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 键 词 】 Stroop效应；精神障碍；争论；警觉-回避模型；综述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05-0332-04
近年来,精神障碍研究中大量运用认知实验方法,其中Stroop效应被认为是较受青睐的范式之一［1］.
在Stroop任务中,要求被试命名书写颜色词的颜色,记录反应时.词义和词的颜色之间发生相互竞争,词义干扰词的颜色命名,因此干扰效应可作为激活的指标.研究发现,精神障碍者命名障碍-突出（disordersalient）词的颜色反应时比命名在词义上与障碍症状不相关词的颜色反应时显著延长.JonesChesters等称之为障碍-突出的Stroop效应（disordersalient Stroop effect）［2］.
目前大量文献用Stroop范式研究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患者.例如器质性,包括症状性障碍领域,Sylviane［3］研究发现轻度老年痴呆患者缺乏抑制能力,而且转换能力不足；在神经症性、应激相关的及躯体型式障碍领域,Taghi［4］等研究患有广泛性焦虑的儿童和青少年的选择性注意加工,Amir［5］发现随着焦虑程度的增加,社交恐怖症患者在完成情绪Stroop任务中表现出抑制Stroop效应能力的增强；在伴有生理紊乱及躯体因素的行为综合征领域,JonesChesters等研究进食障碍患者（eating disorder）,包括贪食症、厌食症等障碍-突出Stroop效应并证实该效应存在；Joanne［6］用酒精Stroop范式研究滥用酒精者对与酒精相关刺激的注意偏向,Potter［7］通过让患有注意多动症但无吸烟历史的青少年,在保证被试短时间安全吸食烟草的前提下完成Stroop任务,发现在这种急性尼古丁效应（acute nicotine effect）下,能够提高他们抑制干扰的能力.
尽管研究不同的精神障碍者都使用Stroop范式,但实验结果大有不同.无论在研究方法的选择、相关理论的探讨上,还是研究患者的信息加工内部机制等问题上,都存在争论.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探讨Stroop效应在精神障碍研究中的争论和进展,并阐述将来研究的方向及思考.
1Stroop效应能否作为测量精神障碍患者的工具
精神障碍也称作心理障碍.在临床上,将范围广泛的心理异常或行为异常统称为“心理障碍”或“异常行为”.精神障碍的识别、鉴定、诊断往往有一定的生理或行为测量指标.精神障碍患者和正常被试对障碍-突出词的命名反应时不同,Stroop效应能否作为测量的工具?鉴别效力如何?理论依据如何?
1.1障碍-突出Stroop效应可作为精神障碍研究工具
早在1985年,Macleod［8］研究发现,与控制组相比,焦虑障碍患者对语义具有危险性的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显著长于语义不具有危险性的词.后来研究发现,这种现象在抑郁症患者、进食障碍患者身上都存在.Channon［9］发现厌食症患者命名食物词的颜色反应时显著长于命名中性词的颜色反应时.Bentonim等［10］发现厌食症和贪食症的患者对与体型相关词的颜色命名都较长.支持这种观点的基本原理是患者对与其相关症状的词显示出他们特定的注意偏向.他们研究认为Stroop干扰是对障碍-相关信息的选择性注意加工的结果, Stroop效应作为一个客观的精神障碍的测量方法是有效的.
JoneChesters等研究贪食症患者.研究使用更严谨的实验方法,控制更多变量,特别考虑以往研究中没有涉及的“饥饿”因素对进食障碍者的影响；改变刺激呈现方式；实验之后完成多种相关量表.结果表明Stroop测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自我报告法的缺陷,可作为一个客观的研究精神障碍患者认知容量的测量工具.实验目的不仅要评估进食障碍患者对于食物/饮食,体重/体型,情绪词的Stroop干扰数量,而且比较组块呈现（一个组块中的刺激是同一种类型的词语）和混合呈现（一个组块中的刺激是四种类型词语的混合）条件下,被试表现是否有差异.
实验材料为四种类型词：与体重/体型、食物/饮食、情绪词相关的和中性词（动物的名字）.实验前先对所选择的词是否与食物/饮食或者外貌/体型相关进行等级评定.其中情绪词是与抑郁、焦虑相关（如内疚、悲伤、担心等）,而且平衡了字母、音节、音位、后缀、类别、对患者的压力、规则性等.材料呈现条件分为：组块的、混合的两种.实验完成后,让被试进行词汇评定（Mill Hill Vocabulary Scale）、语言智力评定和自我报告.研究者采用了多种自我评定量表,分别对被试的饮食行为限制、节食程度、体型满意度、饮食态度、饮食混乱、焦虑和抑郁等加以测量.两组被试在年龄、语言智力上没有差异；而在身体满意度、饮食行为、饮食态度上,贪食症患者的得分高于控制组.在焦虑和抑郁程度的测量上,贪食症患者焦虑和抑郁水平显著高于控制组.
