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越来越多地活跃于各种社会组织,自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他们是社会经济结构中新的中坚力量,也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参与者.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新的社会阶层的桥梁和纽带.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必将带来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 ：新阶层；组织化；社会组织；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D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
从2001年“七一”讲话提出“新的社会阶层”的概念,到十六大报告明确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再到新的社会阶层党员代表参加十七大,新的社会阶层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层面.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成长和壮大,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组织化趋势对于社会和谐正在产生重大影响,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一、新社会阶层的组织化趋势
社会组织通常指政府和企业之外的民间组织.公民为了追求一定的宗旨和目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志愿组成,其特点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公益性、互助性和自律性活动,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独立性、公益性等特征.改革开放后兴起的社会组织,其发展历程与中国改革前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是紧密相关的.从新中国建立起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运行体制.政府组织是行使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的唯一权力中心,国家对经济和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控制和管辖,形成了单向的国家与社会的制动格局.公民自愿组成的社会组织则几乎没有.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不断强化,社会自主领域逐渐扩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复杂多层的发展趋势；改革又加快了社会流动,社会成员不断地从企业和政府单位体制中游离出来成为社会中的单元个体；城市化将大量的农民引向城市.原有的单一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大规模的分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之中,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业主,相似度检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1］.在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速度加快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必须实现组织化生存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社会的变迁转型,利益的分化多元,民间的诉求需要,利益实现的自我性与实现途径的组织性结合,促进了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截至2009年底,民政部登记正规社会组织共有43.1万个,比上年增长4.1％；其中社会团体23.9万个,比上年增长3.9%.民办非企业单位19.0万个,比上年增长4.4％.基金会1843个,比上年增长15.4%,其中公募基金会1029个,非公募基金会800个.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148个.这些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怎么写作、社会相似度检测怎么写作、工伤怎么写作、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544.7万人,比上年增长14.5％；形成固定资产1030.0亿元,比上年增长27.9％；社会组织增加值为493.1亿元,比上年增长32.4％,占各类民政管理单位增加值比重58%,占第三产业（怎么写作业）增加值比重为0.345%.接收社会捐赠440.7亿元.［2］社会组织不仅数量逐年增多,整体质量、怎么写作能力、组织的独立性和社会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在社会上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功能和职责.
据新华网2008年3月9日的报道,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数约为7500万,掌握或者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并呈现出快速增加的态势.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阶层,在个人财富有了一定积累后,必然有越来越强烈的政治诉求.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保护,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结成利益共同体的意识和愿望很强,他们越来越多地活跃于各种社会组织,自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这里仅举两个例子.2008年3月31日,广西成立了全自治区范围的新阶层联谊会――广西社会新阶层知识界人士联谊会.联谊会共有理事152人,常务理事53人.联谊会理事主要来自统战部人才储存库、各地市推荐以及各行政、行业管理机构的推荐.152人涵盖了新阶层所集中分布的6个方面的人士.［3］2008年4月11日,中国首个新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简称“新专联”)在重庆成立.这个由重庆市委统战部推动成立的联合会被称为“党和政府联系新的社会阶层的桥梁和纽带”,它将“由民间组织向人民团体转变,成为中产阶层表达政治诉求的新平台”.“新专联”首期会员共有166名,其中团体会员8名,重庆市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资产评估师协会等专业人士的行业协会位列其中.另有来自民营科技企业、外资企业和相似度检测组织的158名个人会员.正像重庆大学教授蒲勇健指出的,这个产生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新群体,因其相对较高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政治诉求越来越强,而“新专联”的成立,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序参与政治的渠道.［4］
二、新阶层组织化对社会和谐的影响
社会组织是构建和谐社会、增进社会公共怎么写作水平不可或缺的社会自组织力量,在政府部门和营利性组织之间发挥着协调、辅助和补充功能.新阶层的组织化不仅增加了系统内的和谐因素,而且增强了系统外的和谐力量.
从新阶层内部看：一是形成了新的内凝聚力量.大大小小的组织可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给社会新阶层人士营造“家”的氛围,组织内成员有一种共属感.借助组织平台,可团结交友、学习交流；借助组织平台,可共商大计、建言献策；借助组织平台,可反映问题、表达利益；借助组织平台,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推荐人才.二是形成了新的矛盾化解模式.一方面,内部的矛盾可以通过信息沟通、相互帮助、内部调停而得到消化,另一方面,组织化压力也使人们的行为更加规范,从而增加了自我约束.目前,我国正处于急剧转型之中,在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存在着某些不安定的隐患,如失业、贫富差距过大、城乡差别等.由于社会缺乏有组织、理性地表达各自利益的机制,最终酿成了一个个件.政府不是稳定的唯一责任人和矛盾的唯一解决者.社会组织就是化解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公共利益表达渲泄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三是形成了新的问题归因方式.一般来说,随着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们倾向于把产生问题的原因归于自身并力图解决,而不是简单进行意识形态归因,把一些具体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社会组织由于其自身区别于政府和企业组织的显著特征,是一种天然的和谐润滑剂、调节器、稳定器.当社会冲突发生以后,社会组织因其组织行为的非政府性,更易为公众所接受,成为政府和企业组织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是政府法律和政策实施的相似度检测力量,协助政府管理社会和怎么写作民众,更有利于通过利益的表达和搏弈来化解社会矛盾,平息冲突,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均衡发展的合力,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四是形成了新的参与管理渠道.公民参与管理是提高政府绩效、增加政府透明度、防止政府腐败、限制政府权力、完善政府与公民沟通渠道、实现社会和谐最基本的制度安排.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公民参与管理的有序化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通道,使得每一个愿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都有机会、有可能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并在参与中体现自身的价值.一方面,公民可通过组织渠道向政府表达利益需求,反映社会各种不同的呼声,对政府的政策安排提出建议,向政府反馈社会关于政府行动的效果评价.另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各种信息的表达及时地作出回应,向公众传达政府对问题的态度及解决方案,并制定相关的政策解决社会公共问题.
