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文化与当代东北作家的生态文学写作

摘 要： 20世界80年代以来,生态文学写作兴起,生态文学热潮在东北地区的发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姿态,主要表现在东北作家自觉将地域文化萨满教中的万物有灵、自然崇拜观等观念与生态文学写作结合起来,在忧患、批判与拯救中探究萨满文化与生态文学写作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 键 词 ： 生态文学 萨满文化 忧患 批判 拯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我国生态文学创作逐渐兴盛,而东北作家迟子建、郭雪波、乌热尔图、萨娜等受地域文化萨满教的影响,自觉将萨满文化与当代生态文学写作融合在一起,努力“把原始的自然崇拜与现代生态科学思想融为一炉”[1].创作出了《峡谷》、《我的光》、《额尔古纳河右岸》、《乌妮格家族》、《达勒玛的神树》、《你让我顺水漂流》等一系列融合宗教文化与环保意识的作品.

萨满教是发源于东北地区的一种原始自然宗教,在萨满文化中,自然崇拜无所不在,山川、河流、树木和各种动物都被认为是有生命的,有些还被赋予神性,奉为神明,形成很多禁忌,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猎民遇到奇异的山峰、悬崖、山洞或古老的树木,认为是山神栖息的地方,仍然不准大声吵闹,不准言出不敬,触犯山神,同时还要叩拜祷告,祈求山神保佑猎民安全和狩猎丰收.”[2]；萨满文化的图腾崇拜中,人们最崇拜虎和熊,人们将之神化并加以膜拜,“赫哲人出猎碰到虎时,常常放下猎具或武器跪在地上叩拜,同时祷告,尊称虎为‘王’、‘老爷’（官）、‘爷爷’,希望虎神多赐猎物,把动物送到口上来等,然后攀到树上避开.”[3]；在信奉萨满教的地区,渔猎行为是有节制的；人们信奉“万物有灵”,积极种树,具有朴素的环保意识等等.由此可见,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观念在客观上对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物种的繁殖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说萨满教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当代生态文学写作是“不谋而合”的.本文结合典范性作品,从忧患、批判、拯救三个方面阐释萨满文化与生态文学的内在联系.

一、双重忧患意识：自然环境恶化与信仰缺失

“文学园地就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一块绿色基地,文学作品的水灵灵、毛茸茸的质感是文学的基元性优势.”[4]但作家精神世界的绿色基地在现实中却渐渐失去对应,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东北作家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既与外在自然环境有关,又与内在精神信仰有关.

在郑万隆的《我的光》中,鄂温克族老人库巴图对山神“白那恰”的敬畏之情,对万物生灵的依恋与崇拜之情,都令来自现代都市的地质考察队员们无法理解.库巴图老人习惯并热爱着山林中的原始生活,但是库巴图老人的儿子却对外来世界充满好奇,他热衷于地质考察队员带来的各种现代社会的食物,与库巴图老人坚决反对开发五马架山相反,他积极支持考察队的工作,他的精神领域已失去父亲那般对萨满文化自然崇拜的情怀,外面世界的繁华与诱惑已经使他丧失了对本民族宗教信仰的敬畏.同样,在《峡谷》中的鄂族少年别尔丹、恩都力也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他们不顾自己民族熊崇拜的宗教信仰,不听申肯老人的劝阻,执意要杀死怀孕的母熊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而少年们面对被惹怒了的母熊束手无策时,申肯为了保护别尔丹和恩都力,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无论是库巴图老人与儿子,还是申肯老人与别尔丹和恩都力,他们两代人身上都反应了共同的现象,即随着时代的前进、外来世界的进入,后起之辈面对外在世界的诱惑时,已渐渐失去自己本民族的宗教信仰,面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他们不仅无动于衷,甚至帮助“入侵者”一同破坏自己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悲剧的制造者,因此,这就构成了作家的双重忧患,现代文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已不单纯是对自然的侵犯,更是对原始部落民族精神信仰的侵蚀、同化,这种信仰被侵蚀、同化的过程中伴随着人性及价值观的转变,作品中的库巴图、申肯老人把人与自然界放在宏观宇宙的平等地位上,对于自然生灵坚韧的生命意志、桀骜不逊的生命尊严、无私的奉献精神,都是持敬畏、感恩的态度,而后代的贪婪无度、虚伪肤浅、任意践踏生灵,都显示了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双重忧患的背后,是作者对现代文明进程中人类中心主义文明以其统一性征服生态、文化多元性的深刻反思.

