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师陀在上海沦陷时期的小说创作既有对民族性格和命运的反思,也不乏对沦陷时期上海都市生活的抨击.这些作品一方面显示出作者为繁荣抗日爱国文学活动和维护民族文学的纯洁性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较为全面地体现了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发展走向.
关 键 词 ：师陀小说 沦陷时期 上海文学 爱国主义
抗日战争将中国的版图划分成了抗战区和沦陷区.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究竟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存在呢?在翻阅了大量的作品和历数了几多的作家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让它们领着我们去见证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风貌、特点和发展走向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将眼光投向了师陀――一位见证上海沦陷岁月并仍孜孜不倦于文学创作的作家.
1936年8月,师陀由北平到上海.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师陀“心怀亡国之悲愤牢愁,长期蛰居上海”①,以写作作为他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在小说方面为我们奉献了短篇小说集《无名氏》、《果园城记》、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长篇小说《马兰》《结婚》,被杨义称为“‘孤岛’和上海沦陷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②.他的小说,既有对民族性格和命运的反思,也不乏对沦陷时期上海都市生活的抨击.他的小说传递着对人性、对家国、对民族的深刻反思.而上海沦陷时期历时八年,从丧失主权到异族统治的辛酸历史使得上海文学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维护民族文学的纯洁性为己任的特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找到了师陀小说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契合点.
一、小说书写与都市生活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一度兴起鼓吹抗战的创作潮流.随着抗战的深入,作家们抛弃了廉价的乐观主义,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战争给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灾难和影响上.这即是上海文学关于都市生活描写的一个转折.上海沦陷后期,日伪势力控制了整个上海,禁止一切抗战作品.同时,他们还拉拢一大批汉奸作家,为“大东亚共荣圈”粉饰太平.在政治的强势运作下失去激发抗日爱国热情的文学作品越来越依赖商业市场的宣传和需求,作家们在“心中的文学阵地”和“商业市场的需求”之间努力寻找着一个突围点.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雅文学和俗文学日趋融合,作家们在黑暗现实和家庭婚恋中寻找题材,促使上海文学在对都市生活的描写中走向日常化的创作倾向.
从《马兰》到《结婚》,小说中对都市日常生活的讲述体现出上海文学在沦陷时期日常化的创作倾向.具体来讲,日常化是小说创作时选取的素材,在写法上采用了通俗化的表达方式.但是,通俗化并不等同与通俗小说,它仍然有着批判精神,一种不与现实冲撞的形而上的批判态度.下面,我仅以《结婚》为引来分析上海文学是怎样展开对都市生活的摹写的.
《结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尔虞我诈的都市生活场景,这个生活场景由咖啡厅、跳舞场、电影院、大饭店、交易所等组成,文中人物胡去恶、田国宝、田国秀、钱亨、黄美洲、老处女就是在这些地方打发掉他们每天的光阴.在作者展开对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叙述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空虚的沦陷时期的上海.而且,环境还逼迫着人的改变,里面的人要么一出场就毫无道德可言,要么就在耳濡目染中失掉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这是很多作家在表现鬼魅都市中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里向我们传达出来的信息.
如《杂志》作家群之一的束纫秋,在上海沦陷后期用笔名“疏影”发表了一批反映金融界、商业界腐朽、浑浊现实的短篇小说.《生意经》描写上海商人为了争夺客户,不惜采用欺诈、出卖色相的卑劣手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沦陷时期上海经济的萧条和混乱状态.《驭人奇术》中,商行经理为了更好地控制职员,不惜采用在职员之间制造矛盾,又利用矛盾加以利诱威逼的卑鄙手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沦陷时期上海职员为了生存甘愿做木偶的辛酸.另一活跃在《万象》和《杂志》周围的青年作家沈寂,他的短篇小说《黄金铺地的地方》揭示出“黄金铺地”的上海并不是人间天堂,而是一个人吃人的人间地狱.另一青年作家丁谛同样擅长表现上海金融行情的动荡紊乱和商业社会中唯利是图、勾心斗角的人际关系,如《蠢动》《浮尸》《人生悲喜剧》《两种人》等.此外,谭惟翰的短篇小说《鬼》《人间世》《荣归》等在揭露社会黑暗与丑恶的力度上也不落人后.
《结婚》暴露在我们面前的都市生活的黑暗现实是在胡去恶为结婚而展开的一系列追逐中呈现的.小说中,胡去恶以结婚的名义开始他个人野心的追逐,在此过程中他丢掉结婚的第一个目的：和林佩芳在一起,享受家庭的温暖；开始结婚的第二个目的：和田国秀在一起,实现生活的保障.最后,黄美洲拿到前妻三万元的补偿金和老处女结婚,完成了胡去恶的心愿.结婚和物质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结婚在现实中又有着怎样的寓意呢?这就接触到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对都市生活描写的又一个具体方向：家庭婚恋题材.
