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会计政策的选择为企业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创造了条件,但也给企业管理人员操纵会计盈余提供了机会.本文在揭示现行准则下航空类上市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基础上,对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 键 词 ：上市航空企业 会计政策选择 分析
一、引言
会计政策选择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为理论和实务界所关注.企业拥有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权利,既包括对会计政策选择的权利也包括进行会计估计的权利.这种会计选择权虽然为企业如实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给企业管理人员操纵会计盈余提供了机会.本文以在2008年12月31日前在上海、深圳两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5家航空类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判断各公司经营业绩好坏的主要标准,选择存货计价方法、资产减值准备、研发支出的资本化和费用化处理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等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作为分析对象来对现行准则下我国航空类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现状及其对盈余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存货核算方法的选择及其分析
（ 一 ）存货发出成本计价方法选择分析 航空企业确定发出存货成本所选择的计价方法有实际成本法（包括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和计划成本法.从统计数据（表1）可以看出,有40%的航空类上市公司对存货的发出使用的是单一的加权平均法；而另外60%的公司则使用混合的计价方法,针对不同的存货项目采用不同的计价方法进行计价.通常对原材料、在产品、自制半成品等项目使用计划成本法,而对库存商品等项目使用加权平均法或个别计价法进行计价,无企业使用先进先出法.原材料等存货项目采用计划成本法核算,有利于简化财务会计处理工作,有利于考核采购部门的经营业绩,促使企业降低采购成本、节约支出.因此,这一计价方法在大中型制造企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由于航空类企业大多属于制造类型的企业,所以原材料的发出计价方法应多选择计划成本法.另外,采用加权平均法对库存商品发出成本进行计量也较合理.因为不论是在物价上升还是在物价下降的情况下,加权平均法计算的存货的发出成本和结存成本都是比较折中的.企业利润的计算相对比较稳健,符合会计的谨慎性原则,较合理.而同时由于航空类企业库存商品多具有特殊性：一般不能替代使用,容易识别,品种数量不多,且单位较高,因此部分企业采用个别计价法进行计价.加权平均法和个别计价法这两种方法计算得到的销售成本不易被操纵,因而应被广泛采用.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从内容和实质上都更加确切地规范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对发出存货成本计价方法的选择进行了原则性的指导.有60%的航空类上市公司使用混合的计价方法,说明越来越多的航空企业在选择存货发出计价方法时开始重视效益配比原则.但应注意的是,虽然超过了半数,但比例仍然不高,今后,应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和重视会计政策选择的优化组合.
（ 二 ）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选择分析 由统计数据（表1）可知,有66.67%的航空类上市公司选择单一的一次摊销法对低值易耗品进行计价,在所有计价方法中使用率最高.一次摊销法比较简单,因此,成为我国航空类企业对低值易耗品计价方法的首选.另有6.67%的企业选择五五摊销法,26.66%的企业选择混合的计价方法,针对不同的低值易耗品项目分别使用五五摊销法、一次摊销法以及分次摊销法等.《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规定：企业应当采用一次转销法或五五摊销法对低值易耗品进行摊销,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损益.对于特殊行业（建造承包商）的钢模板、木模板、脚手架和其他周转材料等可采用分次摊销法.因此,航空类企业在对低值易耗品计价方法的选择上是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
（ 三 ）包装物摊销方法的选择分析现行准则下,包装物摊销应采用一次摊销法和五五摊销法.通过统计数据（表1）可以发现,有33.33%的企业选择了一次摊销法,6.67%的企业选择了五五摊销法.而另有20%的企业选择了定额摊销法.可见在包装物摊销方法选择的过程中,有少数企业存在随意选择会计政策的做法,但鉴于包装物的价值一般不大,对我国航空类上市公司整体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今后企业应更规范包装物摊销方法的选择.
