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陈独秀的文学观

陈独秀文学观产生的背景

陈独秀(1879―1942)活动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戊戌变法至抗日战争之间.他在辛亥革命前夕,参加过乡试府试,深受封建家族、宗法教育之苦,科举制度尤其令他深恶痛绝.当时文坛占据统治地位的各种腐朽学派――桐城派,文选派,江西诗派等――都引起他极度不满.在他看来,这些文学无异于封建帝制的卫道士.而清朝末年文学的没落,各种低级俚俗作品充斥文坛的状况,诸如黑幕小说、小说、演义小说等的流行,都使陈独秀感到格外窒息,使他从青年时代起便立下了反清反帝、改造中国的大志.陈独秀意识到,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是阻碍国人觉醒、造成民族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封建主义思想的传播教化,又无不经过封建旧文学的作用.因此,反对封建主义就必须反对旧文学.

自20世纪初,陈独秀便以自己的著作大力揭发社会积弊,对旧中国官僚体系的腐败堕落和各种罪行做出了有力的抨击.为此,他不断遭到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迫害和打击,曾四次东渡日本以避凶险.陈独秀的文章和作品感情激越、观点犀利,把自己为中华之灾难与落后所生的忧戚予以渲染和宣传.在先前协助章太炎办《申报》和继而独立创办《安徽白话报》的基础上,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这份五四运动的首要刊物.他在这些理论阵地上,发表了大量论述文学主张的文章.

胡适（1891～1962）与陈独秀都是安徽人,有着相似的社会成长背景和少年经历,也曾共同发起文学革命,并曾先后执掌北大文科.但是他们的经历中也存在着某些决定性的差异,促使他们做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抉择.

胡适自少年时起便常写时文,倡言革新和爱国,并主持学校刊物,为他后来的文化活动打下了基础.1910年他作为官费生留学美国.自19岁至26岁的年龄,从东方封建帝国到西方现代国家,其震撼与转变可想而知.

留美期间,他目睹西方文明的成就,尤感中国社会之落后.在美国期间他不仅广泛接触到西方文化并成为一个准世界主义者,而且接受了他的导师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观念,立意革新中国传统文化与语言文学.因此,1917年初他受陈独秀之约,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当他博士毕业返国时,即以文名被聘为北大教授.

相比之下,陈独秀虽然数次东渡日本,但接受的却多是旧式反清志士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对于西方社会的知识和看法,他只是从书本上得到的.胡适与陈独秀由早年的志同道合,同办《新青年》杂志,推动新文化运动,到后来意见相左,终至分道扬镳,其间包含着深刻复杂的原因.

胡适的家庭背景灌输给他的,主要是个人奋斗以求功名；他在美国接受的教育,使他毕生履行了文化救国的主义和实用主义信条.为此,他一生涉猎广泛,著述颇丰,形成了学者兼政治活动家的风格,与陈独秀的反对派政治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即便在文学革命的檄文中,他们的观点立场也存在着差异.胡适所形成的人生观与文学观也与陈独秀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他的敦厚稳重又敢为人先的特点,他的反叛性不足而功名心甚重的特点,均与他的出身及早年教养密切相关,显露出比陈独秀远为中庸的特点.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

在中国近代社会剧变的背景下来看一代杰出的文学思想家的代表陈独秀的文学观,不妨将他的文学观和同时的胡适的文学观放在一起对照着来看,他们同为五四新文学的革命家,功勋卓著,配合默契,但却在文学观上不尽相同, 甚至差别很大,也正是因为这差别,才形成互补,使他们共同完成了推动文学革命的重任.

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率先提出文学改良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此八事在当时无异于惊世骇俗之论,但毕竟尚未引起普遍影响.待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既出,便立刻引起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

胡适之议,除八事以变革文风之外,还包括对写实、发起文学斗争、倡导白话文的内容, 不可谓不激烈,但相比之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却更多带有决然的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性质.

陈独秀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乃至整个社会的更替都联系为一体,在他的心目中,欲革新社会,拯救危亡,必得革新政治,唤醒民众.而欲唤醒民众,推动其革新政治的运动,就必得依靠文艺开启民智,教化人心,以创建政治的社会基础.因此,他在总结以往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文学启蒙的主张：

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等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末尝稍减.等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陈独秀在此对单独的政治革命的批评意见,确为经验之谈,亦为深刻洞见.自戊戌变法以来的历次改良、、起义,除了推翻了满清帝制这一并非彻底的成功革命之外,其所以一再失败,主要应归咎于民众的蒙昧不觉,以及革命领导者们对民众力量的漠视.

