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目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王运熙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力、严谨的学风,以及突出的学术成就,受同辈推重、后辈尊敬.笔者不揣浅陋,试论述他历史学风格的文学研究.
一、王运熙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主要著作王运熙先生出生于１９２６年,１９４７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以后一直在该系任教.他的成名著作《六朝乐府与民歌》（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１９５５）主要是１９４８到１９５０年两年中写成的,共收七篇论文.《乐府诗论丛》（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共收论文十一篇,是４０年代末到５０年代中期陆续写成的.从５０年代中期开始,他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唐代文学.６０年代起,研究重点又转移到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他从５０年代初到８０年代初陆续写成的汉魏六朝唐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共三十篇,编为《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６０年代初到８０年代中期所作的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十九篇,编为《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收录在《中国古代文论管窥》（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７）一书中的二十一篇论文,主要是在６０年代前期和１９７８年以后几年内写成的.
后来,王先生与他的学生杨明先生合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问世.《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收入前述《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二著为上编、中编,又将新编起来的文章以"乐府诗再论"为题作为下编,这样,该书成为他有关汉魏六朝乐府诗的比较完全的论文集.此外,近十多年间,王先生新发表的学术论文,尚未编集.
二、乐府诗研究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研究之一.耐人寻味的是,这也几乎是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二十多岁的年轻的文学研究者的处子作.据王先生回忆,他在阅读王运编的《八代诗选》末尾一卷的"杂体诗"时,对其中利用谐音双关语表达感情（多数为男女恋情）的"风人诗"发生研究兴趣.而这种谐音双关语,以六朝清商曲辞的吴声与西曲中特别多.他在阅读了《八代诗选》、《乐府古题要解》、《乐府诗集》等书,以及系统阅读了汉、晋、南朝诸史之后,发现了更为丰富的材料.就在最初写出《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之后,扩大研究兴趣,对吴声、西曲两题歌辞进行全面探索.《六朝乐府与民歌》是这一工作的结晶.稍后,他将乐府诗的研究范围扩大至汉魏六朝,探索的结果,是又一本论著《乐府诗论丛》的诞生.在研究重点转移之后的几十年间,王先生又断断续续写过一些乐府诗方面的论文.以下分三方面论述.
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总的来说,走的是乾嘉朴学流行以后部分专事历史考订的学者所走的"史考"的路子.通过系统搜集所得的丰富材料,以及对材料所作的分析与解释,论述清楚了乐府诗的诸多方面的历史面貌,这一工作成就具有"考史"的性质：（１）由七篇论文组成的《六朝乐府与民歌》是一部自成系统的专著①,以六朝清商曲的主要部分吴声与西曲为研究对象,考述了它产生与流行的时代、地域,以及它的声调、歌词体制的历史渊源.对重要曲调的作者、本事等问题作了详细考证.对六朝清商曲中和送声的专题研究特具卓识,不仅理清了清商曲辞有关和送声的体例,而且,根本解释了许多现存歌词与该曲调原始传说不相符合的疑问.对作为歌词的重要修辞手段的谐音双关语的运用,对六朝清商曲中分量较少的神弦歌,亦作了详细的分析.（２）收入《乐府诗论丛》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官署沿革考略》、《汉武帝始立乐府说》对乐府诗的主要时代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乐府官署的沿革作了考证.（３）清乐即清商乐,是汉魏六朝时代俗乐的总名.长文《清乐考略》是一部汉魏六朝清乐的历史.发表于９０年代的《相和歌、清商三调、清商曲》对相关问题续作申明与辨析.《说黄门鼓吹乐》、《汉代鼓吹曲考》、《杂舞曲辞杂考》对与俗乐有关的乐曲及歌词作专题考证.（４）《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分四大类介绍从古迄今的乐府书籍,叙述清晰、论断明确,是一部难得的乐府研究目录书兼学术史.《乐府诗论丛》附录的《七言诗形式的发展和完成》从考查七言诗从每句押两个韵到每句用韵到隔句用韵的独特角度,展示了七言诗诗体生成的历史过程.对七言近体的滥觞与绝句名称的由来的探讨,亦颇有独到之见.据旧稿修改而成的《读汉乐府相和、杂曲札记》发表于９０年代,该札记分九方面考释与汉乐府有关的问题,每则都包含对相关问题的创见.