三、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与研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选择
（ 一 ）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现行会计准则中,除按第8号准则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不得转回外,其他资产减值准备均可以在产生资产减值的因素消失后转回.从表面看,由于对部分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进行了禁止性规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受到了限制,但这部分资产在确定资产减值的金额时,需要更多的主观判断与主观估计.由此可见,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一方面为反映公司真实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机会.下面以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准备两项为例来分析航空类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用资产减值准则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准备的转回对上市公司的净利润能产生较大的影响.从统计数据（表2）、（表3）可以看出,2007年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航空类上市公司有5家,而2008年减少为1家,即ST昌河（600372）.且存货跌价准备转回金额总值及所占当年度企业净利润的百分比也有下降.而坏账准备方面,2007年、2008年两个年度发生坏账准备转回的航空类上市公司各有5家,占航空类上市公司总数的1/3,但从金额方面看,2008年坏账准备转回的金额远低于2007年转回的金额,且2008年坏账准备转回的数值占当年度净利润的百分比除了东安动力（600178）较高,接近20%以外,其他的最高也没有超过8%.可见2008年航空类上市公司没有非常明显的使用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准备的转回来调节利润的倾向.
（ 二 ）研发支出会计政策的选择通过对2008年度我国航空类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披露情况进行汇总分析见（表4）发现2008年,15家上市的航空公司中只有5家在其年报中披露了研发支出,占上市航空公司总数的33.33%.这五家分别是：洪都航空、昌河股份、ST宇航、西飞国际和中航精机.而另外的10家公司则未发生或未明确披露本年度的研发支出数额,占航空类上市公司的66.67%.可见,今后我国各航空企业应加大对自主创新以及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研发投入,同时,应在年报中明确、充分披露其研发支出情况.除此之外,在已披露研发支出的5家公司中,有2家对部分研发支出做了资本化的处理,占已披露公司总数的40%,而其余的3家无一例外地作了费用化的处理,占已披露公司的60%,选择不同处理方式的公司数量差异不大,分析其原因可能如下：不同的处理方式,基于公司自身扩大盈余的考虑.研发支出处理方式的改变无疑给各上市公司带来了更大的盈余空间.现行会计准则没有制定研究和开发阶段的划分标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不确定性,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包括会计人员在内的管理层的主观判断.此外,现行会计准则还规定开发阶段的支出只有在同时满足五个条件的情况下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但仅仅是可以确认为资产,而不是必须的.可见,企业管理层可以通过开发支出的资本化来实现盈余管理.除此之外,现行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的后续支出如何处理没有做出规定.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后续支出的会计处理方法来调节利润,如盈利较大的年度将后续支出费用化以减少当期利润,达到避税目的；而在盈利较小的年度,则将后续支出资本化,增加无形资产的价值,以提高当期业绩,开发阶段的支出在资本化后形成无形资产,而无形资产又会涉及到资产的后续计量,因此,又有了进一步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可见,不同航空类上市公司针对研发支出的不同处理方式的选择满足了其具体的经营目标的需要.
四、公允价值会计政策选择现状及其分析
（ 一 ）公允价值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现状 从2008年航空类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数据可以发现,15家公司中涉及公允价值变动的企业共3家,占全部企业总数的20%.其中,公允价值变动表现为净收益的公司为2家,占公允价值发生变动公司数的66.67％；公允价值变动表现为净损失的公司为1家,占公允价值发生变动公司数的33.33%％.其具体分布情况如下列各表（表5）、（表6）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发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航空类上市公司中,年度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账面数值较大的是西飞国际（000768）,实现利得130.40万元；而洪都航空（600316）则产生了年度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损失达到了199.05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主要涉及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衍生工具、套期保值等业务,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应计入当期利润表.本文着重关注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影响较大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两个具体项目,探讨这两个项目具体准则中公允价值选择的现状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
（二）金融工具会计政策选择现状分析从2008年年报披露情况来看（表8）,15家航空类上市公司中有2家,洪都航空（600316）和西飞国际（000768）披露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值情况,占全部航空类上市公司的13.33％,比例较低,其余13家公司均未确认和披露交易性金融资产.洪都航空（600316）确认的1148.79 万元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系在证券流通市场购入的股票投资,该资产变现不存在限制.洪都航空（600316）所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所产生的损失为199.05万元,直接影响到企业当期利润,占当期洪都航空已实现净利润的-1.97%；西飞国际（000768）披露的130.4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额,同样来自该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股票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占企业当期净利润的0.33%.统计结果显示,这两家航空企业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对当期利润的影响并不大.除此之外,中航精机（002013）所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主要是来自该公司在内部推行的虚拟股票期权,该项目通过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后,产生了22.33万元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占该公司当期净利润的1.01%,影响同样不大.这也许和航空企业属于非金融类的上市公司,金融工具对公司整体业绩影响不大有关.另外,从汇总的15家航空类上市公司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披露情况来看（表7）,只有2家确认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因此,在金融工具准则实际执行中,还可能存在如下问题：首先,由于现行会计准则对于交易的分类更为细化,相应的会计处理的方法也各有不同,大部分公司对于一些新的处理方法或对财务指标影响较大的处理方法还持有一种观望、回避的态度,而更愿意延用原来的处理方法或对当期损益影响较为平稳的方法.这可能是较少企业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一个原因.其次,可能存在金融工具分类不恰当的现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的规定,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计量与其分类密切相关,不同分类对损益影响不同.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会对利润造成影响,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则会对净资产造成影响.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交易性金融资产要多,于是,公允价值变动造成的对净资产的影响很可能超过对利润的影响.而部分企业金融工具内部分类不合理,或者金融工具与其他资产或者负债的区分不正确,这都将直接影响到对企业真实业绩的反映.
