不仅从诗本体的层面上凸现了诗的时代性和个人性的结合,而且在文学史建构上显示了个人性的筛选眼光,至于他选择诗歌来谈新文学史,也许想表明他以“旁观者’身份表现个人性眼光的“客观性”.他并不否定文学与诗的关联,他看重的是一切都要经过诗人个人性的眼光,所以他“对于诗与政治结合不仅表示同意,还觉得应再进一步’,那就是“诗人不是为‘装点政治’而出现,必需是‘重造政治’而写诗！”,那就是在政治正“导演着民族无可奈何的悲剧”时,“在驱人死亡迫人疯狂方式之外,于科学和艺术观点上,,建设一个进步理想或一种进步事实”.当“现代文学30年”进入“终结”时,他力图从历史的梳理中找到文学的生发力.
1948年1月的《文学杂志》刊出的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更是“京派”建构新文学史的一次努力.作者认为“现代中国文学”是在中国“教育方式的变革’、“政体的变革”中,“在全民族的生活中吸取滋养与生命力”的结果；“由古文学到新文学,中间~Y---W很重要的过渡时期”,就是梁启超、严复、章士钊等的“新文言”时期.关于白话文运动之后的文学实绩,此文在新诗方面讲了胡适、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冯至、臧克家等的努力和不足,在小说方面肯定了鲁迅、沈从文、芦焚、沙汀、茅盾、巴金等的成绩,戏剧上称赞了丁西林、曹禺的作品和洪深、李健吾的改编剧,对郭沫若等抗战期间的戏剧则持批评.文章肯定最多的是翻译文学,林纾、周作人、胡适、耿济之、曹靖华、梁实秋、袁家骅、朱湘、梁遇舂、熊式一等近20位翻译家纳入了“努力很可观”的行列,这份新文学史的名单显然与左翼话语的文学史观是针锋相对的.对于这三十年的思潮,文章专门谈到了“左派和的对立”,认为原先“在白话文的旗帜之下,大家自由写作,各路,并无一种明显的门户意识”,左翼文学及其组织起来后,“不‘人股’的作者们于是尽被编人‘”,并批评左翼阵营有“许多没有作品的‘作家’和许多不沾文学气息的文学集会”,对于中国文学的努力方向,文章强调了不能“承受西方的传统而忽略中国固有传统”,认为“中国过去的文学,尤其在诗方面,是可以摆在任何一国文学旁边而无愧色的”,而“文学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现”,更要与“这长久的光辉的传统等有历史的连续性””,仅就此文的新文学史观而言,“京派”强调文学变革的渐变、文学在传统展开中“转型”的思想正是在宰制性左翼话语面前对新文学成果的小心保护和用心维系.
但仅仅“保护”、“维系”显然是不够的.京派的重新聚合要做的是突破和发展.1946年10月《大公报,星期文艺》创刊时,杨振声发表《打开一条生路》,在废名等撰文响应后,他又强调,怎样打开生路,一是“以融会的精神培养成文艺的基础”,要“打开新旧文艺的壁垒,“打开中外文艺的界限”,甚至“打开文艺与哲学及科学的疆界”,二是“面临着今日世界的新趋势,人类在冲突矛盾中所遭遇的新命运,以创造的精神等综合中外新旧,胎育我们新文化的蓓蕾以发为新文艺的花果””.这里讲的虽有些笼统,但“自由”的“无界限的开辟新荒””确是当时“京派’打开生路的最重要的努力,这种努力才构成“京派”与左翼阵营及日后日益单一、僵化的体制之间内在深层次的矛盾.
