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当我们把“文学思潮”作为“问题”置于学理层面加以省察时,它的范畴指涉和存在样态的复杂性是不容忽视的.长期以来,它始终被两类基本的研究主体所关注――一类是文艺学学者,另一类为文学史家（包括文学现象的即时评论者）.诚然,这两类学者在他们的研究实践里对“文学思潮”的关注,因为学科的某些稳定的规定性使得“文学思潮”作为问题的独立性并不突出,甚至于常常被熔融于一些具体对象中而难以察觉,但它始终是“在场”的,而且又常常并不仅仅隶属于某一具体问题或现象.它的“存在性”,与其说是“问题”范畴,不如看成“方法”领域更为合适.“文学思潮”作为一种指称,与众多的有关文艺的指称概念一样,其内核和边界的清晰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任何指称在不同的逻辑范畴和言说语境中,都可能或必然地使人对之产生不同的意会.这样说,既是一种逻辑常识,又是我们研究“文学思潮”时经常遇到的情形.比如,我们单凭简单的判断就可以认同这样一个结论：“文学思潮”在文艺学里与在文学史中并不是一回事.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而是个大问题.因为,“文学思潮”的“问题性”就隐藏在这一“简单”之中.
一、“文学思潮”是“文艺学”的对象?还是“文学史”的现象?
“文艺学”和“文学史”两个学科的明显差异,应当说是众多研究者容易感知的.然而这种容易被感知的“差异”常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运用时却常常变得“陌生化”了.就以往大量的有关“文学思潮”的研究成果来看,它的“特性”与“文艺学”学科并无多大关系.“文艺学”在自己的学科体系里,长期以来不仅漠视它,而且一直坚执地拒绝着对“文学思潮”进行任何形式的深入阐释.比如,据笔者粗浅的浏览与查阅,“文学思潮”作为概念及其解释,基本上只是“辞海”或“文学词典”一类工具书的职责,众多或新或旧的“文学理论”教科书,都统一性地放弃对“文学思潮”实施概念界说和学理推导.（1）
这些无疑地表明,“文学思潮”应当属于“文学史”学科.事实似乎“确乎”如此.仅就“文学思潮”的“概念界说”而言,这一“重任”大多被文学史家（更多的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所承当.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冠以“思潮”之名的“史论”和“现象论”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有数十部之巨.此类著述的大多数,一般会在“绪论”或“导言”部分对“文学思潮”的概念进行定义――不过,种种“定义”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2).同时我们也看到,实施“定义”的主体似乎并不借重于任何理论资源,毋宁说是凭着感觉――而这一感觉又是与其所要考察的对象及其对对象特性的“预设”紧密关联着.文学史家所面对文学研究对象的实践性特征和现象性特征,总使得其在对“文学思潮”概念进行定义时不能不频频回首于文学现象的“历史样态”,他在顾及“历史逻辑”的同时就不能不淡化“学理逻辑”所带来的制约与限定.这显然是悖论!更重要的是,这一“悖论”在文学史家对“文学思潮”的粗浅的理论思考中被轻轻放过了.来自于“历史逻辑”的“自圆其说”的“定义”,又以其“自圆其说”性能作用于对文学历史和现象的具体论述,因为“定义”被质疑的可能性的缺位,必然导致文学思潮研究的“无当”与“泛化”.
其实,文艺学并非不屑于把“文学思潮”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也同样有着上述“悖论”所带来的困惑.比如当我们预设“文学思潮”的研究重心应当是“观念”的运动过程――这一命题显然更多具有着“文艺学”学科属性.其实,这样的研究至今仍然是许多著述中有关文学思潮研究的常见形态.近年来,有许多文学史著作,有意把以往的“文学运动”或“文学过程”内容,更名为“文学思潮”.论述所囊括的具体内容多属于“观念”性的东西――着力关注的是“理论争鸣”事件和理论性文献,具体的大量的文学创作,常常是理论或观念演变梳理过程及其必然性、合理性的证明材料.其实,这里面深藏着不少不可轻视的谬误.文学史视野中的理论（观念）文献,一般并不包括同一时期那些与实际的文学创作无太大关联的“纯粹”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有关的理论样态,不仅仅“批评”类型居多,而且任何理论只有转化为批评才可能有效地进入文学史视野.在具有自恰性的理论看来,“批评”的展开,随时都可能发生因对象（创作）的特定性而导致的“变形”“误读”或“曲解”,这种情形自然无法满足理论的期待.“文艺学”把“文学思潮”排除在外,亦属当然.坚守理论自身的“自恰”,必然遮蔽大量的“批评”所隐含的某一理论（观念）的运动信息.其结果是,“理论”与“批评”实际也就是“文艺学”与“文学史”,彼此成为“他者”.
由此看来,“文学思潮”应当是一种结合着“文艺学”和“文学史”才能有效展开的研究.
二、“文学思潮”是“宏观把握”?还是“微观”?