（ 三 ）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选择现状分析 从（表9）可以发现：2008年上市的15家航空企业中有6家在其年度报告中披露了投资性房地产项目,另有9家不存在投资性房地产项目或未做披露.从年报披露的信息看,这6家企业无一例外地都选择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没有企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分析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第一,《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对公允价值的使用要求较为严格.相对于国际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划分的三个层次：活跃交易市场对资产和负债的报价、类似资产和负债可观察到的市价、运用估值技术所确定的价值,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倾向于第一个层次.根据准则的规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二是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市场的及其他相关信息.在我国现有市场条件下,完全具备这两个条件还比较困难,操作起来难度较大.第二,规避行业风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不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折旧或者摊销,而是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在首次执行投资性房地产准则时,企业需要根据投资性房地产的定义对资产进行重新分类,并确定使用成本模式还是公允价值模式,一旦采用公允价值模式,不能转为成本模式.上述规定将产生如下影响：因近几年房地产的迅速升值,公司一旦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必将大大提高其净资产和当期净利润.又由于在公允价值模式下投资性房地产不需要计提折旧和摊销使费用减少,也会增加当年的利润.公司的净利润和净资产随房地产市场成正比例变动.如果房地产市场处于上升趋势,上市公司每年净利润及市场估值会增加,反之,如果市场不景气,公司净利润及股票的市场估值水平就会大幅下降.企业未来的业绩风险加大.这种风险从短期看会对企业的净资产和当期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从长期看还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和投资决策.计量模式不可逆的特点,使管理层在公司长期战略与短期利益之间权衡时选择了前者,为了规避会计政策选择后企业不得不面对的行业风险问题,多数上市公司选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第三,税收问题亟待解决.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增值部分将计入当年的利润表,在现行税法的规定下,企业将缴纳更多的所得税.另外,采用公允价值模式不对房地产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通过逐年计提折旧达到抵税的方法便不能应用,这也将造成企业多交所得税.企业为达到避税的目的,增加企业的留存收益,在很大程度上会仍采用历史成本的核算方法,公允价值的优越性难以体现,国家的宏观调控也难以进行.
五、结论
根据上述统计结果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由于航空类上市公司多属于制造类型的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原材料、汇率、市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企业的盈余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2）现行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市公司进行自发性变更选择的空间,但在限制选择空间的同时,由于对很多会计政策的选择只是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又给了上市公司在实际选择某些会计政策时更多职业判断的机会,即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就以上存货核算方法的选择、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几个方面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航空类上市公司没有非常明显的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倾向.（3）现行会计准则从内容和实质上都更加确切地规范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对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了原则性的指导.今后航空类上市公司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原则性指导的同时,应更多地关注会计政策的选择,越来越重视效益配比原则,越来越多地关注会计政策选择的优化,充分实现会计政策选择的最优组合.
*本文系航空科学基金项目“航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与成本控制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08ZG55012）及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新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选择影响研究”（项目编号：08240043073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