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所著的《朗读者》①从1995年面世后,至今已被译成了20多种外语,并成为首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的德语书.我国由钱定平译出的中文版《朗读者》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朗读者》的一个“致命吸引力”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而这种爱情是以15岁少年对30多岁的女子近乎恋母情结的形式出现,这恰与眼下另一部流行小说互为呼应,那就是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的《洛丽塔》（1955年问世）.后者以一名中年男性对一个12岁“性感少女”的恋童癖为母题而引人注目.这两部获得世界性影响的小说一个共同点是通过对性倒错这一边缘题材的适当处理,成功地避免了庸俗化倾向,以文学自身的诗性获得超越与提升,使之成为新的“经典”.
一、恋童和恋母两种弗氏情结
自从弗洛伊德提出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又加上文学批评家琼斯（Ernest Jones）于1910年对哈姆雷特行动的延宕进行了俄狄浦斯情结阐释以来,这个术语已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典型话语之一,并且以此为创作题材的小说也屡见不鲜,如耶律内克的《钢琴教师》.《洛丽塔》和《朗读者》不但沿袭了文学中用得最滥的题材,而且还碰触了违反伦常的性倒错,它们分别以恋童和恋母情结的母题形式出现,但作者将它们化腐朽为神奇,也赋予这两种情结新的阐释.
《洛丽塔》以对未成年女孩的爱恋和性欲为题材开启了文学领域一个违禁的处女地,并首度以文学的笔调使之得到了一种精细的书写.围绕着洛丽塔展开的男主人公亨伯特的恋童事件无疑是小说的依托和核心.少年时代亨伯特与初恋情人疯狂而天真的恋情是他日后行为的心理基础,尤其是小情人的夭折成为他永远的心灵创伤,遇到洛丽塔以后他就把洛丽塔看成了情人的替身,洛丽塔也就沦为了他的载体、性兴奋点.为了接近洛丽塔,达到长期占有的目的,他先娶洛丽塔的母亲黑兹太太为妻,不久,黑兹太太发现了他的真正居心而在激愤中出门导致车祸身亡.在作为洛丽塔名正言顺的继父并除去了她母亲这唯一的障碍后,洛丽塔真正成了他非法的性奴隶,汽车旅馆成为了洛丽塔的囚室.而天地又是他的大囚牢,因为恋童也同样使亨伯特成为自己的心理囚犯：每次性事后他因带给洛丽塔巨大的身体和心灵伤害而不断自责,却又不断被新的击倒而无法自拔.而他的情敌――剧作家奎尔蒂,也是一个同样的恋童癖者,一个更卑鄙、更的亨伯特的潜意识本我.
不如《洛丽塔》中男女主角的“恋童”情结这么明显,《朗读者》中的主人公米夏伯格的“恋母情结”似乎有些勉强,但双方在年龄上的差距又确实够得上母子恋（伯格15岁,汉娜30多岁）,不但路人把他们视为母子,而且他们在旅馆时也总是以母子名义登记,伯格在若干年后回忆自己这场恋爱时也认为其中部分地含有儿女对父母的爱,因此把他们的爱情故事置入恋母情结这个通俗模式也大体没错.在西方文化尤其在德语文化圈中,一个母亲的责任就包括对儿子的性启蒙教育.《朗读者》中权充母亲角色的汉娜也充分地发挥了对中学生米夏的性启蒙作用,从而使他拥有了成长的自信和男人的勇气.
