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礼文学创作

[作者简介] 陈戍国（1946―）,男,湖南隆回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礼制史,中国古代文献学.

[摘 要 ] 陶渊明有些文学作品与古代礼制礼义有关,可以称为礼文学.对陶渊明的礼文学作了全面研究,发表了一些意见.认为陶渊明的诗文确实有独特的风格,在礼文学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关 键 词 ] 陶渊明；文学作品；古代礼制礼义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6―0079―06

陶渊明就是陶潜.《晋书》卷九十四为典午一朝著名隐逸立传,而将陶渊明放在《隐逸列传》之末.萧梁钟嵘撰《诗品》评论汉魏以下诗坛凡百二十人,三品升降,将陶渊明置于中品之中.文学评论界颇有人因此为陶公鸣不平.可是据说《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谓钟嵘《诗评》把陶诗列在上品

陈延杰先生注钟嵘《诗品》谓《御览》文部如此.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之《御览文部》收录钟嵘《诗评》列上品十二人实无陶渊明姓名,或因《御览》版本不同之故,或系延杰先生失于翻检.,果如此,则陶诗降在中品是后来的事.钟氏《诗品》卷中称赞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之《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六《文部诗》》,第26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诗品注》（陈延杰先生注）,第41页.,居一代宗师之位,这样评价实在不低.多年以来流传较广的几部文学史有大体一致的关于陶公的介绍,多唱颂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问世的《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诗文的评价几乎都很高,有的说“陶诗等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有的说“陶渊明却被后人推举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最为杰出的文学家”.经过自己的长期研究,我们认为陶渊明的诗文确实有独特的风格,陶公在东晋刘宋时期确实称得上杰出的文学家,他在礼文学园地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晋书》本传：“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等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为了生计,他当过小官,做到彭泽县令的时候,因不堪吏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解印回家.“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自彭泽回家之后,躬耕陇亩,自食其力不足以供酒食,免不了靠乞讨度日.“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于世.”

中华书局1974年版《晋书》本传,第2460,2461-2463页.据袁行霈先生撰《陶渊明集笺注》

袁行霈先生撰《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所附《陶渊明年谱简编》,陶渊明卒于刘宋文帝元嘉四年,享年七十六岁；据此说,知陶公应该是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生,卒于公元427年.

陶渊明一生的诗文,可以称为礼文学的作品有《答庞参军诗并序》（“相知何必旧”）、《于王抚军座送客诗》、《咏二疏诗》、《桃花源诗并记》、《乞食诗》、《悲从弟仲德诗》、《拟挽歌辞三首》,《感士不遇赋并序》、《闲情赋并序》、《与子俨等书》、《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又,《饮酒诗二十首》的第九首（“清晨闻叩门”）、第十一首（“颜生称为仁”）两诗,与礼文学作品相近；袁行霈先生撰《陶渊明集笺注》收入《外集》的《五孝传赞》（即《天子孝传赞》《诸侯孝传赞》《卿大夫孝传赞》《士孝传赞》《庶人孝传赞》,也简直可以视为礼文学作品.但前者（《饮酒诗二十首》中的两首诗）与礼文学作品毕竟尚有距离,后者（《五孝传赞》

严铁桥先生早收入《全晋文》卷112.）是不是陶渊明的作品毕竟还有疑问,所以我们不拟将它们列入陶渊明的礼文学作品.另外,四库馆臣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的《搜神后记》,旧题晋陶潜撰,而四库馆臣谓“其为伪托固不待辨”,迄今关于此书的真伪仍有异议；尽管读者可以从此书找到若干与礼制礼义有关的篇章,我们为慎重起见,终于决定姑置不论了.如前所说,陶渊明为礼文学至少贡献了诗九首、文章六篇,已经不算少了.

