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有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蚁族”大学生、城市特困群体这三类社会底层群体,对改变生存发展现状的愿望格外强烈.尽管生活极其艰难,但他们依然坚守着梦想和期待.
新生代农民工：庞大的群体,孤独的个性
背景：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数据表明：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后,年龄16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主力.在城乡两端都处于边缘化状态,是新生代农民工最显著的群体特征.
自述一：
26岁的唐小宁,来自湖南省武冈市文坪镇的一个小山村,现在是海南农丰宝肥料有限公司有机肥车间的一名工人.
“我家5口人,父母、弟弟、妹妹都在深圳打工.我在父母眼里是一个不安分的人,17岁就出门打工了.9年间,我在深圳、东莞、佛山和海口都干过.原来觉得闯荡一番会比父母过得好,但走了一圈才发现,除了工资比父母刚出来打工时高一些,我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没有多大改变.”
“我的梦想是一两年内找个妹子成家.今年春节,父母让我回家相亲.家乡的女孩也大都出去打工了,春节时才见得到人,要找老婆就那10多天时间.我见了两个妹子都没结果,她们出门后心都大了,看不上我这样的人.”
“晚上我经常到附近的小发廊呆坐,寂寞得要命.”
自述二：
42岁的宫经平是湖北省随州市万店镇人,目前和丈夫、儿子在深圳打工,一家3口住在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出租屋里.21岁的儿子站在屋外不愿说话.屋里有两张床和一个桌子,桌上摆着一台旧风扇,墙上吊着一台十几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儿子21岁了,到现在还不愿和别人交流,就喜欢上网.他是职业中专毕业,原来在科技园一家工厂打工,一个月工资大约2000元.他觉得没前途,轻易就把工作辞了,到现在还闲着没事干.老家的地都被征走了,儿子回去了没有生活来源,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最大的愿望是能攒几万块钱,在老家盖栋房子给儿子娶媳妇,但从一家收入情况来看,这一想法短期内是不现实的.”
点评：
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新生代农民工长时间脱离家乡的社会环境,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拥有的却是残缺的生活,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进城务工不再是单纯谋生,而是开始追求对城市的归属感和实现自我价值,但边缘化使他们难以实现这一目标.虽然他们的群体庞大,但个性却孤独而无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既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和发展,又有新的特点.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不仅要从经济层面入手,更要重视社会政策的调整,消除制度性障碍,给予农民工平等公民权.他说：“未来要尽快让农民工市民化.如果社会不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未来也不会给社会机会.”
“蚁族”大学生：在夹缝中艰难地向上
背景：大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廉价出租屋,聚居了越来越多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资很低的“蚁族”大学生.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大多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怎么写作等工作；他们既没有被纳入城市的管理体制,也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福利；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期待机会的出现.
根据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带领的课题组的调查,八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他们肩负了父母的嘱托和兄弟姐妹的希望,怀着改变家庭命运的梦想,被困在了都市.2010年,“蚁族”月均收入仅为1903.93元.
自述一：
2004年毕业于海口经济学院商务英语专业的傅丽君,目前在海口市一家会展公司工作.
“我们是一所民校,要想找个好工作很难.毕业7年,记不清这是我换的第几份工作了.我现在每月工资1500元左右,公司没给写社保,我也不敢计较,因为找一份工作很难.去年7月以来,海口的房租涨得厉害,我与同事租个10平方米不到的小单间,每月工资去掉房租、水电费300多元,伙食费500多元,手机话费、宽带费150多元,交通费120元,所剩无几了.每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经常有人问我：过得这么苦,为什么不回家?我来自江西上饶地区的一个小县城,那里没有几家企业,想吃财政饭没有关系基本不可能,工作机会比海口少得多.我回去干吗?”
“海南的房价这么高,写房子我是不敢奢望了.未来就盼望着能够单独租得起一间房子,大小无所谓,只要便宜,租期比较长.我做梦都想好好打扮一个温馨可爱的小窝.”
自述二：
26岁的王晓琳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中关村一家小公司做策划,每月平均工资2200元.她和另一位大学生在海淀区城乡接合部租了一间房子,两人每月分摊500元房租.房间里只能勉强摆下两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
“我来自河南农村,家庭收入很低,父母能供我大学毕业已经很不容易了.原以为考上大学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毕业时才发现,由于自己没有硬关系,可能还要回到村里.”
“我看惯了大城市的繁华,老家是不想回去了.再说,回家乡也要从头开始,父母都在农村,完全帮不上我.现在虽然处境艰难,但只要有希望,就要硬着头皮往前走.”
点评：
据教育部的统计,“十二五”期间大学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700万人.目前,大学生就业率为80%,不少人处于就业不稳定状态,这意味着“蚁族”群体将有扩大的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尹韵公认为,“蚁族”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新时期我国底层知识青年的发展问题.停留在社会底层的大学生一旦梦想破灭,会将人生中的种种不如意,归咎于整个社会,从而把自己和社会对立起来,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统筹解决“蚁族”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
城市特困群体：渴望生活更稳定更精彩
背景：国企改革中的下岗工人、下乡返城人员、孤寡老人和病残致贫市民,在城市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城市特困群体.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介绍说,目前我们城市贫困人口数,约占城市人口的8%以上.
自述一：
72岁的安徽省芜湖市市民吴养全,在芜湖小南国酒店担任门卫.
“政府对我们这些特困人员生活上的照顾,我是深有体会的.今年春节前夕,政府为我配租了一套住房,47.47平方米,每月每平方米1.5元房租.如果在外面租房子的话,这样的房子月租要600多元钱.现在我和老伴每月可以拿到360元补助,加上门卫工作每月有850元工资,两口子够用了.在医疗上,我加入了居民医保,每个月交10元钱.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胃出血,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总共花了3800多元.结果,医保就报销了2100多元,剩下的医药费居委会又给报销了70%.”
“我的年龄过了70,老伴也60多岁了,现在最担心的是以后的养老问题,如果政府能帮助我们解决养老问题,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平,我们就感到很满意了.”
自述二：
40岁的严善才,家住芜湖市镜湖区北京路街道.
“我父母1965年下放到农村,1985年我才跟着他们回城.由于我没文化,靠打零工为生.每月三四百元收入,还要养老母亲,一直娶不上媳妇.2008年才找了个大我10岁的寡妇,放弃了生孩子,得到了1000元的计划生育奖励.”
“2009年后,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母亲拿了低保,每月有200多元,街道又帮我找了个搬运工的工作,每个月有700多元收入,还安排我妻子在街道设置的再就业市场摆摊,每月也有几百元收入,生活基本无后顾之忧了.最令我兴奋的是2009年政府给我家配置了一套46.44平方米的廉租房,一个月只要70元左右的房租,拿到房子钥匙时我觉得自己在做梦.”
“我最大的梦想是攒点钱,和爱人一起搞个小吃摊,让生活有根本的变化,还想出去旅游一趟.”
自述三：
51岁的李中海是下岗工人,家住芜湖戈江桥.
“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一年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直在打零工.我最大的梦想是他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这代人也就这样过了一辈子了,但我不想他的命运和我一样.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有工作,有工资,物价稳定,就能快活.”
点评：
迟福林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阶段,城市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对基本公共怎么写作和产品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对创新社会管理与怎么写作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
（据《半月谈内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