二、“瓶颈”
近年,有学者提出文学学批评方法,这也促使我们更多关注文学中所表现的道德问题以及“文学与道德”的二难命题.无论是《洛丽塔》的恋童情结,还是《朗读者》中的恋母模式,它们都是属于文学创作中性倒错的另类题材,可以说,“+变态”,这是赢得更多读者群的最好卖点,也铺就了走向经典的捷径.但这条捷径也是一个“瓶颈”,因为它首先要接受道德评判的考验,这就导致了这种另类题材与道德的内在张力.《朗读者》受到的道德压力主要来自当代德国最敏感的话题,即纳粹屠杀犹太人问题.这部小说由于塑造了汉娜因掩盖日常生活中不识字的缺陷而不自觉成为纳粹帮凶和历史罪人这一令人同情的角色而遭受批评②.而《洛丽塔》因涉嫌“虐童”问题可说争议不断,且不论小说为此遭到出版挫折,及“洁本”“全本”的并存；围绕着道德核心,《洛丽塔》的作者就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小说文本借“小约翰雷博士”的序调：“这个悲剧故事坚定不移的倾向不是别的,正是尊崇道德.”③但纳氏却又说：“我既不读教诲小说,也不写教诲小说.不管约翰雷说了什么,《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④ 这颇耐人寻味.评论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见仁见智,不少论者肯定《洛丽塔》正面的道德警示作用,甚至纳博科夫的传记作家博伊德（Brian Boyd）也认为该小说体现了纳氏对虐童恐怖事件的谴责⑤ .国内也有部分论者持此说⑥ .另一方面,纳博科夫又因《洛丽塔》露骨的性象征和性暗示而屡遭责难,一怒之下,纳氏就在《纽约书评》上给予“义正词严”甚至带有羞辱性的反驳,使华盛顿大学的罗（Rowe）成为此说的替罪羊,从此人们不得不对这个话题小心翼翼,即使提及也要急于与罗划清界限.难道纳博科夫就真那么无辜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雷曼（Eric Naiman）却将瞩目焦点从罗这种可能偏离文学性的性象征转移到对纳博科夫性语言及其双关性的考察上,并以大量例证令人信服地指出纳博科夫在《阿达》、《洛丽塔》等作品语言上所体现的倾向是深受莎士比亚影响,是对莎翁词语的继承,并认为奎尔蒂只是肮脏层面上的莎士比亚.⑦但我们认为,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纳博科夫,他们的作品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没有沦为读物而成为各自领域不可回避的经典.艺术只有通过美才能对肉欲进行超越.这个美,在文学中我们把它指涉为诗或诗性.
三、诗性超越
海德格尔认为,“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⑧ 所以这个诗具有艺术本体论意义,他说：“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 ⑨具体点说,“艺术的本质或许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⑩ 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诗性几近真理.《洛丽塔》和《朗读者》体现的就是这种诗性对庸俗的超越.在这里,诗性既包括人性、道德,也包括艺术的自律等多个层面.
《洛丽塔》和《朗读者》诗性的根基首先是深深扎在人性和无意识的土壤之中.《洛丽塔》中的恋童情结及《朗读者》的恋母情结,都是以人类关系的非正常状态为前提,这些情结在弗氏精神分析学中以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最具典型性.按照弗氏俄狄浦斯理论,父母与儿女处在性关系的张力之中；在拉康那里,父亲的性霸权又扩展到经济文化中的“象征性父亲”.《洛丽塔》也不是弗氏情结的简单阐释,而是回归人性的复杂原生态.先看亨伯特.亨有意营造了与黑兹太太及洛丽塔虚伪的“父―母―女”三角关系,但检测象下的是恋童癖的罪恶,亨的“象征性父亲”角色被真正的变态狂所取代,亨亦成为一种变态人性的载体.同样,《朗读者》中米夏与汉娜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爱情也逸出了弗氏情结说.对米夏与汉娜之间的爱情,读者中曾有另一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即认为他们之间没有爱情而只有,这正从侧面说明小说所表达的人性基础.
但比情结说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弗氏精神分析学还提出了无意识概念,拉康更对无意识进行了革命,认为无意识也是一种文本,无意识也像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有规律可循的,这种结构的规划受制于语言经验.从文学语言来看,弗氏俄狄浦斯情结及恋童、恋母等其他衍化均可视做人的无意识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洛丽塔》和《朗读者》也可看做人性无意识的泛文本化,这是对这两部小说诗性的第一层思考.
《洛丽塔》和《朗读者》的诗性超越,其次也体现在对扭曲道德的一定程度的修复和思考.倭铿曾在《道德与艺术》一文中,阐述了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道德与艺术的冲突与制衡,认为艺术类型是不能轻视道德的,艺术与道德的相互依赖性将日益突显.[11]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洛丽塔》承袭了莎士比亚使用脏词的文学传统,它实际上也在继承文艺复兴以来的非道德倾向,这也是文学发展之必然.然而,整个作品在体现善恶、美丑、人性与非人性等普遍上还是显示了作者明确的立场,这主要体现在亨伯特含蓄的反省、对奎的惩罚以及作品对洛悲剧命运的刻画上,因而这篇作品的道德警示作用还是不容否认的.至于《朗读者》,它的道德思考、它的“大于爱情”的倾向更是不容置疑,它是在借爱情的故事反思战后几代德国人的罪责纠葛问题,即怎样更好处理历史遗留的罪恶问题.将这个主题置入人类普遍的话语语境之中,它也可看做是一个“罪与罚”的永恒母题,围绕着它,至少可以引发这样一些思考：这是谁之罪?罪是怎样产生的?我也有罪吗?怎样适当罚罪?等等.