陶公诗标题“答庞参军”者有二,皆有序.其区别,序有长有短之外,其一诗六章,四言章八句；另一诗唯一章,五言十六句.唯一章五言十六句者,其序文明言“三复来贶等辄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稍重于往复答赠之礼,故列入礼文学.其实陶公《答庞参军》的四言诗自是答赠之作,亦有往复之义.逯钦立袁行霈两先生皆以为《答庞参军》诗作于入刘宋之后,然则实非晋诗,故此粗略言之即可.

《于王抚军座送客》,据时贤考论,此诗之作实亦在刘宋之初.赴宴送客,本为尽礼.宴会之中之后,友情拳拳,下笔很有可能写出好诗.

《咏二疏诗》,二疏指西汉宣帝在位时期的太子太傅疏广、少傅疏受,二疏为叔侄.太子十二岁时,二疏主动上疏告老还乡.在朝公卿大夫祖道送别,令人感动.归乡之后,疏广无意田宅产业,他认为多置田宅“但教子孙怠惰耳”,所以但“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

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卷七十一《疏广传》,第3039页,3040页.陶渊明“少无适俗愿,性本爱丘山”

陶渊明诗《归园田居》五首之一.见逯钦立先生辑较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91页.,有感于二疏往事,由是有此诗之作.我们认为《咏二疏诗》当作于陶公兴归隐之思的时候.此诗内容以二疏悬车与祖道饯别、归乡之后为主,可以称为礼文学作品.但从“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两句看,这两句固然可以是写二疏心态,也可能与作者自己的情趣相符,则诗可能为晚年之作,则当时陶公早已在归隐生活中了.

《桃花源诗并记》,时贤或以为“约作于刘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是年陶公七十一岁.论者推断之意,所以用了个“约”字,不敢十分肯定,表示慎重.这种治学态度值得学习.然而该文首句就说“晋太元中”,临末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则其写作年代可考.《晋书》记载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期间有“太元”年号,见《孝武帝纪》.而南阳刘子骥正是太元年间人（由相关人物活动时期可以推断）,此人正好有游山泽“深入忘反”,“问径,仅得还家”,“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的经历,见《晋书隐逸列传刘之传》.则可知《桃花源诗并记》的时间、人物居然有可信的成分. 中华书局1974年版《晋书》本纪第227页,本传第2447-2448页.时贤据史书诗文语例判断《桃花源诗并记》之作约在刘宋初年,固非毫无道理,但我们仍然认为其诗其文写的可以是晋末之人,反映的可以是晋末社会以及思想.其实《桃花源诗并记》的思想就是作者自己的思想,陶渊明于穷困潦倒难以卒岁之际,盼望一个理想社会出现,难道不很自然吗?这还用得着怀疑吗?

现在的问题是,凭什么说《桃花源诗并记》属于礼文学呢?《桃花源诗并记》显然由《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两部分组成.武陵人进了桃花源,他有何见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等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等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和谐而美好的图景,好客而亲善的人们,俨然礼义之邦的社会.这就是《桃花源记》在世人眼前展现的一切.“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这些诗句录自《桃花源诗》,与前引《桃花源记》异曲同工,描写桃花源中人的淳朴、和睦、快乐.“秋熟靡王税”,说明桃花源中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那当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国家.“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两句

引自《桃花源诗并记》的原文,见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5-986页,袁行霈先生撰《陶渊明集笺注》第479-480页.,袁行霈先生解释说：“意谓礼制与穿著均保持古风.俎豆：古代祭祀所用礼器.新制：新式样.”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第488页.他的这些解说完全准确.这里俎豆和新制,实际都是说礼制.俎豆可以作礼器礼制的代名词.《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张守节《正义》谓“俎豆以木为之”,自视为礼器之一.

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第1906页.桃花源中“俎豆犹古法”,应该有此地还在实行古代礼制的意思.这些情况,就是《桃花源诗》的主要内容所在.无论是分开说,还是合而言之,都可以把礼视为《桃花源诗并记》的重要或主要内容.又因为《桃花源诗并记》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既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将诗文当一个整体看,把它列入礼文学之林呢?

