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作为书名,是有些太长了.不少人提及此书会有意无意地漏掉一两个词,其中最有可能被遗忘的大概是“发展”二字――“吴福辉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说起来很顺啊,至于“插图本”,那是显而易见的特色,倒不大容易被忽略.
然而作者专门在“自序”中强调了“发展”二字的必不可少:一是为了与其他文学史的区别,二是纪念当初考研时用的主要参考书,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三,“更重要的是本书的‘发展’内涵,在实际书写时是充分地得到使用的.本书将一切与文学作品、作家发生关联的现象,均置于历史‘变动’的长河之中.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传播、接受、演变,得到特别的关注.文学形成的人文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
事实上,这种追求正是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立身的根本,他在该书《自序》唯一引用的文学史家,便是法国实证主义文学史学代表朗松.刘大杰衷心赞同朗松“文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的观点,也力图实现朗松对文学史“客观真确的分析”的要求.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中评价道:“在《中国文学发展史》里可以看到,过去文学史叙述的一些断点得到了弥补.从卜辞到《诗经》,中间搭了《周易》的桥梁,从《诗经》到诸子散文的兴起,是社会的物质变迁的结果,宗教的象征主义让位于人本的现实主义,导致了文体的变化等刘大杰把每一种文学现象的根据都描绘得极其细致美好.”
以此评价,移用到《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身上,亦称允当.吴书的撰写特异,不在于它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或是提出了新的文学标准,颠覆了曾经的价值体系,而是它注重“语境”的发掘与描述,简言之,即将文学史“溶入”文化史之中,如传媒的养成、印刷资本主义、清末的发轫、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动、都市对文学的塑形、翻译对创作的冲击等这些研究与叙述的角度虽非多么新鲜的发现,但将这许多思路与成果,整合到一本书中,从而重绘现代文学史的风貌,《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大概是第一本.
“文学史”本身是一个舶来品,以中国强大的史学传统,文学史的撰写理所当然地会偏向“历史”一边,而中国史学传统将史才、史学、史识并举,首重的还是史料的搜集与整理.鲁迅曾经批评郑振铎的历史写作,认为不过是资料长编.其实平心而论,郑振铎未可厚非,文学史也是“层积堆叠的产物”,总须先“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像《中国小说史略》,有独立的资料准备,又有高迈的见识,固臻双美,却是可遇不可求.尤其是去写作对象不足百年的现代史,史观史识难以定型,先以记录原生态、整合观点为能事,如吴福辉先生自称的“逼近文学发生、变化状态的驳杂编年”,未尝不是留贻后学的一件功德.
这样说,并不是认定《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缺乏史观,只事堆砌.吴福辉先生一向的研究思路在此书中亦得以贯穿,即牢牢地抓住“城市”这一枢纽,举凡市民生活、媒体运营、教育体制、文人交游、组织成型,都能够在城市的空间中加以涵纳、比较、阐释.笔者尝开玩笑说,此书如更名为《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城市》,亦可成立.
而且,将《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置放在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语境之中,它的意义会更为清晰地凸显.
由于百年来中国社会快进式的发展,没有经历过现代三十年、没有经历过十七年、“”甚至“新时期”的后学,已经很难理解那些在现代文学史上被奉为经典的作品,是如何产生、浮现,尤其是它们的接受史与经典化,大抵已变得不可捉摸.多位大学青年教师公开或私下抱怨:现在的学生只知道张爱玲与沈从文,讲授其他作品,尤其是左翼文学,面临着作品内容无法与现实生活对接的困难.
记得某年黄子平先生回北京大学演讲,有同学提问: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什么不如《诗经》、唐诗、宋词辉煌为什么我们不更多地去讨论那些“真正的经典”想让年青学生了解何以要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便须让他们明白,这些作品产生的时势、环境、动机、体制,以及这些作品何以成为我们当下阅读与写作的源头.
因之,让后辈读者先理解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与传播的语境,从而理解现代文学的指向性与有效性,恐怕是每一位负责任的现代文学教师必须完成的任务.吴福辉先生不外是将这种努力化入论著,为诸位老师提供了一件辅助教学的利器.
如果追溯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谱系”,则我们可以看出,几部关键的作品引导着文学史的写作趋势.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被称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之作,其特色是厘清主线,建立体系,高扬“新文学大旗”,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新文学”乃至“左翼――革命文学”的集大成叙述,遗憾是对政治立场相异的作家颇多遮蔽,有损现代文学的全貌,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写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是目前高校使用最广泛的学科教材,就既有的文学史框架而言,其史料之丰富,叙述之全面,迄今仍无出其右者,不过对于入门者来说,信息量太大,线索过于繁复,而且,对于“现代文学的语境”仍然交代不足.
由是观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确实是在资料不断积累、观念逐渐开放、研究愈发细致地基础上在往前推进.在王瑶的时代,现代文学是切身的体验,琐碎而漫漶,最重要的自然是开辟鸿蒙,提纲挈领.到了《现代文学三十年》,关于“文学的史”,己是海纳百川,洋洋大观.因此,笔者更愿意将《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看作是吴福辉先生对自己有份参与的《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一种“补充”,将文学史包含于文化史之中,使读者在社会与文学的互动中了解“发展”的进程.不仅那些精心撰就的文字是补充,作者、编者强调的“插图”,作家作品的照片,对应时事的图说,一目了然的报表,“文学典型年”的大事编年,等等,无一不是“补充”与“还原”,试图为读者构筑面对现代文学“在场”的立体印象.
另一方面,它亦是对过往文学史的一种“提纯”,将个人及同行(如严家炎、陈思和、范伯群、杨义等)多年的研究心得融入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向读者呈献一部“多棱镜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读罢此书,不禁掩卷沉思:在这样一些多姿多彩的文学史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尚有何种可能有人批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过于物质”,事实上,一本文学史空间有限,顾此自然难免失彼.吴书已经尽量舍弃了一些累赘的包袱,如绝不列举作者生平,也不为任何大家开设专节,而文学内在肌理的变化纠结,分析讨论的篇幅不足,也是意想中事.笔者认为,一部文学史,尤其是个人著史,当求观点贯彻始终,材料选择精当,叙述清通可读,这样,才有可能将历史“越写越薄”.
虽然不能排除有学者能举重若轻,以薄胜厚,不过,以“现代白话文学”的发展趋势论,新现象、新作家、新作品仍然层出不穷,传媒及网络的发达,更是让材料的搜集与阅读都足以耗尽毕生心力.吴福辉先生这一代学人,在花甲古稀之年,尚能独力完成现代文学通史的写作,与他们所受的训练、眼光、积累都分不开.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风,这种宏观把握的能力与旨趣,放眼后学,恐怕难以为继.
新加坡学者卓南生在清华、北大演讲时曾说:“认真地说,宏观的通史与概论的书最不好写等年轻的学者与其做重复研究,不如花更多气力从事断代史和个案的研究.”此言确是治学的甘苦谈.学科日益细化,跨界亦成必然,再想觅得既能透析“文本”,又能描画“语境”的学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回头再看这本《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以及钱理群先生透露正在进行的另一起“文学史写作的新实验”,如睹鲁殿灵光,令人感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