实验结果显示贪食症患者在两种呈现条件下都有对食物/饮食、体重/体型相关词的Stroop效应.当情绪词在组块呈现条件下,贪食症患者也体现出微小的Stroop效应,而在混合条件下却没有体现.控制组对几种类型词的命名反应时差异不显著.再对这些数据进行2（被试：贪食症患者、控制组）×2（呈现条件：组块的、混合的）×4 (刺激类型：食物/饮食,体重/体型,情绪词,中性词)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类型的主效应和刺激类型的主效应,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都是显著的.在贪食症患者身上体现的Stroop干扰量显著大于控制组对于体重/体型、食物/饮食和情绪词的颜色命名的干扰；对于中性词,两组被试没有什么差异.贪食症患者的错误率显著高于控制组.等级相关分析显示,贪食症患者对于体重/体型与食物/饮食和情绪相关词的Stroop干扰量存在显著的高相关.因此,研究者将体重/体型与食物/饮食和情绪相关词的Stroop干扰量的平均数,计为“组合的障碍-突出Stroop指数”（A bined disordersalient Stroop index）.随后计算该指数与焦虑量表、抑郁量表、饮食限制量表、身体满意度、饮食态度、饥饿测量得分之间的相关.结果只有焦虑、抑郁量表的得分和该指数相关达到显著水平.贪食症患者体现的颜色命名Stroop干扰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认知资源自动分配给那些激活患者过度关心的词如身体型状/体重和与之相关词；另一方面一系列情绪唤醒词呈现给被试时,导致焦虑唤醒的一种内建过程.这个研究不但在方法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一定的意义.使用障碍-突出的Stroop干扰作为认知成绩的指标,能够提供探测“病理学”的方法,不仅可以易化精神障碍的研究,也避免了自我报告法的不客观性.
1.2 障碍-突出Stroop效应不能作为测量贪食症的指标,更不能拓展为精神障碍的测量方法
尽管障碍-突出Stroop效应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类型精神障碍者对信息的选择性注意加工研究中,但是很多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Cooper［11］ 、Long［12］等研究发现厌食症患者与控制组在命名与饮食、食物、体型等相关的词颜色的反应时之间没有显著差异.Black［13］等提出对于贪食症患者,Stroop测试不能够提供客观的测量方法,更不能对治疗效果进行有效测量.为了考察Stroop效应能否作为评估治疗的方法,他要求贪食症患者完成20个认知-行为疗法的课程.根据疗程是否有效把贪食症患者分为两组：一组为停止暴食,并且在治疗的最后两个星期以后已经完全好,命名为有效组；另一组为继续暴食,并且在这个期间没有好转,命名为无效组.
呈现给被试(有效组、无效组、控制组)颜色词、控制词和两种形式的目标词（食物词和体重/体型词）,要求被试依次命名四种类型词的颜色.为了更好地与Cooper的研究比较, Black使用Cooper研究中的实验材料,但是改变材料的呈现方式,将食物、体重/体型的词语分为独立的两组呈现.经过评定后实验材料为颜色词：黄、红、蓝、白、绿；控制词：过滤、坐下、胆量、毛线、城堡；食物词：饼干、蛋糕、饮食、黄油、冰淇淋；体重/体型词：肚子、肥胖、臀部、体重、大腿.实验结果显示词语类型和组别的主效应,二者没有交互作用.比较分析得出三组被试对食物、体重/体型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都显著长于命名控制词颜色的反应时；三组被试对颜色词的命名反应时也显著长于控制词.多重比较显示,组间差异不显著.同时对有效组和无效组再进行方差分析,结果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据此,Black认为把Stroop效应作为诊断工具是有疑问的,企图将Stroop效应作为评估治疗效果的指标,更是错误的.
2 在Stroop测试中,精神障碍患者对与症状相关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与命名中性词颜色的反应时进程是否存在差异
有关此问题的争论在精神障碍的研究中也较为激烈.尽管尚未提出系统的理论,但出现了具有一定影响性和代表性的观点.有人认为“精神障碍患者对与其症状相关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较长”,其产生机制为精神障碍患者对症状相关词有更多的注意偏向［14］.认为“精神障碍患者对与其症状相关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较短”,其产生机制是反常抑制（paradoxical suppression）或强度反常（intensity paradox）［15］、警觉-回避模型（the vigilanceoidance model）.患者加工与其障碍相关的词时,产生的警觉使得他们对这些词语快速加工,以达到很好的回避效果.