《悲从弟仲德诗》,首尾“悲”情贯串,悲是此诗主旨.“借问为谁悲?怀人在九冥.”借问悲何事?“礼服名群从,恩爱若同生.门前执手时,何意尔先倾.”

逯钦立先生辑校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012页.袁行霈先生《陶渊明集笺注》,第175页.依丧服制度判断,陶公自言：我与仲德属堂兄弟关系,但是我们跟亲兄弟一样亲密.我离家那时候在门前与你把手告别,谁曾想到你竟先我而亡了呢?人生事业未成,慈母沉浸于哀疚之中,两个孩子不过数岁,你怎么能够忍先离开人世!命运如此,人死不能复生,我也只有无尽的悲哀了.悲情是从作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产生的,这种关系是由礼制决定的,我们对这首诗不能不这样理解.

《拟挽歌辞三首》,实为作者唱给自己的挽歌,与他的《自祭文》性质相同.袁行霈先生说这三首诗“非必临终所作”,应作于陶公四十六岁,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大致可信.陶公“想象死后情形,绘声绘色”,我们从这些诗篇看到了他对命运人生的“诙谐达观”.

中华书局2003年版《陶渊明集笺注》第420-427页.“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肴案盈我前,半旧哭我傍”,“送我出远郊等高坟正等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中华书局1983年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012-1013页.,这些情形,治丧送葬的时候必不可免.这里好就好在即便在设想的身后,诗人自己稍感惘然,并无大悲；人家忍不住悲痛,那有什么办法呢?就让他悲去吧.礼义之所至,不可避免,譬如儿子要哭,就让他们哭吧.质朴、自然是陶公诗文的特色,这一特色在陶公为自己唱的挽歌里也很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上文已将陶诗中的礼文学大体说过了,现在要说的是陶公的文章.先看陶公的《闲情赋并序》.“闲情”是什么意思?袁行霈先生据《说文》道出“闲”字本意,更进一步对此赋主旨作出概括,这种解说方法可取,但他的引文稍微有点问题.说文：“闲,阑也,从门中有木.”“阑,门遮也.”段注：“谓门之遮蔽也等引申为酒阑字,于遮止之义演之也.”“闲”字段注：“引申为防闲.古多借为清闲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说文解字注》第589页.《广雅释诂一》：“闲,正也.”昭公六年《春秋左传》：“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等”杜注：“闲,防也.”孔疏：“义者宜也,合于事宜.闲谓防卫也.”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阮刻本,第2043页.袁行霈先生引《说文注》有误,但他对“闲情”的解说是对的.他说：“‘闲情’犹正情也,情已流荡,而终归于正.”“渊明写作此赋之主观动机是防闲爱情流荡.”

《陶渊明集笺注》第451页,452页.其实这里“闲”解释为“正”亦通.王怀祖《广雅疏证》于“闲正也”不著一字,大概已经感到找不到书证的苦恼了；其实可以引左昭六文句“闲之以义”为证,略为疏通即可.又,其实陶渊明写在《闲情赋》前面的小序已经说得明白：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卷一百十一第1132页.《陶渊明集笺注》第448页.

他对张平子的《定情赋》、蔡中郎的《静情赋》作过研究,知道那两篇赋也曾“荡以思虑”,然而“终归闲正”了.他相信自己作的《闲情赋》不会误会那两篇赋的作者的用意,也会“终归闲正”.这篇小序所谓“闲正”,“闲”与“正”是同义词组成一个双音节词（复合词）.袁行霈先生指出陶公《闲情赋》与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标题意思相符,他又说对了. “闲情”的意思既已明确,现在可以提出另一个必须明白的问题：凭什么使流荡之情归于闲正呢?换一个说法：依靠什么防闲爱情流荡呢?答案只有一个：就凭礼义,只能依靠礼义.昭公六年《春秋左传》所谓“闲之以义”,义就是礼义.小戴辑《礼记坊记》说：“君子之道,譬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等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又说：“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又说：“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

中华书局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618页,1619页,1622页.《经典释文》卷第十三《礼记音义》之三：“坊音防等经文皆同.郑云：名《坊记》者,以其记六艺之义所以防人之失也.”