二、双重批判：文明强势与精神困兽

当代东北作家迟子建、萨娜、乌热尔图等,他们的叙事文本体现出了超越地域民族的文化审视和创作主体立足于人类文化生态发展的哲学思考.迟子建、萨娜虽然专注于描写少数民族与萨满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描写又不仅局限于一个民族,迟子建在《右岸》中描写的鄂温克族的命运走向其实是人类共同的命运走向：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诗意的栖居,被强势现代文明侵扰后步入文明社会却发现与之格格不入,回归原始文明想要找到灵魂的真正栖息地,却发现徒劳无功,精神突围以失败告终.

正如《右岸》中的鄂温克人依莲娜,“她在山上呆烦了,会背着她的画返回城市.然而要不了多久,她又会回来.她每次都兴冲冲的,说是城市里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房屋,到处是车辆,到处是灰尘,实在是无聊.她说回到山上真好,能和驯鹿在一起,晚上睡觉时能看到星星,听到风声等然而她这样过上一个月,又会嫌这里没有酒馆,没有,没有电影院,没有书店,她就会酗酒,醉酒后常常冲着自己未完成的画发脾气,说他们是垃圾,把画扔进火塘里毁掉”[5].像依莲娜这样被强势现代文明所诱惑,又眷恋弱势原始文明的现代人正反应了人类文明进程中某些共同体的精神状态,他们在城市中以体面的职业或身份获得谋生的方式、俗世的荣誉、满足的虚荣心,他们却远离了诗意的精神家园,找不到灵魂的栖居地.

在现代文明与原始文明之间挣扎的伊莲娜,处于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不能兼得的两难境地中.迟子建让依莲娜以死亡来结束了这种两难的挣扎和精神的煎熬,这一结局反应了迟子建透过萨满文化与生态文学之间的关系来反思人类的命运走向,她已不局限于鄂温克族这一少数民族,而是超越地域民族的界限反思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发展,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之间的入侵,排斥与二者之间的反差势必造成弱小民族巨大的心理伤害与精神伤痛.她在《土著的落日》中描写了一对因失去原始家园而被迫漂泊到灯红酒绿的城市但却被城市人所冷漠的贫穷土著夫妻,迟子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哀愁和孤独等这股弥漫全球的文明的冷漠,难道不是人世间最深重的凄风苦雨吗!”[6] 无独有偶,早在迟子建之前,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就富有预见性地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少数民族原始文明被现代文明破坏并消逝的批判.在乌热尔的《萨满,我们的萨满》中,萨满达老非老人在营地隐去他萨满的身份,他无声无息,默默不语的享受着自己美好的晚年生活,但有一天,他突然站在孤寂的松林中,迎着破碎的落日向“我”宣告那个诡秘的关于未来的预言,“不久的那一天,林子里的树断了根,风映干了它的枝,太阳晒黄了它的叶等不久的那一大,鸟儿要离开林子,像秋天的松果甩开枯枝等在不久的那一天,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群陌生的人中间,你也像一棵树.对,一不一不,—不—不,我看见了——闪动的光,我闻到了—焦糊的味儿,—不—!”[7]这正是现代文明入侵后“我”和族人所栖居的克波迪尔河的原始密林所发生的变化.萨满达老非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不久之后,游人如潮水般涌入克波迪尔河的密林之中,鄂温克族人平静的生活被打破,萨满达老非多次被要求穿上神袍,在陌生的游客面前表演他们并不理解的萨满跳神.无数双手在他的肩、胸、背、肘间拍着摸着,那些充满好奇心的无知的游客终日用闪电雷鸣的照射掳走他的容貌,达老非终于逃走,当族人在熊洞里找到他时,“我至今仍记得,他那从幽暗的树洞里射向我们的目光—那真是一头因兽的迷惘和无奈”[9].达老非的命运同伊莲娜一样,他们都在徒劳挣扎找不到精神突围的出口时,最终用死亡来结束了这困兽般的生活.