沈从文、废名、朱光潜、萧乾,乃至汪曾祺等作家战后初期都非常活跃,二次大战的胜利使他们在希望中加速了其在抗战后期就开始了的文学突破,他们在可惜于“抗战八年”的“悲壮伟大场面等‘本应有三十五十部《西线无战事》作品,事实上却一个都没有””的文坛现状的同时,开始了诸如沈从文要写“十城记’那样的创作努力.而国家政治的动荡使他们更执着于文学的建设作用.早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前,他们就忧心于国家社会“正陷入一种新的可怕的纷乱中”,担心“十五岁就玩政治,二十岁就吃政治饭的早熟中国青年”更会在这种纷乱申“大规模作不必要的牺牲’,因此强调在“国家的和平与幸福”被战争毁灭时.更要坚持“一种争夺以外的教育,用爱与合作代替夺权势来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认为“凡是能对当前病态现实有否定作用的文化迷,于明日都有异常庄严的意义””.面对战乱动荡,“京派”并未回避“统治无能引入民人流血过程“的现实,只是他们对现实有更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能对此同归于尽之现实局面注入较多哀悯,比从作品中掘发仇恨意义更深远,”,政治斗争“十年廿年后,这些人都不免恩怨相消,同人虚无,功名权位,成尘成灰.然万千新生人民,却将依旧寄托于这一片广大土地上,无论在主人,作奴隶,总得勉强活下去！就括到这一片由于烈火焚灼刀兵摧毁之破碎荒芜土地上！现代伟人政治家或思想家若留给他们的,又是那么一个悲惨景象,现代文学家是不是还应当给他们一点别的东西等增加他们深一层认识,由悔悟产生勇气,来勇敢的克服面临一切困难.充满爱与合作精神,重建这个破碎国家.”这事实上是京派最根本的文学观深化的现实形态,他们在区分文化和政治中再次选择了文学作为抗衡现实压力、重建民族的途径,以‘自然人性”来对抗战争毁灭,其中包含的勇气、执着难以想象,然而“京派”做到了.
战后“京派’孜孜以求的是建立一种“北方传统”,这种传统,“比上海方面用杂文、辱骂、造谣方式吸引读者情形,结果将不同些”,也不同于和政治联姻的文学,“因为政治是最怕‘反对’,而特别需要‘拥戴’的”.废名甚至认为“少年入贪写文章,是不立志”,也是担心落人“急乎乎当著作家”,“卖钱出名的“习气”中,他们视文学为“古人能令我们现代人喜欢,完美现在人也应该令后来人喜欢”的艰苦事业.沈从文当时花费大精力去编副刊,以改变副刊“创作感缺乏”的状态,并且为“一年来且发现好些廿来岁少壮,笔下都精力弥满”而满心高兴,就是“以个人私计,有一年时间,会可以将北方作家创作态度引导人一个正常发展中”,形成一种不是“守住空洞理论原则”,而是养成“用笔习惯”,“用笔去争取读者”的风气.而且“北方传统是读者和作者一样诚实,读文章认真,且能接受一切设计上文格上的试验”.总之,“北方传统”依旧区别于海派,更有别于左翼,以诚实强健的“笔”耕耘文学.在国共内战日益激烈,创作环境不断窒息中,“京派”的自由创作始终坚守这种“结结实实的工作”的“北方文运传统”,即使“这个传统成就,虽有一时会为宣传打倒”,甚至“一时会为时代风雨所摧毁”,但沈从文等始终相信“这个传统长处或美德等事实上却必定将是明日产生种种有分量作品的动力来源”.正是扎实的笔耕使“京派”在战乱频仍的情境中仍有着种种文学的进展.
早在1980年代初,美国学者金介甫就认为以往人们对“沈从文的文学产量在四十年代减低了”的“印象是错了”,此时的沈从文不仅“常常谦虚地隐退到报纸副刊”培育文学新人,”使他们在几十年后成为他的接班人”,而且他在继续写作,“沈从文很可能已准备好另一次在长篇小说方面多产.他正达到写作的高峰.”沈从文在战争时期一直进行着逆向性思考,他重读旧作以自审,在对“生命与自然、历史或文化种种意义”重新思考申丰富自己的艺术生命,尤其是其关于“形式“的思考达到了艺术生命的高度：生命“最完整的形式”,“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生命》),战后沈从文延续了这些探求,坚信“一种‘抽象’比‘具体’还更坚实”,从而展开了更深广的艺术形式的探寻.同时他更自觉、强韧地抗衡文学“一体化”的时代潮流.相信“一个伟大纯粹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一切.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思潮表面或相异,或独立,都极其自然等艺术比过去宗教现代政治更无私等明日的艺术,却必将带来一个更新的庄严课题,将宗教政治的‘强迫’‘统制’‘专横’,阴狠’种种不健全情绪,加以完全的净化廓清”,飞创作既追求‘传奇”和“更自然更近乎人性”的“人生”的结合,又探索着“把生命谐合于自然中”的“形式”,并以此抵御“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非人文性.