中华书局1983年版《经典释文》第206页.《礼记》孔疏：“但言‘坊’字,或土旁为之,或阜旁为之,古字通用也.”可知《坊记》实即“防记”,这里“坊”与《闲情赋》“闲”的意思相同.《坊记》就是记“闲情”之事.孔疏又说：“君子礼以坊德者,由民逾德,故人君设礼以坊民德之失也.刑以坊淫者,制刑以坊民淫邪也.命以坊欲者：命,法令也；欲,贪欲也.又设法令以坊民之贪欲也.”“章疑者,疑谓是非不决,当用礼以章明之.别微者,微谓幽隐不著,当用礼以分别之.”“章民之别者：章,明也：明民之男女,令相分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谓使民无之嫌疑以为民之纲纪者也.”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618页,1619页,1622页.孔疏云云,尤其是对“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等以为民纪”的解说,竟与陶公《闲情斌》旨归若合符契.

陶公《闲情赋》写了表达真爱深情的“十愿”.为了爱情的坚贞,陶公笔下一方对另一方表白：我愿意做你上身的衣领,接触你头上的余芳；我愿意做你下裳的带子,围束你的细腰；我愿意做你头发上的膏脂,让你的乌发光亮；我愿意做你眉毛上的青黛,使你扬起的眉毛更加迷人；我愿意做你的莞席,让你的柔弱的身体睡得安详；我愿意做你的丝织的鞋袜,紧随着你的脚步；我愿意做你的白天的影子,时时跟着你的身体移动等

“十愿”原文,请见《全晋文》卷一百十一《闲情赋》中,第1132页.《陶渊明集笺注》第449页.其想象之奇特出人意表,无非表示刻骨铭心的爱,倒也并不让读者觉得其中是否有对圣洁的爱情的亵渎.时贤或以为铺陈太过,我们倒认为爱到深处而难免夸张,这在古今爱情诗中只是表示山盟海誓的手段罢了,只是流荡的一种表示罢了.

正是在如此流荡的时候,《闲情赋》终归于闲正.此赋发“十愿”之前,表达了“闲之以义”的原则；发“十愿”之后,指明了与“礼以坊德”意思相同的趣向.作者借鉴屈子之赋《离骚》,以礼坊民,以礼“闲情”,请看：

激清音以感余,愿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结誓,惧冒礼之为愆.待凤鸟以致辞,恐他人之我先.

屈子《离骚》早用基本相同的句式表示了与上引《闲情赋》后四句相同的意思

中华书局1983年版《楚辞补注》第33-34页.,这里不必徵引.请看《闲情赋》的结尾：

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滞河.迎清风以祛累,寄弱志于归波.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

《陶渊明集笺注》第450页.

想得再苦也是徒然,山河阻滞不了归波.《诗经》有《召南》.“蔓草”应指《诗郑风野有蔓草》.袁行霈先生认为《闲情赋》后头四句的意思是说：责备男女私会,应以礼教约束自己；仅存诚正之心,停止感情放荡于八方以外.他认为“憩遥情”就是抑止流荡之情使归于正.

陶渊明集笺注》第458页,第452页.这样讲应可接受.我们的上文说《闲情赋》“十愿”之前之后都在宣扬以礼坊民的主题,这样讲,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