王先生乐府诗研究的文章,少部分具有"论史"的性质,这又可以分成"专论"与"通论"二种：（１）"专论"与前述"考史"之作有点相似,不同的是,这里的结论大多不是材料可以直接证明的,而是通过对材料的比较、推论,最终解决了某一个学术问题,而"考史"更具有无征不信的性质.篇幅不大的《吴声、西曲中的扬州》、《谢惠连体和＜西洲曲＞》、《柳恽的＜江南曲＞》、《梁鼓角横吹曲杂谈》、《蔡琰与＜胡笳十八拍＞》都属于这类专论.（２）撰于５０年代的长文《论吴声与西曲》依据作者深入、专门的研究,并补足了若干新内容,全面论述吴声与西曲.既可作专著《六朝乐府与民歌》的绪论,也是对吴声、西曲最权威的通论.（３）收在《乐府诗论丛》中的《汉代的俗乐与民歌》等三篇论文,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评价汉代民歌、《孔雀东南飞》、南北朝乐府中的民歌.属于理论性更强的另一类通论.
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有以下特色：（１）用材料说话,归纳的色彩很重.比如,六朝吴声、西曲,说起来是一个不小的研究对象.《六朝乐府与民歌》对于它的时代、地域、作者、本事等的考证,比较大的篇幅集中在按照乐府目录的著录以及对现存作品的统计归类,然后逐首考证,当每一首或绝大部分可考的结果出来之后,整个吴声、西曲的研究结论自然也就出来了.（２）注重完整的历史环境.王先生的乐府诗研究的"史学"特色,特别显示在这一方面.他对萧涤非的名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失误的纠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萧著主要依据《后汉书》中三则有关东汉朝廷注意搜采"风谣"或"谣言"以考察官吏政绩的记载,又举汉乐府相和歌中的《雁门太守行》（歌咏东汉和帝时洛阳令王涣）一诗为证,从而得出东汉乐府采集民歌以观政绩的结论.并举例证明此种观采风谣之事,西汉已有.王先生从官制的角度指出,西汉所设掌管俗乐的乐府机构,工作是采集整理通俗歌曲并演唱,以供皇帝娱乐.又举史书记载,当国家财政困难时,便有裁撤乐府人员的现象.《雁门太守行》系洛阳令王涣死后人民怀念所作,也不是生前考察政绩的风谣.从此可见,东汉朝廷采集乐府,并非为了考明地方官吏的政绩.而萧著所举三例中用以考察政绩的民间风谣,实指某些并不入乐的杂歌辞.《六朝乐府与民歌》关于吴声、西曲是贵族阶级的乐曲这一基本论断,也是在充分了解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作出的.（３）系统的资料来源.王先生的乐府诗论著搜集的材料非常丰富,却完全没有堆积、零乱之弊,论述井井有条.这与他本人比较深于目录学,能够系统地处理材料有关.
