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于我而言,曹俊峰先生的《康德美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一书是我踏足康德美学的指引者与敲门砖.康德的博大精深,和他的艰奥晦涩,往往让人对之既爱且怯.涉猎康德美学之初,怯犹大于爱,几至于望而却步.所幸的是,今天的我们,站立于巨人的肩膀之上.曹先生以其平实质朴的语言向我展现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康德.读《引论》,使你能体会到仿佛那位哥尼斯堡的老人在向你娓娓细谈,——虽然还是同样的谨严审慎,却不复晦莫如深.我想,不仅是我,所有有志于或从事康德美学研究的后学都能从中获益良多.
一、扎根原文,还原康德美学以原初的面目
在国内,对康德哲学有深厚兴趣者不在少数,但在曹先生之前,专门从事康德美学研究者则屈指可数.虽然曹先生并非中国康德美学研究的第一位吃螃蟹的人,但是,他的康德美学研究,在国内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与先于他的诸先生相比,首先,曹先生的康德美学研究完全是立足于康德的德文原著基础之上的.于今天而言,阅读外文原著已成为一种通识的学术规范,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技术上的,更重要的是它所负载的现代哲学解释学的重大意义.伽达默尔曾明确提出“不可翻译性”的诠释学原理——“谁真正掌握了一门语言,那就无需翻译,甚至可以说,任何翻译都似乎是不可能的”.洪汉鼎先生亦曾不讳言道：“任何翻译都带有翻译者的诠释学‘境遇’和理解‘视域’,追求所谓的单一的真正的客观的意义是不可实现的幻想.”不可否认,宗白华、李泽厚等诸先生对康德美学的研究不可不谓精深独到,但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上来看,曹先生放弃《判断力批判》的中、英译本的现成的“坦途”,而宁可多走“弯路”,从德文原著入手,更能准确地理解康德美学.众所周知,康德在运用各种哲学术语时,其意义常与我们今天大相径庭,甚至在他自己的著作之中,同一术语也常在不同的意义上来使用.即使是阅读德文原著,也很难避免误解的产生,更遑论是经过翻译或转译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与真理隔了两重更多.
其次,从理解“视域”上来看,《引论》亦大不同于前人或前作.譬如,李泽厚先生有感于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异化”,而有志于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源头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是康德哲学那里,正本清源.康德哲学,包括美学,于李泽厚先生而言,并不是一个现代解释学上的“理解”的对象,而是一个可批判地继承的对象；他著立《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不是为了理解和解释康德哲学、美学,而是要阐发其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观.曹先生则完全以康德的本文为其视域的中心,以问题为其开启康德美学宝库的钥匙,摒弃一切先见和偏私,返回到康德美学本身.以美的量的契机——“无概念的普遍性”这一命题为例,它本身就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无概念何以有普遍性?曹先生分析指出,康德是从审美的无利害性——即美的质的契机推绎出这一特征来的：“鉴赏判断既然没有利害感,主体对客体就没有任何偏爱,没有任何依赖,不受对象存在的约束,因而是‘完全自由的’.”既然这种完全自由的美的愉快是毫无偏私的,既不同于基于个人偏爱的感官的快适,也不同于基于概念的善的愉快,我们就有理由推断,美的愉快既是普遍的,又是主观的.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后,新的问题必然产生：主观的普遍性如何可能?从而进一步将我们引向康德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共通感”.《引论》全书或显或隐地提出和回答了康德美学的几乎全部重要问题,通过这种问与答的逻辑,引领我们达到对《判断力批判》本文的理解.“理解一个本文,就是理解这个问题”；反之亦然.
针对国内学者在理解康德美学时产生的盲目与混乱,黄应全先生提出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目标,要求学人重读康德.如何重读?黄先生未能很好地作答的问题,曹先生以其《引论》一书给我们作了一个完满的回答与表率.
二、探本溯源,在历史长河中观照康德美学
美国学者比厄斯利指出：“康德当然并非是一切从头开始.他广泛而深入地了解我们在前两章中所考察的思想发展（指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引者注）,他不仅只是将自己的著作当作他的体系的一块压顶石,而且也对他前人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迫切需要的回答.”同样地,我们理解康德美学,不能仅局限于康德的只言片语或某一著作,也要理解其思想的历史渊源与自身发展脉络.
学界通常把康德一生的学术生涯划分为前批判期与批判期两个阶段.就美学而言,前批判期的代表作是《对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从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康德美学打上了英国经验派美学的烙印,是“一种经验论美学”、“一种学美学”.而批判期的康德美学则以《判断力批判》的第一部分“审美判断力批判”为代表,是其整个批判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先验论美学.如此,在前批判期与批判期之间,康德美学思想显现出巨大的断裂与跳跃.可见,两个阶段的划分对康德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并不适合.曹先生并未人云亦云般全盘接受权威的前见,而是在考察康德全部著作的基础上,找出了《实用人类学》这一由前批判期向批判期过渡的著作：“《人类学》一书中的美学思想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美学,它的意义在于构成了前批判期和批判期的联系环节,从思想逻辑上把经验论的美学导入先验论的美学”,谨严审慎而令人信服地提出了康德美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观点,构造了一幅清晰准确的康德美学发展的脉络图.