与《悲从弟仲德诗》相应的是《祭从弟敬远文》.都是为亡故的从弟而作,前者主要表示怀念,后者主要表示祭奠.下面是《祭从弟敬远文》的摘 要 ：

岁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从弟敬远,卜辰云窆,永宁后土.感平生之游处,悲一往之不返.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乃以园果时醪,祖其将行.呜呼哀哉!於铄吾弟,有操有概.孝发幼龄,友自天爱.少思寡欲,靡执靡介等遥遥帝乡,爰感奇心.绝粒委务,考盘山阴.淙淙悬溜,暧暧荒林.晨采上药,夕闲素琴.曰仁者寿,窃独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见欺.年甫过立,奄与世辞.长归蒿里,邈无还期.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等相及龆齿,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畴昔日,同房之欢等常愿携手,彼众意等奈何吾弟,先我离世等候晨永归,指涂载陟.呱呱遗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礼仪孔闲.庭树如故,斋宇廓然等蓍龟有吉,制我祖行.望翩翩,执笔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诚.呜呼哀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第1063册《陶渊明集》卷八,第526-527页.《全晋文》卷一百十二,第1145-1146页.《陶渊明集笺注》卷七,第547页-548页.

袁行霈先生据该文开头三句判断“此文作于晋安帝义熙七年辛亥”八月十九日,当然有根据.我们认为此文可能在这一天之前已经写好,也可能就是在这一天写的,但正式公布（向周围的人们宣读）肯定在这一天灵柩即将送往墓地之前或下葬之前这一段时间.祭文一则说“祖其将行”,再则说“制我祖行”,所以我们认为可以这样判断.以作者与敬远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言,还可以判断：祭文是陶公亲自撰作并亲自宣读的,以即将启动灵柩的时候宣读为宜.“情恻恻”以下,至“祖其将行”,写作者行祖道礼时候的情况.“於铄”以下,至“夕闲素琴”,回顾敬远的操概爱好与平生作为.以下写敬远不幸早逝.“惟我与尔”以下,写作者与敬远的亲密关系,抒发对逝者的哀悼之情.“候晨永归”,袁行霈先生注：“意谓选定日期安葬.晨：同‘辰’.”这样讲,似乎可通,但未可必.陶公《自祭文》：“外姻晨来,良友宵奔.”晨与宵对举,晨不必是辰.灵柩入圹之后,就算“永归”了.“指涂载陟”,袁行霈先生注：“走上送葬之路.指涂：就道,上路等陟：登程.” 《陶渊明集笺注》第554页.从字面说,这样解释自有根据.今按：“载陟”一词,包括陶公在内的昔贤从《尚书尧典》（或者说是从《尧典》分出的所谓《舜典》）末句“五十载,陟方乃死”截取两字而成,死者升天的意思,本来就死者而言；但在后世治陶者看来,《祭从弟敬远文》这里是就送葬者而言了.“望翩翩”,意思是作者参加送葬的队伍,看到出殡送葬的旗幡在翩翩飘扬.“执笔涕盈”,读者由此可以想见陶公当时写作这篇祭文的时候落泪含悲的情形.

与《祭从弟敬远文》相应的还有《祭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这一诗一文是为同一人作的,诗写在敬远生前,祭文自在敬远亡故之后.“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中华书局1983年版《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六》第980页.明乎此,就知道陶公对从弟敬远的早逝何以伤心了.

陶公还有《祭程氏妹文》,比《祭从弟敬远文》稍短,而亲情并不稍逊.兹将其文摘录于下：

维晋义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渊明以少牢之奠,俯而酹之.呜呼哀哉!寒往暑来.日月寝疏等肴觞虚奠,人逝焉如等嗟我与尔,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爰从靡识,抚髫相成.咨尔令妹,有德有操等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可象可效等彼苍何偏,而不斯报!昔在江陵,重罹天罚等伊我与尔,百哀是切等感惟崩号,兴言泣血等如何一往,终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时复践?藐藐孤女,曷依曷恃?茕茕游魂,谁主谁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见蒿里.呜呼哀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文渊阁藏本）第1063册集部《陶渊明集》卷八第526页.《全晋文》卷一百十二第1145页.《陶渊明集笺注》第541页.