就一般而言,“文艺学”和“文学史”本质上无疑是宏观的.结合着两者才能有效展开自身研究的“文学思潮”,应当说更倾向于宏观.“文学思潮”研究的“宏观性”,既受制于它的对象世界――文学的任何个别领域如创作、批评、理论、传播与接受等,都不足以承当文学思潮的对象性.文学思潮的对象是一个相对独立时期的文学的整体存在,是历史存在的全部.它所呈现的是“文学”的思潮,而不是被类型化、领域化或进行了条块分割后的文学的各个侧面.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学史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文学思潮”的“宏观性”也来源于它的关照方式――这自然是与它的“整体性”范畴特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不同的文学领域（创作、批评、接受）,文学思潮在考察时是在对他们进行“现象化”处理的基础上,要捕捉的是大量现象背后的“倾向性”即“同一观念”及其这一观念的流程.“现象”的纷繁性与“观念”的单一性的结构机制,正是文学思潮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明确指出：“文学思潮是时代文学思想中十分活跃因而引人注目的部分,集中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某些突出方面.在文学的世纪发展中,思潮也许可算是个纲.将文学思潮真正研究清楚,会使文学史上许多问题迎刃而解.”(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整体的“文学思潮”研究不仅可以弥补文学史研究的某些不足,而且同时能够满足人们对与文学史的深层期待.比如,当它有意从“观念运动”角度来梳理文学历史时,文学的“思想史”状态就可能被更清晰地展示出来.也因此,文学的研究便会获得走出文学的机遇,不仅能使特定时代文学的思想及其演变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的有效构成部分,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复杂关系可能得以在特定“思想”的整合中显现其独有的文化意义.
诚然,“文学思潮”研究的“宏观性”有着不同的甚至是多样的具体呈现方式.《中国现代文学主潮》(4)《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5)等著述只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思潮书写方式.而大量的却如同《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6)《政治文化与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文学》(7)等著述一样,显然属于文学思潮“宏观性”研究的别样书写.《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主要考察“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其讨论的重心实际坐实于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主义”是如何在中国现代的文学领域中播延与接受表达的.《政治文化与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显然是把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政治化”作为一种思潮,阐释的充分性体现为对“政治文化”之于30年代文学样态、文学政治化的审美体现等复杂性的揭示.这些著述的研究共性表现为,首先是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观念”及其作用的认可.其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还原它的历史流程――主要是某一观念被审美化表达的式样和“观念”影响下的创作主体姿态、精神、写作行为的种种变化.其三是文学的历史在某一种“观念”吸附中被加以重新组织,呈现出新的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我们知道,导致文学史叙述变化的可能性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观”的变化,即“如何看待历史”的观念变化；二是对“决定历史面貌”的不同“因素”及其作用的强化与凸显.而“文学思潮”“宏观性”研究中的文学史的别样表达,应该是或者更接近于上述第二种情形.
“文学思潮”的“宏观性”并不是一种限制,在文学研究的实际展开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状态有其特殊性.无论如何,“文学思潮”不会也不可能拒绝和彻底排除“微观”的介入,只不过它对于微观的接纳有着自己的方式而已.比如设定从“观念运动”角度考察某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主体对“主流观念”的体认和在“主流观念”统辖下对文学史现象的取舍,相对于文学整体而言显然是一种“微观”――在这里又进一步显现了“文学思潮”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区别.“文学思潮”的“微观性”也还大量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中.比如对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思潮”的讨论,不仅需要对“革命文学论争”的“微观事件”进行深入辨析,同时必须对“革命文学创作”和“准革命文学创作”实施细密的文本解读.“思潮”的宏观与“现象”的微观就这样被相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过,这种“微观”,毕竟是“宏观”临照下的对象,它也不可能走向那种为呈现历史全貌而进行的现象还原式研究.
三、“文学思潮”研究是一种结构程式?还是一种方法?
这是以往“文学思潮”研究中从未引起注意的问题――而它却是“文学思潮”范畴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说“文学思潮”是一种结构程式,意指作为“观念史”研究,文学思潮不能不对文学历史或当下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观念”形态（抽象的思想形态）的各种直接间接的表征予以分外关注.它的研究预设总是在观念运动的空间里确立自己的视野.视野的特定性不仅规限了叙述方式,也同时给定了具体内容的取舍标准.同一现象,在文学史视野和其在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影像、功能、作用有着很多的不同.这显然取决于“文学思潮”和“文学史”那些各自不同的具有恒定性的结构状态.比如“五四文学”,不论是对其生发缘由的“外倾性”肯定,还是强调当时时代知识分子先锋群体的自觉性,都是五四时期文学发展的整体性作为考察对象的,即文学史价值结论的最终确立来源于历史属性.文学史表述中过分的对历史的观念化处理,必然会降低它的信度,因为,文学史毕竟属于“历史学科”.而作为“思想史”属性的“文学思潮”研究,“信”与“非信”的差异并不是要害.它首要的是要求研究主体必须确认各种观念共生夹缠中的主导观念,即呈现为文学整体性的“思潮”（而绝不是文学的某一领域的主导观念）.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不少有关“五四文学思潮”著述却有着不少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怎样形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文学思潮”对于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状态的观照是侧重于“思想史”方面的.比如从社会文化走向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角度看,“五四文学”整体性地凸现着“启蒙”性――启蒙,既表现为统一性的文学功能,又表现为创作主体的文化姿态,还大量渗透于文学的诸多形式方面.为此,以“启蒙主义”来命名五四文学思潮,应当说是恰当的；如果我们关注到五四文学基本观念等本体方面对西方近代以来进步思想的广泛吸纳,并且在对中国传统批判中所建构起来的“元话语”状态,我们把“五四文学思潮”称之为“现代性（西方化）思潮”也未必不可.当有人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创作观念来定位五四文学思潮的属性时,自然也有它合理性的一面.这里依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所说的文学思潮的“观念”与“思想”,其实不能仅仅理解为“有关文学”的思想,而是“如何看待文学”的思想,即有关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念.这决定了文学的整体性变迁.说白了,“文学思潮”对于文学历史进行的“思想叙述”,不是还原,而是阐释,它可以为文学的价值更新提供多种的可能性.