沈从文1945-1947年发表的4篇连成一气的小说《赤魇》、《雪晴》、《巧秀和冬生》、《传奇不奇》完全可以扩展成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而其形式交融着传统的诗意和民间的传奇,小说以一个18岁的“城里人”(“我’)的眼光讲述了沅水流域2Z--个交融着“更荒谬更离奇的传奇”和“更自然更近乎人的本性的人生’的悲剧.《赤魇》和《雪晴》几乎没有故事,但有着自然山水、乡间人家种种美的极致,使“我”徘徊于完全皈依清寂自然的生命律动和亲历置身挣扎求生的丰满人生之间,而17岁乡下姑娘巧秀的私奔不经意带走了”我”的心事,“我”的寻找才有了后两篇小说讲述的巧秀母女的悲剧,当年巧秀娘在族人“道德感和狂已混淆不可分”中被沉潭,她“饶恕了一切带走了爱”.巧秀在母亲沉潭16年后私奔,又引发了满家和田家两家寨子的火拼,“乡下人头脑,充满了古典浪漫气氛”,却让一个个年轻生命陨灭,而一个个消失的生命仍会活在“此后的荣枯兴败关系中“.沉重和清灵、传奇和现实如融雪水与土地一样交融,种种反讽完全由素朴的乡间生活自己产生,但又有着时局、形势的明朗背景,其解读的空间丰富开放.如果对照于沈从文写的《主妇》(1946)、《虹桥》(1946)等小说对于“追求抽象”和“转入平庸”中自然神性的探寻、对于“手足贴近上地的生命本来的自足性”的理解,我们会更深切地感受到,此时沈从文小说之所以有那么多“抽象感性”的写法,是他真正把握住了文学艺术的内在精神,那就是人的情感的自然、自由、自在、自足及其交流性,是人丰富而自发的内心需求.他在最素朴、平庸的乡野生活中寻找最抽象的美的形式,使生命真正契合于自然中,从而使艺术精神有了其本源性的源泉,
战争期间沈从文思考最重要的收获是他更深刻地理解了构成一切社会变革,包括战争的最深广的背景是普通民众的生老病死,他在艺术形式上向上腾飞时,却将自己的人生关怀更深地向下沉积.他说他战后“待完成的十个故事,将是十个水边城市人民的爱恶哀乐”,他“要的却只是再来好好工作十年二十年,写写那些生和死都和水离不开的平凡人的平凡历史一.跟左翼作家的民众关怀有所不同,沈从文更多地领晤于民众乎凡人生对于“民族重造’的意义和价值,战后初期,他写过不少忆人写景的散文,在那些关于亲朋好友、祖居徙地的文字中,他娓娓而谈的大多是极平常的故事,“平凡而简单的日子,等待平凡的老去,平凡的死,一切都十分平凡,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平凡等不免使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庄严.”越是战乱、变革,普通人的平凡日子越是显示出一种“坚韧素朴人生观”的价值.
把“地方性”艺术与“现代”艺术“重新接触”是沈从文寄希望于后人创作的最重要的内容.嫂一个边疆故事的讨论》(1947)之所以值得关注,就在于沈从文用数千字的篇幅在跟一位青年作家“萧兄”(萧望卿)细细讨论其小说如何“重造故事”中具体谈及了扩展“地方”许多重要问题,给人“从边城走向世界”的强烈感受.“萧兄”的小说是讲一个发生在蒙古草原寺庙的爱情悲剧,沈从文――指点如何将这故事“扩大”,就仿佛他自己在写这小说.沈从调整个故事要“从修整中见天然”,人物、情景都“富草原游牧气、奶酥气”,“在整个故事里充分注入作者贴近土地的浓厚兴趣”.同时,沈从文更强调“发现一切优秀作品的必然性和共通性”,“充满了传奇性而又富于现实性,充满了地方色彩也有个人生命流注”,把故事写成“一个生命向内燃烧的形式”,“由此消失的还能在另外一处生长.在彼存在的在另外一处依然存在”.这样,作品就不能“只停顿到‘叙述’上止住”,而要“不惜工本的专注“于“不受时间影响’的“生命形式”的探寻,即便这种探寻,在目前即缺少读者理解,到另外二代,还会由批评家发掘而出””.沈从文在与和他合编副刊的周定一讨论中也认为“萧”的写法“将于芦焚、艾芜、沙汀等作家,揉小说故事散文游记而为一的混合试验以外,自成一个新的型式”,“这种新的创作,不仅在‘小说’上宜有新的珠玉产生.在女作家方面,也可望作到现有成绩记录的突破.””沈从文的这种讨论显然具有前瞻性,他着眼于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的未来.
