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主体的平民化倾向

摘 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批评主体呈现出鲜明的平民化倾向,表现出批评主体泛化和言说方式通俗化的特征.文学批评活动的市场化、批评主体的功利主义化和批评主体的情感宣泄等,这些是导致文学批评主体平民化倾向的主要原因.

关 键 词 ：九十年代 文学批评主体 平民化

文学批评主体和客体是构成文学批评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的客体是指行为施与的对象,在文学批评中是指被批评的各种文学现象；而文学批评的主体指的是批评活动的执行者、施动者.文学批评的过程实质就由批评家整体所承担和完成的批评,沟通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两个环节.

由于受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长河中,文学大半的历史进程也是伴随着政治逶迤前行的,而相应的文学批评也同样如此,担负着“国家――民族――历史”这类宏大的叙事功能.在这样的一种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主体面貌庄重严肃,以拯救天下、匡正世风为己任,以“大我”的角色义正词严地对作品作出判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整个文化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文学转向“自我――隐私”小型的叙事,文学成为了接近或同步于生活的平视文本；与之相应的是文学批评也由精英话语时代走向了平民话语时代,文学批评的主体表现出鲜明的平民化倾向.

文学批评主体的这种平民化倾向在酷评和传媒批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酷评是各种批评文本中的一种具有刻薄风格的文本,是九十年代文坛的一道独特的文化现象.酷评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十作家批判书》,该书批判了钱钟书、余秋雨、王蒙等十位在文学界一直享有盛名的作家,声称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其中朱大可的《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秋雨批判》一文,认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一系列散文是“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是“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的文化消费品.而《文化苦旅》之所以流行,原因是“媚俗”,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化的需求和大众化的口味.朱大可的批评基本采用的是漫画式和丑化的杂文,缺乏理性的具体分析,态度随意.酷评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现象是对于鲁迅的批判与颠覆.葛红兵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芙蓉》1999年第6期）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素来占据了大师级地位”的作家进行了全面质疑,尤其是对鲁迅的人格进行了全面指责.他认为鲁迅作为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其实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鲁迅作品语言表达文白杂糅,语感生涩；虽思想深刻,但没有达到“伟大的思想家”的标准.而王朔《我看鲁迅》一文则认为鲁迅的小说不好,主要存在着“苍白”、“食洋不化”、“概念化”、“游戏”、“没有写过长篇小说”等问题,所以王朔为“却看不到他像样的作品”而感到遗憾.

在这些酷评中批评主体普遍采用的是一种“自我”原则的文学批评,即在对任何阅读的读解中,完全凭借自己的思想、情感、知识和经验,来对批评对象进行再加工、再制造.批评主体有时甚至直接根据自身审美价值观和趣味来选取解读的角度和解读的重点,对批评对象进行全盘否定.这种缺乏理性束缚的批评方式,松散了批评话语的严整性,消解了批评的价值判断的权威性,突现出了批评的平民化.尽管“酷评”以攫取名利为目的,哗众取宠的姿态和言语偏颇极端的确令人反感,但作为一种“自我”的叙事,其偏颇极端的本质反映了否定反叛的精神,表现了对时代权威的消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传媒批评蓬勃兴起,以一种强大的号召力出现在世人面前.传媒批评中文学批评主体平民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批评主体的泛化.

在九十年代传媒批评兴盛之前,文学批评是专业批评家的权力,高校教师、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等高级知识分子牢固地掌握着话语权.九十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的驱动下,文学杂志、出版机构为了顺应市场的导向而调整了的出版策略,他们努力适应甚至迎合大众的品位,为民间大众化言论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场所.任何人只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都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进行自我体验的表达和情感的宣泄,文学的创作活动（包括文学批评）变成了真正的“众声喧哗”.互联网上的批评主体泛化的特征也表现尤其突出,在网络系统创造的新时空中,个人发表文章完全突破了纸质媒介时代的束缚,可以“全天候”地发表意见,从不会产生因为缺乏专业的理论知识而不能发表文学批评意见的担忧.批评者不需要根据和目的,也不需要逻辑和完美的形式,只要对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有所感悟,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没有中心,没有权威,没有标准.所以传媒批评的出现,营造出了一个平民化的言说空间和平台,使更多的人获得了话语的权力.文学批评也不再局限于学术沙龙的小圈子,批评主体开始泛化,除了专业的批评家之外,记者、编辑、作家,乃至一般的读者都成为了文学批评的主体.