今按：“维晋义熙三年五月甲辰”好懂,指陶公祭奠程氏妹的时日.袁行霈先生认为那是公元407年的事,时日定在五月六日,他有根据.原文接下来的一句是“程氏妹服制再周”,要准确理解这一句就不太容易了.袁行霈先生注：“服制,丧服制度.据《仪礼丧服》,丧服分五等,名为五服.已嫁姊妹,按服制为大功服,服用熟麻布做成,服期九月.渊明撰《归去来兮辞》时在义熙元年十一月,此时程氏妹‘寻卒于武昌’,至义熙三年五月,正十八个月,即已满两个服期,故曰服制再周.”

《陶渊明集笺注》第543页.应该说这样注解也有根据,然而有可能生出误会.依袁先生的说法,此时陶公为已嫁姊妹“已满两个服期”,服丧竟至于十八个月之久,那就不是服制规定的大功服期九月了.看中国古代丧服制度史,何朝何代出现过为已嫁姊妹服丧十八个月的先例呢?从来没有过.据《仪礼丧服》,父在为母服丧尚且不超过一年（十二月）,为已嫁姊妹服丧怎么会有十八个月呢?就服期而言,从来就没有过为某一死者服丧十八个月的.在同族小宗这个范围内,五等丧服是由亲疏关系决定并反映亲疏关系的制度.服期越长,表示服丧者与死者的关系越亲密.难道兄弟与姊妹之间的关系比母子之间的关系还要亲吗?陶公怎么可能为程氏妹服丧十八个月之久呢?一个程氏妹去世,凭什么要陶公实行“两个服期”的丧服呢?是大不可解者.如果由袁行霈先生关于“程氏妹服制再周”的解说生出误会,就违背历史真相了.须知服制规定是不能凭个人感情而随便改变的.陶公为程氏妹服丧就是服制规定的九个月之久,不可能凭一己之私延长到十八个月.

古代文献有用某一件事情来圈定某一个时间范围的说法.譬如襄公九年《左传》：“公送晋侯.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等’”今按,《春秋经》记成公十六年有“秋,公会晋侯等于沙随”一事,同年《左传》说：“秋,会于沙随,谋伐郑也.”

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第1943页,1916页,1920页.可知襄公九年《左传》记载季武子的话说“会于沙随之岁”是用这件事表明“寡君以生”的时间.晋侯说的“十二年矣”,意思是说“会于沙随之岁”以来十二年了.陶公说的“程氏妹服制再周”,意思应该是说“为程氏妹服丧以来至此,已是按服制规定的时间的两倍了”.不这样讲,恐怕很难将原文的意思说清楚而且准确.我们相信袁行霈先生的本意只是说程氏妹‘寻卒于武昌’至义熙三年五月正十八个月,而不是“已满两个服期”.袁先生的本意就是说从程氏妹之卒至此义熙三年五月已是陶公为之服丧的服期的两倍,而不是“已满两个服期”.

“昔在江陵,重罹天罚”两句,袁行霈先生注已说明是指庶母与生母之不幸去世.“茕茕游魂,谁主谁祀”两句,袁先生说：“意谓程氏妹孤独之游魂,谁为之主为之祭耶?”

《陶渊明集笺注》第545、546页.这些解说都很准确.

为死者服以丧,行祭奠之礼,是这篇祭文的重要内容.与《祭从弟敬远文》一样,陶公笔下凝注了对不幸去世者的手足之情、同胞之爱.“梁尘委积,庭草荒芜”,“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白雪掩晨,长风悲节”,祭文当中出现与肃杀的气氛相调和的景物描写,更添几分悲情.把此类祭文列入礼文学,应该是适合的.

前文已说过：陶公《自祭文》与《拟挽歌辞》性质相同,这些诗文设想身后情形,作者自己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悲伤.然而《自祭文》的身后情形,环境毕竟凄凉,故人凄其相悲,全文终究以哀伤感人为主调.祭文离不开祭奠与送葬诸礼,所以该文终竟成了陶公礼文学作品的绝唱.

无论是否属于礼文学创作,陶公的诗文无不以真性情示人,没有扭曲,没有粉饰.无论写生抑或写死,陶公的礼文学创作均以朴实、自然为本色.纵有难为情的时候,读者应予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