当时流行的主张,是自以为英雄舍生取义式的、、兵变即可夺取政权并解决社会制度问题.殊不知一种社会制度的更替有待于民众这个社会主体的成长与觉悟,有待于社会觉悟和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陈独秀在借鉴西方经验时深刻地领悟到了这一点.

因此,陈独秀在文学的领域,试图借鉴欧洲的先例,走启蒙主义者的道路,为法国大革命式的中国革命铺平道路.他提出：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 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番宣言,旗帜之鲜明,意志之果敢,见地之透彻,堪称前所未见.陈独秀以特有的大破大立的风格,提出了必欲者和必欲建设者.很显然,他的主张既是改造中国社会所必需的利器,也是揭橥现代严肃、写实、启蒙文学的真正开端.这里倡导的,既有个性解放、人性张扬的抒情文学,也有关注人生、表现真实的写实文学,统一而为大众的反封建文学.

如果我们承认一个新社会的出现有待于新一代社会主体的成长,而后者又有待于新的文学振聋发聩的鼓舞作用,那么陈独秀在这里发起的正是彻底颠覆旧文学、以文学革命塑造新灵魂的国民启蒙运动.他对中国历代传统文学的声讨可以证明这一点,《国风》之猥辞,《楚辞》之土俗,汉赋之雕琢阿谀,魏、晋之言简意晦,齐、梁之骈对等均遭陈独秀伐挞,他由此得出结论：

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等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而流产 ,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陈独秀在此所言,除了反传统反古典之外,还显示出两个问题.其一是他为文学革命之展开而矫枉过正；其二是他的观点暗示出：旧社会之旧文化决无指导新社会之新实践的可能.文学因时而作,文化以势求新,才能为国民提供精神更生的助力,为中国的现代社会造就崭新的主体.

更重要的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从一开始,就含有发之困厄、用之民心之意,因此才会把一切不利于大众文化启蒙和大众文化参与的一切传统势力一并予以扫荡.这种具有过激倾向的大众启蒙意识,正是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加剧酿造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今日理解陈独秀文学革命动机之成因的基础.

最后,陈独秀在这篇檄文中热情赞美了欧洲大革命以来的社会和文化英雄们,表现了一个东方的腐朽帝国的子民对西方文明昌盛的景仰之情,特别是以英雄壮怀激励自己,宣告了自己义无返顾的决心.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胡适发表倡议性的文章之后,显然不满足于温和的改良,更不满足于把运动局限于文学自身.他进而要申明文学和整个思想文化对社稷民生的重大干系,要揭开文学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大蠹,唤出一个新的时代.

陈独秀革命论的时代高度

初步比较胡陈两文,不难发现两人在变革文学上所具有的不同的时代高度.

其一,二人属文之动机与态度不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多是谦逊温和的说明,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则是公开的革命宣言.

两相比较,固然一从容谦和一冲荡激烈,但这显然不仅出于个人文风之差别,而是现实态度之异.陈独秀放眼国内国外,体会民间疾苦痛楚与上层腐朽罪恶,自然胸怀激烈,充满义愤,不若胡适的君子风度.

其二,两文所主张者迥然有别.一为八事,戒除文坛陈规陋习；一为贵族、古典、山林文学之檄文,矛头直指十八妖孽.胡适所主张者,多在文风笔意,涉及文章写作方法技巧者甚多；而陈独秀所主张者,则更多对师古的指控,对载道的揭发,对文学革命制约政治革命、国民改造、民族命运的重大作用的阐明.

因此,胡适之文论证古今文章之利弊,指出文学更新的历史必然性,展示了白话和新文学的未来主导地位,并援之以西方语言更新的实例,具有学术论辩的科学性和除旧布新的进取性；陈独秀之文则抨击古文之种种弊端,描画其各种丑态,揭露其上误国是、下坏民风的害处,表明了誓将封建文化与顽劣势力斩草除根的斗争意志.

其三,改良和革命,在态度上的差异.胡适说,“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胡适于事后更说道：“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所愿,何幸如之!等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对此,陈独秀却认为“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显示了革命的彻底精神和决绝意志.陈独秀说,“吾国文学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雨果）、左喇（左拉）、桂特郝（歌德）、卜特曼（惠特曼）、狄铿士（狄更斯）、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

这里的优柔与决断、折衷与彻底、婉转与直截,甚至一文一野、一缓一急,对比十分明显.这表明两位作者在代表新文化和新文学建设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和立场尚存明显区别.陈独秀态度的决绝,体现了五四时代的革命高度,虽然非不如此矫枉过正不能取得新文学革命的胜利,但客观评价,其中也隐伏着后来矫枉过正和简单化的危机,而这正是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之所在.