2.知识分子言说方式的通俗化.

在社会转型、文化失范和大众传媒统治一切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地位从社会中心滑向了社会边缘,角色上也由社会精英转换成普通平民.专业评论家的文学批评也变得曲高和寡,再努力也难以发出洪亮的声音.一些批评家痛感传统批评中心地位的丧失,他们往往不甘心自己的学识和才华被无情地淹没,也不愿抱守“君子固穷”的古训,于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他们对自己的言说方式进行了调整,言说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调整的结果就是放弃居高临下的姿态,走出“塔”,自觉地融入到大众文化生活中.他们不再去高谈阔论深邃的思想,而是根据大众的习惯来选择和确定自己的话题；他们不再去创作长篇大论,取而代之的是短小精悍的随笔性批评；他们不再使用那些晦涩的专业理论和名词,而是尽量采用大众化的口吻,谈论大众喜爱的文学作品和现象,有时甚至媚俗地追求时尚化.于是言说方式的通俗化、平民化成为他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

文学批评主体平民化倾向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这种文学现象既是社会文化背景的产物,同时也是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

首先文学批评活动的市场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活动的商品性日渐凸现,逐渐走入了“生产――消费”的轨道.文学批评活动也同样如此,传统理论批评的运作模式是“学者或出于权力的需要,或出于自己的研究心得和道德规范,而著书立说,然后才发表在刊物上或者结集出书,进而再投放市场接受检验,在这过程中学者关心的对象的次序是书写、发表、经销.”而现在的批评运作模式是“先制造市场热点,然后由出版商与策划者共同策划选题和制造选题,最后才邀请学者写作.”一些专业的批评家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纵然他们的学术含金量再高,但如果远离了大众,也只能是孤芳自赏,惟有按市场规律运行,采取最贴近大众的平民化的话语,才能增加点击率和发行率,最终使自身的价值得到认可.

其次批评主体的功利主义化.与文学批评活动的市场化有着紧密联系的是批评主体价值观的改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批评主体的功利主义色彩也变得越来越浓重了.王干曾这样说过他策划的几次论争,“首先是为了让这个在文学中心之外的刊物《钟山》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其次才是想对全国文学潮流做一些分析和梳理.”在他看来,“无论捧场之至,还是贬损之极,也不管审美的评判或理论是否符合标准,出名才是根本.”事实也的确如此,“酷评”某种意义上正是批评家追求功利性的典型表现,这些“酷评”往往注重外表的包装,以偏执的结论或惊世的题目而吸引读者,文章一发表即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使批评主体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惊人的注意力.对于批评主体来说,“酷评”不仅能使他们赢得名气,而且还能让他们在大众传媒那里获得比学术刊物高得多的报酬,真正是名利双收.批评主体的这种名利双赢的价值观,消解了文学批评的精英化意识,促使了批评主体平民化的转向.

三是批评主体的情感宣泄和从众心理的影响.和一些专业批评家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有所不同,网络文学批评主体平民化的原因在于他们多数是为了情感宣泄的需要.早期的网络作家邢育森说：“热门专业和学位证书让我衣食无忧,网络写作令我心灵充实自信平和.” 在这些网络文学批评主体看来,网络写作本质上就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这样的情感真实自然,贴近大众生活,消解了以往的崇高和悲悯.批评主体的自由的心态、自我的表达、自在的方式,促使了文学批评由精英化向平民化的转变.

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主体的平民化归根到底是文化和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文学批评的日益大众化、市场化、边缘化的现状.一定程度上,文学批评主体的平民化顺应了文学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社会要求,表现了文学批评的权威性、神圣性逐渐被消解.同时文学批评主体的平民化彰显了个性化的特征,摆脱了以往文学批评千人一面的状态,反映了文学审美价值观由过去的追求宏大崇高的审美价值发展到现在追求个体价值的转变.

文学批评主体的平民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文学批评的弱化,由于追求所谓的大众化,文学批评已经由纯学术的层面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生活层面,学术批评成为了社会批评,多数简单而肤浅,只能对文本作简单的阐述,缺少学理的阐述和挖掘.此外,传媒的介入使文学批评成为了一种充满了铜臭味的世俗性活动.传媒文学批评往往未经深入思考、论证随意,表达夸大其辞,打着文学的旗号来谋取经济的利益,污染了学术环境.这些都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