2.1精神障碍患者对症状相关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显著慢于命名中性词颜色的反应时
20世纪90年代,有很多研究证明认知加工受制于被试的情绪.近年来的研究呼吁对情绪Stroop效应给予理论解释.情绪Stroop效应最初是在研究有情绪障碍的个体时发现的,当命名不同颜色写的“情绪词”和“中性词”的颜色时,前者命名时间要长于后者.钟毅平等［16］认为情绪Stroop效应是由于情绪词所造成的威胁而产生的对反应的普通延缓.
精神障碍患者对与其症状相关词颜色命名反应时显著慢于命名中性词颜色的反应时,该说法在不同类型精神障碍患者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关于Stroop效应能否作为测量精神障碍患者的工具的研究大都支持精神障碍患者对与其症状相关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要慢于中性词.这是由于精神障碍者对与其症状相关的词语产生注意偏向所导致.
2.2精神障碍患者对症状相关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与中性词的颜色的反应时间没有差异,甚至显著快于命名中性词的颜色反应时
Mathwes和Sebastian［17］等发现与蛇相关的Stroop效应.恐蛇症患者对与蛇有关的词出现严重的情绪Stroop效应,而当呈现的刺激词与蟒蛇相关的时候,被试却未出现Stroop干扰效应.相似地,Amir和Manally［18］等发现当对社交恐怖症患者先进行一段简短的谈话,再完成Stroop任务,则患者对有关社交的词表现出的情绪Stroop效应反而被抑制了.Gregory 认为这种反常的抑制（paradoxical suppression）是由具有严重危险性的刺激抑制了对接下来的危险性较小的刺激加工所造成的.在Stroop任务的完成中,具有严重的危险性材料刺激了患者做出更大的努力指向目标任务（颜色命名）而远离危险性较小的材料.所以出现危险性-相关的Stroop干扰减少,甚至有可能出现反转.即命名那些具有危险性词语时,被试的反应时更快.Andersson［19］用信息加工的“警觉-回避模型（The vigilanceoidance model）”解释耳鸣患者命名耳鸣相关词的颜色反应时快于中性词这种现象.模型认为最初的对涉及情绪信息的警觉是试图回避此类信息.
Nader A等［5］研究社交恐怖患者.检测设如果Stroop干扰受到焦虑水平的影响,那么社交恐怖患者应该会对社交威胁的词表现出干扰.实验前通过DII量表选定实验被试,并区分了高焦虑组和低焦虑组.实验材料分为社交威胁词、与社交威胁相关的中性词、物理（身体）威胁词、物理（身体）威胁相关的中性词；对材料的字母、字节数和频率进行了控制.实验材料的书写颜色包括：红、绿、橙、黑、蓝.对研究数据进行2（组别：社交恐怖症组、控制组）×2（威胁：威胁、中性）×2（焦虑程度:高、低）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社交恐怖症在高焦虑条件下表现的反应时比低焦虑条件下更快；对社交威胁的字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也快于命名物理（身体）上的字词的颜色反应时.社交恐怖症明显对与社交性质的字词容易产生焦虑,也显得比正常人更加敏感.
Mogg和Bradley等［20］研究发现尽管具有特质性焦虑的被试会更容易注意到带有威胁性的刺激,但是这种注意偏差并没有导致随后的回忆偏差.他们据此提出警戒-回避模型：虽然个体在最初会自动化地、无意识地注意那些威胁性线索,但随后个体就会有意将注意转移,免得体验到焦虑、恐怖等负性情绪.这种随后的回避策略会影响个体对威胁性刺激的加工.杨治良等［21］研究中学生对攻击性图片的加工,也发现相同的结果.
3精神障碍患者对症状相关词和中性词的内在加工方式是否相同
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精神障碍患者对与其症状相关词和中性词的加工方式是否相同.尽管很多研究者用实验证明精神障碍患者对与其症状相关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要慢或快于命名中性词的颜色反应时,或两者之间无差异,但这不足以证明两种内在加工方式不同.可能因两类材料本身的因素或实验方法的不同导致这种结果,不能把这种命名反应时的不同完全归结于被试的内在加工方式不同.即便是因为被试对这两种词内在加工方式不同,也有待于行为实验与认知神经科学实验给予进一步的证据支持.
4.未来的研究方向及思考
从目前研究现状看,Stroop范式在精神障碍研究中的应用会不断拓展.例如在精神分析领域的最新研究：阻碍词汇加工的催眠暗示能够调节Stroop效应 ［22］.对每一种类精神障碍患者的研究会更加深入.特别是精神障碍患者内在的加工方式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我国有关精神障碍的研究中采用认知加工的研究方法还相对薄弱,而实际上认知加工在精神障碍的研究中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外很多精神障碍的研究采用认知实验的研究范式,使用Stroop范式研究的文献非常丰富.这也给我国医学工作者和心理学者提出了要求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