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好生意

台北人现在很焦虑,不是焦虑选举,而是焦虑自己不懂美,不懂怎么欣赏,怎么让自己的生活、工作和美产生关系.于是,文化创意和设计,成了一切的救赎.

去年11月,日本流行艺术家村上隆到台北演北地点不是排在一般的演讲厅,而是放在市中心的体育场,现场挤进两万多名听众,一票难求.我问了一位到场听讲的朋友,他说现场效果其实很一般,村上隆说日语,再由翻译翻成中文,近两小时的演讲其实只讲了一小时小到,真想学东西还不如写书来看.但是,更多人是冲着村上隆而去的,而且在朋友圈子中奔走相告.在村上隆之前,日本知名建筑师安藤忠雄到台湾演训,也是安排在体育场,也去了两万多人.

在台北办演讲去了两万多人是什么概念呢周杰伦去年在台北办演唱会,现场也是两万多人,这说明村上隆和安藤忠雄的动员力不输给周杰伦,虽然两边的听众重合性不高.只不过,在这两位日本设计师的演讲上,没有歌唱舞蹈,没有声光爆破,但却吸引一堆粉丝前来.据说台北的旅行社最近的一大卖点,就是组织“安藤心雄之旅”,到日本实地看安藤心雄的建筑作品,由专家现场解说.一位朋友告诉我,台北人现在很焦虑,不是焦虑选举,而是焦虑自己不懂美,不懂怎么欣赏,怎么入门,怎么让自己的生活、工作合美产生关系.于是,文化创意和设计,成了一切的救赎,被城市白领疯狂追逐.

文化创意近年米在全球成为显学,自伦敦于1997年将它正式列为重点发展“产业”之后,加入了商业元素,战略性地鼓励并扶植,其后许多城市仿效跟进.文化是一种在地性的资源,来自传统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要把这种资源开发成商品,则需要创意,具体表现出来的就是设计.也因此,设计师的重要性正凌驾于工程师之上,村上隆、安藤忠雄、菲利浦斯塔克、卡尔拉格非尔德等人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新符号.诺基亚的于机有名,原因之一是它有个明星设计师法兰克诺佛,三星最近则找上阿玛尼合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社会从“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的结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工业产值开始成长停滞,推动经济就必须找寻新的成长动力,而文化创意产业是答案之一.

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指出,工业社会里的中产阶级在后工业社会中已演化成新的品种：创意阶层.他们从事的是创意工作,连带对于生活、社交和价值观都有很大的不同.要创造一个吸引这群人的环境,需要注意3T：科技(Tee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Tolerance).

马来西亚籍华裔女作家冯久玲也在2002年出版了《文化是好生意》一书,其中特别提到亚洲在金融风暴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有意思的是,遭遇金融危机的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复原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以文化输出替代过去习惯的外资输入模式.韩国由政府补助,鼓励好的本土题材和剧本,拍成电视剧和电影,在国内和全亚洲营销：泰国也是由政府牵头,将泰国菜进行整体包装,鼓励商人到全世界去开泰国餐厅：印尼则将观光圣地巴厘岛风行的水疗(SPA)推广到全世界.甚至,韩国这几年积极注册各种文化遗产,还跨过界把划龙舟和蚩尤也注册成韩国的东西.

中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目前多靠自然风景和建筑,就地做起卖票观光的生意,或者把文化简化为餐桌上的菜肴；而把文化的软性部分抽取出来,用创意来包装营销、用设计来变为产品,还为时尚远.北京的798和上海的苏州河,暂时还是玩概念吸引观光客的地方,有前卫想法但和在地文化没有关系.在过去20个世纪里,中国有18个世纪是全球最富,谈文化自然有底蕴,但说到要贩卖文化,我们目前在创意和设计上,的确相当不足.不过,去年中国消费奢侈品的金额,超越美国,仅次日本排全球第.国内有钱写LV包的大有人在,已经写了的更是不计其数,但什么时候才能把参与设计LV包的村上隆(或者类似的设计师)找来演讲,并且有几万人来抢票(去听讲,而不是去写包),那才是文化创意产业起飞之日.

对创业者来说,这种必然会到而还没发生的事,不就是最值得投入去圈地的领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