除了人性、道德,《洛丽塔》和《朗读者》在诗性超越上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作品的艺术自律,即文学性,或文学艺术处理的技巧.这主要体现在风格、结构、形象上.
《洛丽塔》的风格有两个特点：其一,多变的心理独白叙述语体.小说大部分篇幅是围绕着主人公情感历程事件而进行的流畅、客观的追述；其二,“语言的迷宫”.纳博科夫常用拆字、重新组合、谐音、同音等技巧织就一张密密麻麻、铺天盖地的语言和互文之网.如Lolita、Nymph、Quilty等既是小说的关 键 词 又具有多种变形、多层象征意义.《朗读者》虽然同样用的是第一人称追忆叙事,但语言主要怎么写作于情节的需要,理性思辨寓含在叙事当中,并成为贯通小说的“气脉”,或曰哲理性.如大学生的米夏伯格在征询父亲意见时与父亲那段耐人寻味的对话就颇能说明施林克式思辨风格.
在结构上,《洛丽塔》采用双重叙述策略：心理时间和线性时间相结合.亨伯特的心理时间是一扇失去了时间效应、面对当下的心灵之窗,开启了对洛丽塔的全部回忆；回忆的人物链接又按线性时间顺序安排.纳博科夫将福楼拜多声部配合法很好地运用到了他自己的《洛丽塔》这一小说中,并且在某些形式上更为严谨,如以“洛丽塔”一词为故事的始终,形成心理时间首尾相衔的环蛇状封闭式结构.《朗读者》也有叙述时间与故事线性时间的交叉,后者线索明朗,是一种单向推进的简明爱情故事,由“相爱―分离―重聚”组成三角框架.《朗读者》结构的另一个特色是它的悬念设置.悬念与理念的结合,成为《朗读者》叙事结构的独
特性.以故事说理,施林克可谓在德语小说里另辟奚径.
《洛丽塔》和《朗读者》在风格上的另一突出之处是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洛丽塔》中的亨伯特是一个不合时宜、以错误的方式追求纯美的现代堂吉诃德式人物.这是一个在20世纪普遍的人格认同危机背景下,与“荒原狼”、 “局外人”、“赫索格”等同属自我分裂的边缘人系列形象之一.《朗读者》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无疑是汉娜.汉娜突破了以往德语文学中对纳粹分子脸谱化、平面化的局限,而具备了发人深思的立体感.汉娜本想逃避自己目不识丁的耻辱和小小人生悲剧,谁知她却因搭上纳粹贼船而陷入了更大的悲剧,因而这是社会和时代的悲剧,好像是历史和命运对个人所开的一个恶意玩笑!这也正是作品的深刻和动人之处.
总之,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洛丽塔》和《朗读者》这两篇小说题材中都包含着恋童和恋母这样一些情结因素,它们都属于边缘性话语,对它们处理不当就很容易陷入“有伤风化”的道德瓶颈,滑入流俗之列.然而这两部小说对复杂人性、对道德以及对风格、结构和人物形象做了成功的诗性处理,使之超越了庸俗和平凡,走向了经典.
注释：
①南京译林出版于2000年出版了姚仲珍译本《生死朗读》；2006年1月该社又出版了钱定平译本《朗读者》.本文依据钱版.
② 参考Niven B.一文： Bernhard Schlink's Der Vorleser and the Problem of Shame省略/content/mhra/mlr/2003/
③④《洛丽塔》,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3页,第500页.
⑤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06,Volume 58,Number 1, University of Oregon,Eugene.p.2.
⑥参见黄铁池：《“玻璃彩球中的蝶线”―― 纳博科夫及其〈洛丽塔〉解读》,《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⑦ Eric Naiman: A filthy look at Shakespeare's Lolita, 同注⑤,pp.1-23.
⑧⑨⑩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7月版, 第59页,第63页,第21页.
[11] 引自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172-178页.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责任编辑 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