战后重回北大的废名借课堂讲学首先展开了对自己创作的反思.他从“这个诗是中国民族的诗.等,,这个伦常之道由正是中国的民族精神.等中国作家如不本着伦常的精义,为中国创造些新的文艺作品来,则中国诚为病国””的“京派”立场出发,检讨了自己参与的新文学运动“对于文艺都是从西方文艺得到启示”,将“西方”和“中国’、“现代”和“传统”置于“一真一伪””二元对立的思路偏颇.他此时期在北大的讲稿《新诗十二讲》是将“今日新诗的精神’接通于传统资源,揭示“中国新文学史上本来向有的新文学”.1947年6月开始,《文学杂志》连载14期刊出了废名的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这部小说可以称之为废名“成熟的溢露””之作,所以整部小说不是靠“故事”,而是以主人公的思虑来结构.废名曾说“《莫须有先生传》出版以后我便没有兴会写小说””,让他重写小说的正是他思虑的“苦闷”.小说主要讲述莫须有先生蜗居乡下的生活场景,从而以对中国乡间民众物资生存与精神依托的独特理解,表达了其对于科学理性推动的包括新文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思考,这些思考既来自他抗战期间隐居家乡时的积累,也得力于他对战后中国现实的入文关怀,其中不乏深思熟虑、真知灼见.例如废名借莫须有先生之口说“我读莎士比亚,读庾子山,只认得一个诗人,处处是这个诗人自己表现等””这世界上只有“一个诗人”的看法正是废名对于东西方文学、古今文学本质相通的完美诠释.所以,他以古诗词直接人小说,取的是古今相通的意境；取莎士比亚剧作对白写小说,取的是中外人物相通的心境,从而成就了包括《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在内的废名小说的独异风貌,其中所呈现的“中和’哲思,也是出于认为艺术的内在精神并无东西方、传统和现代的本质差异.中国文化的某些精神可在西方文化那里找到契合点.传统文化也可在现代文化那里延续其生命力,因此,他认为庾信的赋、李商隐的诗、温庭筠的词里潜藏着与莎士比亚戏剧、塞万提斯小说、“五四”新文学作品相同的艺术因子,而他的作品正是想要从文学的民族性里出世界性,《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多处可见这种致力于中西文学的共通、共象、互补、对接的议论,起码在影响模式上突破了以往将影响者置于中心的习惯思维,而将创造性影响视为两个强有力者间的作用,打破了“五四”后新文学单一接受者角色而造成的屈从者地位.这种打破反映出废名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省审,也使他的小说、散文更不拘一格、潇洒自为.废名战后回北大平生第一次坐了飞机,然而他对飞机代表的现代科技、物质文明反而展开了省思.《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描述的“乡居”生活就使小说在稚朴淡远中处处透露出对将来“大家都是机器中人”的质疑.莫须有先生在和乡民们相处中时时有这样的感慨：“咱们中国老百姓等不在乎这个物质文明,他们没有这需要,没有这迫切,他们有的是岁月,有的是心事.”.“农人是社会的基础,农人生活是真实的生活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这里了,”；“无线电收音机等与小孩子完全无好处,有绝大的害处.不使得他们发狂便使得他们麻木,不及乡下听鸟语听水声多矣,”这种“反现代性”的叙事其实包含了废名的人文关怀,那就是任何现代化“不能忘了中国国情”,所以,《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由主人公的乡间蛰居生活生发出对传统儒、佛等文化的领悟,而且常借儿童、乡民的眼光来去蔽.《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最充分地表达了废名此时期思考的一个核心：“我们不从生活是不能懂得圣人了’”所以小说处处写极其平淡的乡间日常生活,而把儒家的“天命”、佛教的“因果”都呈现得“同世间的现象一样具体等,从而从民众俗生活中寻找“民族重造”的力量.而他抗战后期开始动笔,战后初期脱稿的“生平最得意”之作《阿赖耶识论》”更是针对唯科学主义而发,其1940年代的意义也是不可忽略的,真正读懂了废名的朱光潜此时期以他主编的《文学杂志》等为阵地,大力倡导文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完整生命的表现”(1947年6月《文学杂志》所刊《复刊卷头语》)的立场,聚合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等人,多方面深化了从文化、审美出发的文学本体的理论和批评等,,,京派的文化建设性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在沈从文等影响下的以青年作家(如李拓之、穆旦、郑敏、袁可嘉)为主体的平津地区创作在1947年前后形成了一种“新写作”倾向,在化现实感受为文学关怀的追求中,关注抽象,突破文体界限,强调现实的内在化,开掘语言资源.所有这些努力,也都强化了文学本体的内涵,但也在日益激烈的国共内战局势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到1948年,在战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文艺运动”却“处于一种右倾状态中”(《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此时,坚持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的原京派阵营自然成为左翼阵营批判的重要对象,原京派成员从一些刊物撤出或消失,京派开始其在中国大陆的终结命运.