从新阶层相关社会组织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来看：一是组织化积聚了办成社会事业的能量.在组织化的条件下,更容易办成单个人或少数人想办而难以办成的事,比如说慈善事业,新阶层组织不仅因为实力增强,而且因为形成了一种不甘落后的社会促进氛围,增强行动的计划性,因而可以更加主动做一些具有前瞻性、基础性的工作,可以保证社会贡献行动的持久性.如,组织新阶层人士开展真情奉献促和谐活动,包括义务法律咨询、义诊怎么写作、慰问怎么写作、调研建言等,可以营造和谐氛围、扩大社会影响.二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复合治理能力.与多样化利益格局相适应,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尤其是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此提供全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怎么写作.社会组织可利用其志愿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的优势,在社会公共领域独立承担或与政府合作承担相当一部分社会怎么写作功能,为政府职能的顺利转变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同时有效地缓解了政府的巨大的财政压力,弥补了政府作为单一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不足,对改善政府运行机制,提高社会管理绩效起到显著作用.有利于构筑多中心的公共事务管理体系,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培养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政府自身功能输出能力.三是可以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社会组织在构筑对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机制形成和完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对国家权力的扩张构成强有力的约束,成为监督、制约国家公共权力的独立的重要力量.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发展增强了社会的自主性,降低了社会对国家的过度依赖,有利于公共权力的有限化进程,能为制度的有效运转提供润滑剂,减少运转的成本.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还可通过人大、政协、新闻媒体或法律途径对可能存在的权力腐败或滥用现象给予主动监督,通过监督可提前遏止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督促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员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怎么写作,为社会怎么写作,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虽然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组织化程度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已介入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许多领域,在整合社会机制、调整个体行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总体来说,与新阶层相关的社会组织,在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等方面的功能发挥还不够,自身也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一般实行民政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和举办、挂靠单位的多头管理体制,其隶属关系复杂,职责不清,条块分割严重,各类社会组织分属政府不同单位,分头管理,自成系统,资源难以整合,不仅使统战部门对社会组织缺乏工作协调手段和能力,难以形成统战工作的整体合力；社会组织与党政机关在经费、人员以及运转机制上相互依赖性严重,官办性强,行政化倾向依然较浓；社会组织关注于某一特殊领域的问题和利益,其视野相对狭隘,对整体、全局性的问题缺乏敏感,难以在不同利益之间进行更有效地协调,有些行业的社团组织比较健全,有些行业的社团组织几乎空白,从而不能保障各行各业的话语权的充分实现；社会组织的设立、运作等规制严重空缺、法制建设滞后、怎么写作行为不规范、政府过多运用行政手段干预社会组织的活动的局面等.
为更好地发挥新的社会阶层相关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社分离,提供社会组织成长的适宜空间和资源条件.政社分离是削除体制性障碍、改革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关键.社会组织能否健康发展,首先取决于政府的组织结构、职能配置以及运行机制.当前紧要任务是要严格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分工问题,认真解决行政职能的越位、错位、不到位、缺位问题,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放手、放开,在保障其对社会组织正确管理和引导的前提下,政府应尽快从整体上退出微观管理,着力解决好政府的特殊经济利益行为问题,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怎么写作领域里,实行政社分开,政社脱钩,取消对社会组织直接的行政管理,依法实行登记和监督管理,给予社会组织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是加快社会组织立法、规范社会组织行为,提升社会组织管理的法治化和专业化水平.只有通过立法,政府依法对社会组织实施管理,保证社会组织在正常的法治秩序中活动,维持社会的基本团结与稳定,而社会组织也可以根据法律保护自身权益,规范组织的行为,加强自我约束,规范发展,协调其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建立以章程自律为主要内容,进行职业道德、社会责任、社会奉献、教育和业务培训、资格认定等,着力培养和引进具有较高管理能力和执法素质的人员,提升整体素质,从而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准和怎么写作水平.另一方面,政府要为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家要承认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和代表地位,通过制定规则,对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管理,并进一步规范市场行为,健全市场规则,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社会组织要想在社会管理中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作用,树立组织管理的社会可信度,提高总体实力,必须加强社会组织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三是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丰富政治参与渠道,提高社会组织机构的政治热情和社会理性.要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尤其是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社会组织中有一定的比例,从而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权利诉求实现的渠道.根据不同社会组织的性质,增加和扩大社会组织在人大、政协代表的比例,从而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仅直接在人大和政协等参政议政,也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在人大、政协等间接发挥作用,从而有助于形成新的制约力量,不但有利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权利诉求的实现,而且也有利于人大和政协等自身改革,强化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功能.要鼓励组织形式创新.在《宪法》框架内,一切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有利于政治文明、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组织形式都可以被采用.通过组织形式创新、活动方式创新,更好地凝聚起新的社会阶层.
总之,要实现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会自治和怎么写作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怎么写作合力”［5］的目标,必须充分利用社会组织蕴涵着丰富的统战资源,借助新阶层相关组织平台和载体,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团结凝聚一切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