当一种原始文明被不能理解它的现代人所包围时,这种文明只有两种命运,要么是与现代文明隔离独自走向毁灭,要么是顺应现代人的好奇心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活化石”,而成为“活化石”的民族犹如困兽一般,被现代文明的潮水所拍打却不知如何逃生,不知如何找回最初的宁静.迟子建、乌热尔图在表现对弱小民族悲惨命运同情的同时,更表现了对现代文明以其强势文明入侵弱势文明的不满和批判,而对于那些深受其害的精神困兽,作者充满了对其如何进行精神突围的反思.

三、拯救：以宗教文化之名捍卫生态主权

与郑万隆忧患意识背后的悲观无奈,迟子建、乌热尔图批判思想背后的苍凉无助相比,郭雪波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逐渐消逝的民族文化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应对各种强势入侵势力.《大萨满之金羊车》中,面对政府私自炸山开发矿山、破坏生态的行为,当地村民没有无动于衷,老萨满吉木彦亲自率领民众在山上举行隆重盛大的跳神活动,机智地利用宗教文化活动来反对政府破坏生态的行为,对于利用阴谋诡计终于炸山成功的“违天者”努克,最终死在了因惊慌而失去控制的萨满的金羊车中.这看似偶然的事故背后,是作者对“入侵者”的惩罚,萨满文化的神秘性使得“天变不足畏”不再是人类的狂傲宣言,狂傲的结果是人类付出死亡的惨痛代价,相反,“天变亦可畏”,正如郭雪波在文章最后的反思：“对天地自然失去敬畏的我们,还会走多远.”[9]

郭雪波作为一位生态文学作家,自觉利用动物小说的创作来引起人们对生态的关注,在动物小说中,“动物成为文本的主角,它与人的历史或现实关系以及精神联系,成为作家审视的中心”[10].狐,在许多人心中本是奸诈、狡猾的代名词,但在郭雪波的《乌妮格家族》中却具有多重复杂性格,作者首先用怪诞无羁的笔法描述了百年老银狐乌妮格的成长历程与过人智慧,它因偷吃萨满博师铁木落老汉的灵芝而被他四处追捕,随着银狐家族的壮大,狐成为威胁当地人生存的威胁者,人狐大战中的怪事惨事接连不断,因银狐身体释放的奇特香气,全村的女人都像得传染病一样变得疯言疯语,变得萎靡不振甚至具有狐的习性和特征.但是,老银狐并非只是人类的敌人,它冒着生命危险救下的珊梅和沙漠中濒临死亡的铁木落老汉与白尔泰,铁木落老汉从狐的仇敌变为狐的保护者,是银狐的宽容与善良感化了他.但深入剖析又可以发现,郭雪波已将萨满文化的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融入人与动物关系的书写中,贪图功利、邪恶贪婪的人类不能容忍与狐的共存,但是,具有自然崇拜信仰的萨满博师铁木落老汉却在与银狐化干戈为玉帛后一起回归荒漠、回归自然.这种人与兽的和谐共存是在特定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互相拯救,是以宗教之名对自然生灵的保护,彰显了作者的生态责任感与生态理想.

当代东北作家如郑万隆、迟子建、乌热尔图、萨娜、郭雪波等,都在作品中体现了很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实质则体现了敬畏自然、崇拜自然的萨满文化精神.“萨满教所强调的自然环境保护意识,与其说是一种迷信荒谬的崇拜观念,毋宁说是人们为了适应艰苦卓绝的高寒地带环境所作出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这种自然崇拜带有强烈的实用功利价值,不管人们的经济生产方式如何现代化,这种实用价值却仍然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甚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迫切,更重要.”[11]在某种程度上,郑万隆、迟子建、萨娜、郭雪波等东北作家正是意识到环境保护的迫切性、重要性,才将其与古老的萨满文化结合起来,将环保意识渗透到文学作品中,他们借助生态小说的写作以社会责任者的身份表现了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忧虑,同时抨击现代文明对原始文明的歧视与压迫,并借助古老的萨满文化积极地捍卫生态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