不同的作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进而产生不同的文学作品.舒影写过一篇《恭喜发财》的短篇小说,主人公是一个身体健康的青年,却因贪慕钱财和一个有丰厚陪嫁的痴瘫女子结婚,可是婚后的生活一点都不幸福,由此,“恭喜发财”也沦落为一个讽刺的名词了.另一作家予且的小说也是针对都市里中小有产阶级形形色色的男女婚恋情态展开细致的描摹的,如《窥月记》《移情记》《迷离》《伞》《君子契约》《雪茄》《七擒》《如意珠》《考虑》《父亲的烟斗》等.这些小说重点表现了夫妻间的日常生活情趣,突出他们情投意合、和睦幸福的家庭关系,意在表现传统婚姻和现代文明在物质基础的保障下能够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苏青的《结婚十年》铺展了一条一个现代女性是如何在重重困境中挣脱传统婚姻束缚的艰辛道路.这是一部自转性的长篇小说.主人公苏怀青是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热爱生活,向往自由,却因包办婚姻陷入了痛苦中.在结婚当天她就发现丈夫和他的寡嫂有奸情,小姑时常和她作对,生下女儿后又得不到公婆的欢心,用自己的稿费来补贴家用又打击了丈夫的自尊.小说没有浪漫的情节和语调,只在平淡中娓娓道出一对普通夫妇的日常生活,表现了体现在夫妻关系中新旧文明的冲突,批判了束缚妇女身心健康的封建传统道德,表达了渴望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
对都市生活采用日常化描写的创作倾向虽然被迫失去了激发民族救亡热情的文学启蒙功能,但它们丰富了日渐枯萎的上海文坛,打击了谄媚虚伪的汉奸文学,维护了民族文学的纯洁性.所以,用日常化的视角贴近对都市生活的摹写,既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又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它抛弃了以民族、国民为背景的群体意识,转而从个体的战争体验出发,在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刻画出战争对生活的影响和这些平凡人在战争背景下的生存状态,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和警世意义.
二、小说书写与小城想象
师陀说,上海沦为“孤岛”后,“我不知道这些日子是怎么混过去活过来的.民国二十七年九月间,我在一间像棺材的小屋里写下本书第一篇《果园城》.这并非什么灵机一动,忽然想起践约；也绝无‘藏之名山’之意,像香港某批评家所说；只是心怀亡国奴之牢愁,而又身无长技足以别谋生路,无聊之极,偶尔拈弄笔墨消遣罢了等这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小城等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③这即是师陀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果园城记》的写作由来和创作意图.师陀的自谦之词,实则隐含着对民族性格和命运的深刻反思.
在这个想象的小城中生活着各色各样的人物：果园城的主人魁爷,果园城的知识分子贺文龙、“傲骨”等,果园城的女性孟林太太、素姑、油三妹、大刘姐等,果园城的离去者孟安卿、孟季卿,他们的命运都在时间的流逝中显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其中不乏悲剧的结束.
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的生存状态.果园城的前三类人都生活在一种静止状态中.换言之,他们在一种巨大的文化力量下安于其命,这种力量,就是在时间的累积中业已形成的果园城文化：停滞、慵懒、陈旧、闭塞.小说中有很多这种意象,如孟林太太屋里的停滞的老座钟,葛天民脸上的“无所欲求的满足”等.这些意象笼罩着整个果园城,它让城里的女性们都自觉地承受着婚恋中的各种无妄之灾；它让刘卓然跨出果园城后,封闭的文化系统就给他带来发挥到极致的愚昧和挥霍.
钱理群在分析鲁迅的某些小说如《故乡》《在酒楼上》等时认为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复调.④那么,作者在讲述孟安卿们的故事时,是否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呢?显然,借马叔敖进行精神返乡的师陀同时也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从少年离开家乡到返乡到再度离开家乡,师陀一直处于飘荡中.尤其是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身处异族统治之下,顶着亡国奴的身份,难免不回想起恬静平安的故乡,勾起对离乡者的精神剖析.这些离乡者为了填补精神的空缺,处处为家,却处处都不是家,像一个无根的人.我们来看蜷缩在上海沦陷区的师陀及同时代的爱国知识分子,如果说“孤岛”让他们有家不能回的话,那么在全面沦陷后的上海,家,究竟在何方?他们还有自己的家吗?这种悲痛焦灼的心情和持续的漂泊更加重了和家国分离的孤独感和焦虑感.
