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林戊荪,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天津,20世纪40年代留学美国,就读于达特莫斯大学,主修哲学.
1950年返国,入国际新闻局,担任英文《人民中国》编辑,并先后担任过外文出版社社长秘书、《人民中国》杂志通联组组长,从事过会议翻译、口语广播等工作.
1958年,参加英文《北京周报》筹备工作,为《国际时事》专栏撰写文章,编辑国际稿件.1978年改革开放后,先后担任《北京周报》总编室副主任、副总编辑,临时负责人.1988年,担任外文局局长,1994年离休.历任全国翻译高级职称评委会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国际译联理事.也从事一些教学工作,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教授.
近十几年来,从事大量翻译工作,主要译著有《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论语》.同时,还一直关注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进程,撰写研究文章,本文则是他根据2006年10月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而写成的研究成果.
值得研究的世界文化现象
目前出版界,存在以下三种基本情况：
1.我国图书年进出口和版权交易的比例对我不利.尽管在2006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这一情况开始有所改变,但离图书进出口、版权交易大体平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美英等西方国家每年出版几百种关于中国的书籍,但绝大多数都是由本国作者所撰写的,由中国人用英法等文字撰写的或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则极为罕见.
3.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在欧洲、拉美、亚洲都有大同小异的版本.
在有些国家,还有当地文字版本.美国《华尔街日报》有亚洲版,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在世界各地发行,以上各英语报刊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经界和上层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其他传播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如CNN 和BBC World,是公认的国际卫星电视“大户”,它们的新闻节目,报道及时,涉及面广,因而颇具影响.2007年新年伊始,为了改变英美在传播界的新闻垄断地位,法国创办了France24卫星电视台,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开办了英语节目,并在纽约和伦敦等地设记者站.据称,日本NHK电视台也将加强它的英语对外节目.这一系列新动向值得我国传播界关注.
至于电影、多媒体和其他所谓“通俗文化”,美国的“超支”更是令人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
在当代世界,中国文化处于弱势
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世界出版界乃至整个传播界都会出现这类“失衡”现象?如何估价各类国家为了改变这一失衡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为什么西方人很少接触和阅读我们所出版的外文报刊?
答复第一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是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优势在全球进行扩张.现在,虽然它们基本上已经没有殖民地,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特别是美国、英国在文化、语言、新闻和信息方面的优势极为明显,它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国际话语权（如,英国人口只有六千万,书籍的销售市场无法与美国相比,但其每年出版的书籍品种却占世界英文书籍的首位,不仅有关英语教学的书籍和词典大量销往世界各地,其他有文化内涵的书籍如社科选题、小说等,也很畅销）.而西方几家通讯社更是在全球独占鳌头.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曾提出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主张,以改变西方在新闻方面的垄断地位.30年过去了,这一目标仍然有待实现.
答复第二个问题,先说西方国家之间,尽管在文化（包括宗教信仰、政治理念、思维方式等）和传统方面大体一致,但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最突出的是国家利益和语言不同.如法文,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是公认的国际语言(所谓lingua franca),曾几何时,连法国人在许多国际会议上也不得不用英语发言了.法国人在开办France24台时明确表示,他们要使用英语来表达法国观点,这样可以传播到更多的受众.再说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它明确无误地提出,西方的新闻报道对阿拉伯世界有不少偏见,它的英语台要提供阿拉伯人的视角.正如2006年10月举办的中国电视英语新闻20周年论坛暨首届中国全球新闻传播研讨会所显示的,20年来上海东方明珠英语电视台及央视九台为受众提供中国的权威声音和完整形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可喜的成绩.这些都说明,国际传播“一边倒”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这和世界朝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同步,但大格局还未根本改变.
答复第三个问题,西方人,包括知识分子,没有读外国图书（包括翻译成本国文字的图书）的习惯.而我国的知识分子“读洋书”（包括读原版书）,已经是五六代人的事了.看《参考消息》,也有五十多年,我曾问参加论坛的各位,年轻时又有谁没有读过几本翻译小说?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了解,一般都要强于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我们要感谢西方先进思想对我国各方面变革巨大的促进作用.当今世界,可以说,在知识领域中,几乎没有一门学科能够独立于外来的影响.
但也要看到,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东方文化一样,目前在世界上还处于劣势.就文化本身来说,各国都有自己的传统,各有独到之处,并无优劣之分,相反,它们是完全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就国民教育的普及、文化事业的规模、科学研究的开展等方面来说,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西方发达国家还相对落后,但这不是我们所要谈的主题.所以,这里所说的“弱势文化”,是指某一文化在当前世界所处的地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曾在东亚处于“强势”,对东亚的周边国家有过深远的影响,当时这些国家的“知识界”读中国的经典,并主动翻译和传播这些著作,日本还派了“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了解这一段历史现象,有助于我们对现在的传播态势有更好的理解,认识到在一定的条件下,事物是会变化的.
现在,西方人一般不懂中文,也没有阅读中国出版物的习惯,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现状了解极为有限,尽管现代传播手段已经打破了空间和国界的限制,但即使是知识界对中国也缺乏了解,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由于西方传媒对我国的负面报道,相当一部分受众对我国还抱有各类误解和偏见.这几年,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从国外来中国工作和旅游的人数激增.百闻不如一见.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化解了许多不实之词.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热点,更多的外国人对中国发生了兴趣.这些都为我国对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尽管国际上出现了学中文的热潮,尽管成立了众多的孔子学院,但通晓中文以及能阅读中文的外国人毕竟是少数,我们仍然需要用外语来与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主流社会进行交流.