王运熙先生乐府诗研究的意义：（１）对于中国现代的乐府诗研究来说,具有总结与突破双重意义.乐府诗研究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视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才掀起热潮的,但是,几十年间的成果良莠不齐.王先生的研究在依据古代基本典籍的基础上,充分吸取了余冠英、萧涤非等人的乐府诗研究的成果,也纠正了若干肤浅与不正确的论断.他的吴声、西曲研究更是自成系统,卓尔自立,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成功研究的范例.（２）对于王先生的学术历程来说,他的充分了解完整的历史环境的研究思路与研究经历,不仅使他在乐府诗研究上取得成功,也为他的学术重点向唐代文学、古代文论等方面的延伸与扩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汉魏六朝唐代文学研究收录在《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中的三十篇文章,除四篇后又收入《乐府诗论丛》此处不论之外,其余的二十六篇大致可以分成"专论"、"通论"二类,其中多数为专论.以下介绍这部分文章中的重要论断：（１）《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在分别描述建安时期诗歌、辞赋、散文、小说等方面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时,发现那个时代出现了一种追求娱乐的新趋向.（２）特立独行的诗人陶渊明是否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物,《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和当时诗风的关系》指出,陶氏生活在玄言诗大盛的时代,他的风格是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而他显出特色的是,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化入到诗里.经典之作《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解》,篇幅不大,却为聚讼千年的一大疑案作了了结.（３）范晔《后汉书》的序和论,历来负文章盛名,它的文学价值体现在哪里,《范晔＜后汉书＞的序和论》有专门分析.《孔稚圭的＜北山移文＞》指出,历来对《北山移文》这一名文的创作意图的解释,可能有问题.（４）《释＜河岳英灵集序＞论盛唐诗歌》对盛唐诗风声律与风骨兼备的特色的阐释,澄清了盛唐诗兼取建安与齐梁的事实；同时,有关唐玄宗开元初期,特别是开元十三至十五年改革文风的一系列政治措施的论述,以此解释《河岳英灵集序》以"开元十五年"为诗史转折点,也是有力的.该文的论断,深化了对盛唐诗史的认识.（５）《元结＜箧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是唐诗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该文对唐中期这一复古诗派及其成败经验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唐诗史的认识.（６）王先生有关韩愈散文的风格、以及唐古文运动与唐传奇关系的论断,涉及到对古代散文史、唐传奇史的基本认识,意义重大.唐古文运动是不是努力创造一种更为通俗的文体,韩愈的古文创作是不是与其追求奇崛的诗歌风格不同而呈现为平易的风格?《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指出：韩诗韩文的基本风格是一致的,其特征都是力避庸弱,务求奇崛.以为唐古文运动的开展,为唐传奇提供了自由流畅的文体,因而促进了唐传奇的发达,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主观臆说.事实是,唐代流行的骈体文大多非常通俗,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与之相比,不是更为明白晓畅,反而显得古奥.直到宋初,古文都以艰深难读著称.欧阳修领导的北宋的新古文运动,才最终以一种比较自然平易的古文取代了骈文的统治地位.《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一文针对中国现代有关唐传奇与古文运动关系的影响较大的几说,分别作了辨析与澄清.得出如下结论：唐传奇的文体是在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中唐时代,受民间变文、俗曲的影响,骈偶成分增多,文辞更趋通俗化；中唐古文运动不是促进传奇发展的动力,传奇也不是古文运动的支流,古文运动也不可能依靠试作传奇成功而兴起；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柳宗元等也写作小说,只表明写小说成为一时风尚,但韩、柳等的小说不是好的传奇作品,传奇与古文所追求的风格是完全异趣的.
属于"通论"性质的文章,一般按一定的分析架构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多数具有一定的理论背景,在这类文章中,作者的学术创见散见于文章的某些部分.如《陶渊明田园诗的内容局限及其历史原因》、《陈子昂和他的作品》、《王维和他的诗》、《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白居易的＜新乐府＞》、《略谈韩愈的＜师说＞》、《读＜柳毅传＞》,都可划入这类通论.
四、《文心雕龙》和古代文论研究王先生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一段.由于他强调将《文心雕龙》与《文选》配合起来读以研究中古文论,所以,很自然地,《文心雕龙》研究成为他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一个重点.