于是在回忆中,师陀有意把果园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这里的中国是“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这正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作为一个农耕大国,中国的乡村和都市并不对立,都市是乡村的衍生物,它们有着相同的本质或者说文化传统.正如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无差别的统一”⑤.但是,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都市作为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它逐渐脱离了原有的文化传统,成为一个中西文化共存或者说西方文化占上风的地方.乡村同样吹进了这股域外之风,但是,旧有的文化传统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这股文明之风在树梢绕了一圈又自离去,大树依旧岿然不动.当“傲骨”像进步的西洋人那样在自己的田产两边栽上树,他渴望一片茂密的森林,结果到了晚上,善嫉而穷苦的乡下人就把他的森林连根拔起了.乡村和城市在文化上遂处于对峙状态.这样,我们才明白了师陀创作《果园城记》的真正用意：近代的中国正可以用一个城乡混杂的地方来代替,这个地方,我们谓之果园城,它的美丽却掩盖不了它的停滞、慵懒、陈旧和闭塞.所以,师陀对果园城这个小城的想象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的想象.
师陀对果园城的想象饱含着对民族性格和命运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核心可以说是如何唤起人的觉醒.师陀在抗战半年时就提出,“数千年来我们被异族的人们或被自己施行着奴化教育,唯恐人民知道得太多.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连他们自己有没有人的资格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过了一夜就积极起来,怎么能使他们自觉的去和敌人战斗呢?”⑥对这种现象的清醒认识促使他深入到传统文化的内里去反思民族性格和命运.当然,他的创作一开始就伴随着中原的乡土生活,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化观照却是从上海的沦陷时期开始的.这样,从《无名氏》到《果园城记》,他的小说一直贯穿着“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
这种精神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中有了现实化的写作诉求.也就是说,小城想象被置换成一种能唤起沦陷区人民的中国心的象征.中国心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爱国主义,它在上海沦陷前期表现为积极进行抗日爱国文学创作,在上海沦陷后期表现为努力维护民族文学的纯洁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看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在外族入侵、国难当头时的一次回潮,虽然它们在数量和影响上远远不能并驾齐驱,但它们的内在精神――唤起人的觉醒――却是一致的.
在上海沦陷前期出现了很多反映国人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对待日本侵略者后来又身受其害最终觉醒的小说.如《烽火中的幻想》中的李荣甫,他是一个银行职员,一心不想抗战,认为我不去惹日本人,日本人也不会惹我.当他调去重庆分行任主任的当口,却接到父亲的来信,称妻子被日本人奸污,儿子被杀.在悲痛和懊悔中,李荣甫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火焰.再如《复仇的火》,小女孩和日本人交好,日本人却奸杀了她的妈妈,爸爸放火烧了日本人的草料,小女孩由最初的天真到明白真相,她幼小的心灵也汹涌着复仇的海啸,等等.当然,这种觉醒的外在诱因是惨痛的,是非常规的,是一种群体的觉醒,但它毕竟唤起了反抗的勇气,是一种血淋淋的爱国主义.
在上海沦陷后期出现了很多回顾性的题材,有的把目光投向大革命时代,通过对山东沿海城乡社会各阶层动荡生活的记载,表现几位青年知识分子不同的经历和追求,如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双清》.有的把笔触伸进记忆的巷道,通过对逝去生活的再现,反映社会的丑陋和时代的悲剧,如郑定文的《大姐》和唐 的《海和它的子女们》.有的沉迷于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借古讽今,借古喻今,如谭正璧的历史小说.再就是通俗作家的创作,他们减弱了作品的消遣性,加强了批判现实的力度.这些作品的创作倾向和创作意旨都指向如何维护民族文学的纯洁性,总归起来,都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体现.
三、总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师陀在上海沦陷时期的小说创作较为全面地体现出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发展走向.在上海沦陷时期,生计压力和政治高压使上海文学致力于表达都市生活,从而形成一种日常化的创作倾向,《马兰》和《结婚》中交织的通俗化手法和批判精神,显示了上海文学在批判现实的力度和揭示普遍的人性方面的独到的光彩.同时,在整个沦陷时期,上海文学都以一种直面人生的姿态,抨击现实,讴歌抗战,反思民族性格和命运,尤以师陀小说中对果园城文化的精密剖析为代表,在传承民族文学、唤起沦陷区人民的中国心等方面起到了其他非沦陷区难以起到的作用.这两个发展方向都是以维护民族文学的纯洁性为归途的爱国主义文学创作.在这个意义上,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是整个抗战文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它还以它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和堪称永久的艺术魅力谱写了抗战文学史上华彩的篇章.
①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Ｇ]．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３２．
②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１４．
③刘增杰．师陀全集（２）[Ｇ]．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５２-４５３．
④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４２．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Ｇ]．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４８０．
⑥刘增杰．师陀全集（１）[Ｇ]．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１２．
作 者：唐颜,硕士,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助教,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编 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