改变文化弱势决非一日之功
（一）提出“弱势文化”的命题,绝不是要我们悲观失望,无所作为.正相反,看到世界文化和国际传播的这一态势,应该使我们产生更强烈的使命感.历史有过多次后来居上的先例,随着我国经济跨越式的发展,我国的对外传播也会逐步改变弱势的现状,但这要经过长期不懈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
我们要有全局观点和战略考虑,要认识改变文化弱势决非一日之功.因此,既要有所作为,又不能急于求成.从1949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先后有几代人为我国的对外传播奉献了毕生精力,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前辈奋斗不息的敬业精神,把这一神圣事业办得好上加好.
（二）更加讲求实效.目前,国家的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可以为对外传播加大投入,但我们不要把战线拉得过长,要下功夫提升传播质量,特别是提高对外传播的外语水平,文章要写得更有针对性,节目要办得更有感染力.一句话,有一定的规模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把我国的传播办成“精品型”的事业.
（三）努力逾越文化障碍.研究和了解西方人的心态和思维方式,特别是了解他们心中存在的问题和疑虑,寻找他们能够接受的交流手段.要多方了解受众的反馈.要十分重视对外传播效果的调研,据以改进工作.
不久前,我参加的一次国际研讨会给我颇多启发.我发现,美国外交人士和西方企业家对某些部长的报告反应平平,而外交部杨副部长和中海油一位负责人的报告却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区别在于后者比较熟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法,能够选择合适的切入点,解答他们的问题,从而实现了交流.
因此,可以说,我们要的是对话而不是独白.不考虑对象,自说自话,一味灌输,主体与客体没有交汇点,不能实现交流.对话,沟通,理解,这是对外传播取得实效的关键.
所以,我以为当务之急是研究如何提高对外传播的实效.现阶段,当我们处于发展和提高并举的时期,提高传播的质量比简单地增加品种、扩大规模更有效.要下功夫走传播“精品型”道路,有了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可以事半功倍,反之,将事倍功半.
推广打破语言和文化障碍的成功范例
1.中国外文局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用下面的公式加以概括：合作出版/版权交易/境外出版,有利于实现交流和对话.20世纪80年代,曾与出版社交换出版选题和版权.90年代,开始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取得突出成绩.2000年以后,探索境外出版,更多地倚靠当地的力量.在美国建立长河出版社,出版了不少为美国读者所喜闻乐见的书籍.《北京周报》在北美出版,《人民中国》月刊在日本出版,《今日中国》月刊的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版分别在墨西哥城和开罗出版,《中国画报》俄文版在莫斯科出版.这些实现“本土化”的尝试,初步打开了局面,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2.报刊更多地使用对话形式,《中国日报》和《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人民中国》刊登中外人士的对话,加强了可信度和说服力.此外,选登外国作者,包括在华外籍人士的文章,有助于克服国外读者的心理障碍,也是比较成功的做法.
新世界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赵启正与美国布道士帕罗的《江边对话》,涉及一些重大主题,如宗教信仰、哲学理论、科学方法、传播理念等敏感问题,开创了对外传播的新路,这一经验值得总结.
其他方面的成功经验,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People in the Know节目,央视九台的Dialogue节目等都颇具新意,应该大力推广.
对外传播要靠人才的优势来支撑
说到底,对外传播要靠人才的优势来支撑.2006年10月,中国电视英语新闻20周年论坛显示,要做好对外传播,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中文编辑记者,还需要有一大批能够用英语或其他外语熟练地进行写作和翻译的人才,他们既懂政策,又熟悉两种文化和能熟练地运用两种文化和文字.对外传播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不是一般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能胜任的,而是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担当重任.对外传播的“翻译工作”,由于要逾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大多具有“深加工”的特色,不同于一般的翻译.另外,现代社会,各行各业分工很细,编译人员不可能什么都懂,即使高级人才也需要专业化.现在的新闻学院和翻译学院在培养这类人才的课程设置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对外传播大发展的需要.建议领导及早过问这项工作.
其次,加强同业之间的经验交流,乃至开展互助和协作.我在外文局工作时,几家同业曾筹备成立对外传播协会,但由于当时大环境的关系,这一设想未能实现.这次研讨会,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希望今后还有第二、第三次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这类会议.同时,也希望,有一天能成立对外传播学会,汇集人才,交流经验,研讨问题,为提高传播质量提供一个学术平台.
最后,提倡理论与实践结合,教学与业务部门要加强联系和交流.如,业务部门更多地注意调研和总结,更多地倚靠教学单位为自己定向培养人才,教学单位更多地参与各类业务研究,教学单位通过高年级学生在业务部门实习,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扩大就业门路等.具体而言,当下各对外传播单位,皆深感缺乏高档编译人员,而教学单位又出现毕业生找工作难的现象.建议两方面考虑联手对此问题进行普查和调研,在充分准备后,召开研讨会,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一设想,如能实现,将对改变现状、加快对外传播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责编：邓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