收录在《文心雕龙探索》一书中的十九篇论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１）关于《文心雕龙》与汉魏六朝文学及古代文化学术史的关系.这是王先生文学研究的历史学风格的体现.通过研究《文心雕龙》有关中古文学的若干现象与成就的论述与评价,探讨《文心雕龙》与它所处的文学背景的关系,进而论定《文心雕龙》在它所属的那个历史时代所处的地位以及所具有的意义.《＜文心雕龙＞产生的历史条件》、《＜文心雕龙序志＞"先哲之诰"解》、《＜文心雕龙原道＞和玄学思想的关系》、《刘勰为何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等四篇文章,则将范围扩大至分析《文心雕龙》与儒学、玄学、《楚辞》,以及古代文章写作史、古代思想学术史等方面的关系,目的也是如何更准确地审视《文心雕龙》在历史当中的位置.（２）《文心雕龙》风骨论是全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也是贯串全书的基本思想之一.以名作《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为代表的三篇论文所反映的王先生对《文心雕龙》风骨论的研究,以《风骨》篇为基本依据,进而不仅贯通《文心雕龙》全书,而且,结合魏晋南朝的人物品评与画论,结合古代文论中的文质观念与刘勰所处时代的文风,并与建安文学及初唐至开元盛唐文学相联系,完全澄清了"风骨"的涵义及其理论价值,堪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经典范例.（３）关于《文心雕龙》这部书的性质.王先生提出,从著者的写作宗旨及全书的结构安排等方面系统考查,《文心雕龙》不是一部文学概论的书籍,而是一部系统介绍文章写法的书籍.
收录在《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中的二十余篇论文,除了系统论述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文气说、比兴说、文质论、风骨论的一组文章之外,另有两个论述重点：中古文论与中古文学文化的关系,盛唐气象与盛唐诗的问题.（１）将文论与文学写作风气会通起来,互相对质,本是王先生治文学批评史的轻车熟路.《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指出,沈约、刘勰、钟嵘、萧统等人的成就,形成了南朝文论光辉夺目的局面.这些批评家的意见并不一致,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以重视辞藻、对偶、声调之美的骈体文学的标准来评价作家作品的成就.评论家按统一的文学正宗来进行评价,已如该文所示,那么,作者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写作呢,自然也是在统一的文学正宗指示的评价系统中写作.《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虽然没有明确提示,但实际上已经将文学观念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提到了令人瞩目的位置.（２）与盛唐诗论有关的七篇文章中,除了论述李白、杜甫文学思想的三篇外,《＜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诗标准》从选本论殷的文学思想,《说盛唐气象》着力揭示并具体分析盛唐诗"浑厚"、"雄壮"的风格特征.有关严羽与《沧浪诗话》的两篇文章,有鉴于明清两代以及现代的一些论者对《沧浪诗话》的误解,强调必须还严羽以本来面目、还《沧浪诗话》以完整的面貌,才能真正准确地了解《沧浪诗话》的诗学宗旨与"盛唐气象"的真实含义.
以上,本文主要依据《乐府诗述论》、《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中国古代文论管窥》四本书,粗浅论述王运熙先生文学研究的成就.近十余年王先生陆续发表的论文,均未及搜集.他与别人合著的关于李白的论著、他所参加的集体项目"中国文学批评史",均未论及.他与杨明先生合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是近百万字的巨著,且该二著为"通史",与前述四著所收录的论文与专著,在体例上也略有不同,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也阙而不论.
五、王运熙先生的学术经验及其意义第一,材料的基础地位与寻求对材料的准确解释."无征不信"、"实事求是"是清代朴学的工作原则,真正熟练地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王先生的论文,多数篇幅不大,常常主要利用一条或几条新材料,就相关问题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所谓新材料,指别的研究者尚未使用的材料.比如,根据明刻本《文苑英华》卷七九四《长恨传》后附载该文的别本（按：有具体出处）一篇中的异文,《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考证出《长恨歌》内容中方士探杨故事是一则民间传说,"白居易写《长恨歌》,是在马嵬坡附近跟他的友人陈鸿、王质夫一同游玩,在听了王质夫所讲的民间传说以后受了感动才写作的."②那些经典之作,则大多是在充分占有一批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分析解释,得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比如,在对韩愈散文风格是奇崛还是平易的比较研究中,那些批评唐中叶的流行文体风格浅俗的材料,晚唐至宋初感叹古文太难读的材料,对于新论断的成立,均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
第二,追求把历史的原来面目研究清楚.王先生的所有研究工作,几乎都可以统一在"把历史现象说清楚"这个题目下.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学术史上,有些人的研究是为了发现真理、有些是为了价值重估、有些是为了古为今用,等等.追求历史本来面目的研究,属于科学的历史学的范围.
