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我是个教师,教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我当教师几十年,至退休,给青年学生“解惑”无数.现在自己却疑惑起来,不知如何解,请谁解.
第一个疑惑：张岱年先生在青年时代受其兄张申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的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在他此后为学术的一生中,他一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像这样一位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却到了80岁,才加入中国.他八十多岁入党的时候告诉我：“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他经历了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日本占领,解放后又遇上“文化大革命”,最后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相比较以后,他感觉到这是最好的时期.好在哪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政治宽松,思想自由,文化繁荣.他久经战乱,终于享受到晚年的幸福.我的疑惑是：这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为什么要到八十多岁才加入这是命运吗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第二个疑惑：张岱年不仅是大师,而且是泰斗级的名师(在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一任会长,连任三届,后任名誉会长),二十多岁就写出经典性的著作《中国哲学大纲》,稿子交给一个出版社,正要出版,日本入侵中国,天下大乱,稿子丢失.解放后,稿子在遥远的南方广州被发现.正在整理准备出版时,又遇到问题,说他成了,不能用他的名字出版.后来改用“宇同”笔名出版.他告诉我“宇同”是宇宙大同的意思.“文化大革命”中,日本出版了这本书,书名改为《中国哲学问题史》.到了他认为是最好的时期,才用他的真名出版这本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代表作(他另有哲学方面的代表作),与成稿交稿的时间相隔半个世纪.大师就应该有那么多磨难吗名著就那么难产吗
第三个疑惑：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一些新儒家的思想引进大陆,有些人也将张岱年列入新儒家.1991年9月27目,在国子监纪念孔子的会议,有张岱年、赵光贤、钟肇鹏、石峻诸位先生等二十多人参加.当时,我和张岱年先生都站着.我问张先生：“学术界有人想将您也列入当代新儒家.您有什么看法”张先生大声说：“我不是新儒家！”又指着我说：“你也不是新儒家！”我说：“我们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并不是新儒家.也像宗教研究者不是宗教信徒那样.”张先生同意我的意见,说了一声“是”.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到张先生家请教学术问题.有一次,我们讲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时,他说到“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也讲到独立人格,引孔子的话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这些话,张岱年先生经常提到,可以说就是他的座右铭.我的疑惑是：张岱年先生不认为自己是新儒家,却以儒家的话作为座右铭.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儒学,可以称“马克思主义新儒学”.这是宋志明教授不久以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到的,我觉得挺合适的.那么,这些学者是否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新儒家”
(本文编辑 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