这无疑就探进到“文学思潮”作为“方法论”的层面.
作为“方法”的“文学思潮”研究,应当是指它的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作为一种视野的基本原则及其策略选择.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语境研究,语境与修辞的关系研究,作家独创性的问题和审美风格变迁研究.
当我们通过深入了解感觉到某一历史时期确有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思潮”的时候,它便成为我们重新进入此一阶段文学的一种新的视野.原来林林总总似乎没有头绪、彼此夹缠的现象,被发现其实是由某种很强大的具有结构性的“框架”所整合,自有其“有机性”和存在秩序.我们进而还能够发现,作为构成整体的因素的任何“单体”（包括人和事件等）,在这一“框架”里并没有足以和整体相抗衡的“主体性”,“思潮”必然对它发生影响――不论是正面的认同或是反向的调整.比如就一个作家的历史前后看,任何人都是会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如封闭起来看,我们的体认更多地会倾向于对作家个人创新能力方面的肯定.然而,如果将其置于“思潮”视野,我们发现这些变化其实正是个人在“思潮”的整合过程中审美修辞的调整.风格变迁的主因原来在这里.再比如文学史的写作――在我看来,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而言,从大的方法论角度说不过两种形态：一是“纯审美”的文学史；一是“思潮”的文学史.“纯审美”的文学史关注的是每个时代的“审美进步”,并以这一进步作为对作家作品进行选择的基本标准.“思潮”的文学史,更多关心的是“有影响”的文学因素.有些作家或作品,就审美进步性看其实是没有资格进入文学史的,但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不能淡化或漠视的大的倾向性,所以在“思潮”的文学史中却是重要的存在.实际的例子是很多的――“文学”在许多文学史中之所以被忽略,就是因为在有些研究者看来它不但不具备与“十七年文学”相比较的“审美进步性”,简直就是“审美的倒退”.然而在“思潮”的文学史里比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它却是需要认真分析的对象.20史上属于这样的现象或作家作品为数不少――比如像胡适与《尝试集》、“革命加恋爱”创作、“红色鼓动诗”、30年代的通俗文学、解放区的“秧歌剧”、“十七年”的“工农兵”文学、“歌颂类”创作、小剧本创作、“”时期的“革命样板戏”、激进的“文艺评论”、80年代的《伤痕》《班主任》、“将军诗”、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论争等等.被“纯审美”文学史认为没有意义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大量的文学现象,在“思潮”视野里却可以赢取价值,有些甚至是很重要的价值,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独特性的“叙述”才能达到的效果.显然,与作为一种“状态”的“文学思潮”相比,这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学思潮”的意义,更值得我们把握与研究.
注释：
（1）例如发行量很大的《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当代四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两套教材,均无关于“文学思潮”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即使个别的此类著述涉及这一问题,也多是在对其他问题的历史性考察中顺便提及,因为无法进一步展开,反倒使“文学思潮”的理论性方面更加复杂.例如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所著《文学原理》（王忠琪徐京安张秉真译 ）等.（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三月版.）诚然,这里要特别提请注意美国著名文艺学学者沃伦和韦勒克.他们在名著《文学理论》中也未正面涉及“文学思潮”,也许他认为这一“问题”的重大性和重要性,所以专门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一书中进行了细致论述.
（2）参见笔者《“文学思潮”：作为状态、现象、风格与时期的不同形态》《文艺理论研究》2004、4；《文学思潮：关于概念、现象及方法》《东南学术》2004、4；《“定义”歧义与“认知”溯源――关于“文学思潮”概念杰说的几个问题》《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5.1.
（3）严家炎：《文学思潮研究的二三断想》《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5期.
（4）《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上 下）许志英 邹恬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
（5）《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等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6）《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解志熙著台湾燕智出版社1990年10月.
（7）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类似的著述甚多,如,方维保《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陈顺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收与转化》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陈改玲《重建新文学史秩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5月、李怡《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