第三,重视完整的历史环境.如何达到"把历史现象说清楚"的目的,王先生的学术经验尤其值得研究,这一经验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也有特别的意义.如前所述,王先生的文学研究注意材料的基础地位,学术论断均由材料支持.笔者细绎王先生的一些重要论断,觉得他所取得的突出的学术成就与他比较特别的材料选择范围有关.他的乐府诗研究、唐代文学研究中的许多学术创见,都有来自四部图书中的乙部书,特别是正史中的记载作为基本材料.而这些材料的获得,得益于王先生"系统读史书以治文学史"的学术思路.这促使我们思考一个与中国文学研究学科有关的问题.
西学东渐以来,形成了新的学科制度,传统的四部图书分类的界限,成了学科的分界线,至少对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这一划分有一定的局限性.集部主要为别集、总集,基本上是修词性文章（可称为"美文"）的汇集,作为图书分类,它确实可与经典性的、论理性的、记叙性的图书区别开来,各自独立.但是,仅以一大堆美文为依据,虽可供习作观摩,可供鉴赏,但是,很难达到理清中国文学历史面貌的目的.传统的中国史学是一个完整的部门,它负责记录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中国文学的历史状况,首先也保存在中国的史书,特别是传统的正史中.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的集部通常汇总了一代文人的著作情况,《文苑传》则是一代文章作者的合传,重要的作者另有专传,与文学有关的其他事迹散见于各类纪、志、传,特别重要的作品也会被收录在史书中.由此可见,史书记载中的文学现象,是一种生存在完整的历史环境中的文学.重视史部书中的历史背景与历史材料的基础地位,以之与集部书中的作品相配合,能够准确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这是王运熙先生成功的学术实践提供的启示.这与专攻在史书里面找作家生平事迹资料的工作不可同日而语,也超越了清代以来文史结合,以诗证史、以史证诗一派学者的学术工作的范围.
第四,系统的学术研究,"中观"背景下的微观考察.王先生的研究方法,从抽象的角度看,是一种系统方法,强调整体与相互联系两个要素.他在《谈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一文中曾提出四个要点：一、统观全人,避免以偏概全；二、把理论原则和具体批评结合起来考察；三、与同时代文论联系起来考察；四、把批评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分析言之,即以全为体、以联系为用.王先生又说："关于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我有时又把宏观称作中观.太大的概括,上下两千年呀什么的,我是不大谈的.""我觉得所谓宏观,首先要全面地了解情况,把具体问题放在大一些的背景下去进行考察".
③这里,举《＜物色＞篇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问题》为例.《物色》篇在现今所见各本《文心雕龙》中,位置均在《时序》篇后、《才略》篇前,对此,范文澜提出过怀疑.此后,没有任何版本证据,竟然从者纷纷,都是以意为之.他们比较共同的推理是：《物色》篇谈写景,属方法技巧论,与谈时代背景的《时序》篇相比次,不伦不类,该移往别处.王先生指出：《物色》篇虽谈写景,但它的首段是从论述自然景物感动作者、激发写作冲动开始的,而《时序》篇论述时代与写作的关系,二者"正是在论述外界事物或环境与文学创作关系这点上,有着共同之处."④二篇开头四句文句的词句格式非常接近,可能不是偶然的.然后,再从整个古代文学史的风气变迁看,古代诗教重视文章与时代风会的关系,而汉赋以下的文学"逐物"之风日盛,把节候景物对文学的影响看得很重.通过这样的解释,《时序》、《物色》相比次的位置关系,就显得合理.
第五,理性主义的学术倾向.总的来说,王运熙先生的学术工作属于客观的历史学的范围,体现了理性主义的倾向.这种前辈学者的风范,是珍贵和令人尊敬的.
①、案：本文引述王先生的乐府诗论文,均据《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
②、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２３６页.
③、彭玉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王运熙先生访谈录》,见《原学》第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６、７页.
④、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第１５７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责任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