战后“京派”也终结于自身的分化.1948年11月7日,在北京大学“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议及文学与政治关系时,与会的“自由主义”作家围绕“红绿灯”一说表现出明显的分化.沈从文困惑于“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更担心“有人操纵红绿灯”.废名则不满“现在’的“小说家们”“看见红绿灯,不让你走,就不走了”.汪曾棋认为只要“承认他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即是承认它是合法的.是对的.那自然得看着红绿灯走路了”,但他也担心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即“他”并没有“操纵红绿灯的权利”,冯至则强调“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那个年代的红绿灯带有更多“人工操作”的因素,便有了那个特定年代隐喻的丰富性,面对即将诞生的新世界的新规范,“京派”成员明显感受到了压力.这种敏感来自“京派”成员既“出世”又“人世’的人生和创作态度.在“出世’和“人世”上的摇摆使“京派”成员在’红绿灯”面前有了分化.对于创作在政治之外还有没有自己的空间这一问题的敏感,
京派1940年代后期在中国大陆的终结是个逐发生的过程.当“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即将最后成功,左翼文学大规模进城之际,沈从文则想回到乡下保留自己的理想.即便在左翼文学阵营激烈批判沈、朱、萧后,原京派成员还在努力调整自己的立场.京派对中国民间的看重和深入使其成员对革命后的新中国也抱有希望,1948年11月,平津战役逼近,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等停刊,他给一些青年作者退还存稿写下了许多感人的文字,在预感自己,过不多久”就会“被迫搁笔””,甚至承认自己“已成为过时人””中,仍包含了对“明天’的殷切希望：“大局玄黄未定,惟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则无可怀疑等,,如生命正当青春,适应性大,弹性强,如能从新观点继续用笔,为一原则而怎么写作,必更易促进一个新社会实现等,,你笔很好,来试试用到对于明天的社会讴歌罢等试从远大处看国家,这个国家必然会进步等只不过进展的方式,或稍稍与过去自由主义者书呆子所拟想成的蓝图不甚相合罢了.””；我们“终不能不对于这个发展,需要怀着一种极端严肃的认识与注意！试为重造自己来作一点努力吧””,“时代突变等个人悲剧虽多等社会明日却必然会得到进步”,而写作,只要“不取巧,不速成,虔敬其事”,“为一个新观念而努力,作品又适为新社会需要的,必可得到广大的出路.”飞名在1948年11月的“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还坚持文学“只是宣传自己“.“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大公报》1948年11月14日<<星期文艺》107期),但之后所写《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主义论后欢喜的话》就反映出他把自己对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等的思考纳入新中国轨道的努力.
沈从文是在1949年1月北平围城时精神开始失常的：”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等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等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沈从文这些“疯人”之言实有异常之清醒,沈从文对文学的看重使他早在共和国体制建立前就比别人更早敏感于文学之毁灭,所以即便在他自伤康复后,他也清清楚楚写道：“如要的只是一个人由疯到死亡,当然容易做到.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等让我在一新工作环境中不声不响试工三年五载等一””沈从文还是那颗赤子之心.不过政治一体化的进程最终挤没了京派在大陆的生存空间,无法随政治时代变迁而彻底改变自己的“京派”在大陆只能“提前死亡”,由此也开始了五四新文学传统流散的新时期.
战后“京派”的影响通过两部分青年作家得到了延续.都以原西南联大学生为主.一是当时聚合于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冯至等周围,包括穆旦、郑敏、袁可嘉、杜运燮、汪曾棋、盛澄华、王佐良、金、周定一等在内的北方青年作家群,一是当时从国统区出国继续学业的青年作家,他们中后来卓有成就者有鹿桥、程抱一、熊秉明等,其艺术追求明显延续京派影响,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们1950年代到1970年代在海外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建”.我们对京派的历史考察不能局限于1930年代,而要“打通”战前、战后,深入揭示京派及其传统在“跨越’1949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地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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