在对康德前批判期、过渡期和批判期三个阶段的美学思想的综述与分析之中,曹先生又有机地把对康德影响至深的英国经验派美学家,如艾迪生、哈契生等的美学思想融入进来,使我们得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照康德美学.不仅如此,今天我们的美学研究,理当具有比康德时代更加广阔的视野：我们理解和解释康德,并不是“为了康德而康德”,而是在追问“美本身”.康德对西方现代美学的建设之功不可抹灭,但美学的难题并未在康德那里得到全部的解决.康德之后的西方美学更呈现出多元化的繁复局面,康德美学对近现代美学、当代美学的影响几何?曹先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进一步丰富、充实了其在康德美学研究中的史的观念与立场,使康德美学变成了一种美学史的学习,不断拓展着我们的视野.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在回顾自己的德国求学之路时言道：“所谓的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的学习就是学习哲学史.同样,我们可以说,所谓的美学就是美学史,美学的学习就是学习美学史.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和解释康德时,不是把康德从美学史中“隔离”出来,而是要把康德“置入”到美学史中.就此,曹先生无疑站在了国内康德美学研究的先锋军中,于披荆斩棘中为后学开辟了一条林中路.
三、纲举目张,于朴实无华中内蕴博大精深
如果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问世,被公举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对于康德美学,则存在着不少的争议,赞誉者有之,怀疑者亦不乏其人.对此,吉尔伯特和库恩给出了一个公允的总结：“我们刚刚引用了这样一种说法：除了‘体系形式’之外,康德几乎没有给前人的著作增加任何东西.然而,持这种看法的作者没有注意到,这是怎样一种体系形式!人们可以用一种多少有点戏剧夸张的语调说道,‘康德’和‘体系’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两个词,可以说,倘若在这一点上不承认他的独创性,则是全部不承认他的独创性.康德美学体系的出现,这是从根本上震撼世界的事情.”康德自己亦曾明言：“任何一种哲学的阐述都有可能在个别的地方被人揪住（因为它不像数学那样防卫严密）,然而,这个体系的结构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却并没有丝毫危险”.换句话说,我们对成熟的康德美学思想的理解,首先应当从理解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和《判断力批判》的总体框架入手.无可否认的是,康德的著作中存在着不少前后不相一致甚至矛盾的表述,这也是造成康德的艰奥晦涩印象的原因之一.曹先生并没有回避这一事实,而是在对第三批判的“审美判断力批判”部分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引入“《判断力批判》的由来及其结构”一章,把第三批判置入康德的整个批判体系之中,找出第三批判的总任务,进而勾画出一幅详尽严谨的框架图；在此基础上,才深入到美的质、量、关系、模态四契机的分析、艺术与天才问题,以及审美判断的辩证论等具体问题.正是基于对康德美学体系的全面系统的把握和理解,康德美学文本中的许多矛盾就可迎刃而解或是显现出其根源来.我曾就自己的硕士论文求教于曹先生,曹先生建议说：“要仔细研读《判断力批判》,不要满足于大致的了解,要深入到细部,阿多尔诺常用cell来表达.要深入到一字、一词、词组、从句、分句等,务求了解其意义.要有中国古时之所谓章句功夫.”我惶恐于学力之不足,难以力行,但在重读《引论》时,于曹先生对康德美学的具体范畴、命题的分析中,深切体会到他对这一原则的身体力行.这一原则贯穿于全书始终,在此也无必要再作例举了.
康德曾戏言,一本好书,如果从阅读时间的长短来看,写得越薄越好；如果从理解的难易来说,则写得越厚越好；二者之间很难两全其美.而曹先生的《引论》,既能提纲挈领,又精细深微,在两方面都实现了“薄”.曹先生的语言风格,一如康德一般的质朴无华、严谨缜密,但由于既能从宏观上对康德的美学思想以体系的把握,又能从微观上对康德美学的具体范畴和命题以精深的理解,从而一洗康德的艰奥晦涩.这,一方面与我们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有关,另一方面,更与曹先生的“体系”的眼光和厚积渊博的学术底蕴密不可分.
四、孜孜求索,尽显知识分子本色
《引论》当之无愧为国内康德美学研究的一块里程碑,但康德素有“说不尽的康德”之称,它并不是终结的标志,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曹先生对康德美学的求索远未就此止步.在该书出版后,曹先生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康德美学的论文,如《“纯粹审美判断的演绎”试析》、《美学命题的推理问题》、《〈判断力批判〉研究四题》等,不仅深化了对康德美学个别问题的理解,还对《引论》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更新.拿“目的”这一范畴来说,《引论》解释说：“概念与对象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关系,概念是因,对象是果.从目的的角度看,作为结果的对象就是作为原因的概念的目的.概念,不管是经验概念还是先验概念,都是抽象的,非现实的,不能独立存在的.概念的现实化必须借助于对象,在对象上实现出来.概念在对象上完全实现了,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而对象就是概念的目的.”这一解释是值得商榷的：在康德那里,对象并非概念的现实化,而是本身就是客观的,为我们的感性经验所确证的.而一个作为对象的规定性根据的概念,在康德那里,只是设想的,而非实存的.其后,曹先生在《〈判断力批判〉研究四题》一文中对目的与概念和对象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作了重新解释,对《引论》中的观点进行了更新：“目的不在客体中,只存在于主体内部（意识）,并仅仅存在于主体的反思能力中.既然目的不存在于客体中,说目的是概念的对象就难以解释,而‘对象的概念是目的’这种提法却说得通,因为在康德哲学中,概念是知性所提供的认识形式,而知性则是一种主体能力,说概念是目的,也就蕴含着目的在于主体这层意思.”这里虽然仅仅关涉到康德美学的一个单一范畴,但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曹先生的严谨与精微.
更为难得的是,曹先生从康德全集中,撷取出关于美学思想的著作和片断,译成《康德美学文集》一书,至今仍是国内康德美学研究的不可多得的读本.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曹先生所做的并不单单是翻译的工作,并在译文之外添加了大量的注——这些注往往对康德美学文本的疑难之处起到了点睛之笔,使翻译真正做到了“信”.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无疑是曹俊峰先生的美学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于他身上,我仿佛穿透时间的障幕,看到了两位老人,并肩行走于哥尼斯堡的“哲学家小径”之上.
（石若凡,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