陈独秀的新文学理论多方面的贡献与局限

在纪念陈独秀的文章中,胡适对陈独秀的评价是很客观中肯的：

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那时我们许多青年人在美国留学,暇时就讨论文学的问题；时常打笔墨官司.但我们只谈文学,不谈革命,但陈先生已经参加政治革命,实行家庭革命.等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许多基本革命的信条： (一)自主的不是奴隶的；(二)进步的不是保守的；(三)进取的不是退隐的；(四)世界的不是锁国的： (五)实利的不是虚文的；(六)科学的不是想像的,这是根本改革的策略.民国五年袁世凯死了,他说新时代到了,自有史以来,各种罪恶耻羞都不能洗,然而新时代到了.他这种革命的精神,与我们留学生的消极的态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

等最后,归纳起来说,他对于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

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二、由他才把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这里对陈独秀的社会身份的界定,核心是“革命家”三个字.这一方面是合于陈独秀的终身反对派的实际,另一方面,也合乎他当时的各种思想主张.

陈独秀的另一友人高语罕对他所做的评价则强调了陈独秀文学革命动机的产生之早.他说,“人人都晓得陈独秀胡适之两先生是提倡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但不知独秀先生提倡新文学还远在五四运动以前,远在辛亥革命以前”（高语罕《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见《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卷,408―409）.那是在1904年,距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有13年之久.故认定陈独秀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并不为过.

陈独秀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文学理论方面.他的文艺思想,首先是以倡导大众文学、社会文学为特色的.例如,他在1904年9月10日发表在《安徽白话报》上的《论戏曲》一文,就揭示出戏曲在历史生活中的教化作用.这种对戏曲的倡导和重视的意识,表明了陈独秀对文学艺术巨大的社会作用的清醒认识远在中国社会的一般文化人之上.

关于新语文,陈独秀也从自己的经验和理想出发,提出了科学的方略,如“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进而得到“文言一致”的思想.陈独秀曾长期从事民族语言改造普及工作,甚至在狱中仍不舍昼夜地为创造现代语文而劳作,这种语言意识,充分显示出了锐意改革中国文化的精神.

为了争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前途,使中国文化早日摆脱封建窠臼的束缚,陈独秀还在1918年7月15日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了《学术独立》一文.其文虽短,但思想清晰而深刻.他说：

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

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为学之附属品.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音乐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圣功王道,甘以音乐学为政治学之附属品.医药拳技亦自有独立之价值也,而医家拳术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道术,如何养神,如何炼气,方“与天地鬼神合德”,方称“艺而近于道”.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

处在中国文化形态转变的初期,陈独秀已开始自觉地阐述文学和一切学术的独立,的确超出了普通观念的水平.他的思想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论的反驳.中国社会数千年文明,文学艺术从未确立起自身的独立地位,而是依附于传统的宗教崇拜、政治需要、王室权威、民众教化、考试取第等,其结果只能是追随意识形态而转移,无法建立自身的,即审美文化的价值体系.这样一来,文学艺术对于社会生活发生的作用自然也就十分有限,成了各种道德学说或贵族王权的意志的价值体系附庸.因此,陈独秀要极力伸张文学艺术的独立地位,摆脱社会政治,特别是传统说教的束缚,使文学艺术解放出来,成为能够为现代社会所用,为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审美文化和宣传教化的手段与形式.

有的学者,在发现中国社会的转折时期所发生的道德沦丧、秩序崩坏、传统中断时,立刻产生了危机意识,并且努力挽救遭到挑战的传统文化.陈独秀针对这种倾向和文化冲突的挑战,态度鲜明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与曹聚仁就国学问题的争论,就是这种文化冲突的表现.他在争论中提出的反对倒退,反对闭关自守的思想,至尽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例如“国学”一词,究竟是否成立?笔者以为陈独秀的意见是前瞻性的,是正确的.如果将一切研究传统文化和古代典籍的学问,包括维护各种民族传统习俗的努力,都以“国学”名之,那么一切研究传统文化之改造更新,研究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交往竞争的学问,一切现代世界共同关注的各种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又该如何名之呢?难道它们都不是中国之学?都该称为“世界学”不成?因此,陈独秀与曹聚仁所争论的问题,实在是中国社会如何建立现代知识体系,如何选择历史发展道路的问题,不可谓事体不大.陈独秀在此并未否定曹聚仁的“一切思想决不能离了历史独自存直的”说法,但是他坚持了自己“ 学问无国界”的原则.因为事实告诉他,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过自己的日子,让自己的学问独立于世界而成为“国学”,也绝对挡不住世界潮流的冲击,挡不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挡不住日新月异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同化作用.

最后,陈独秀还对文学的风格做了较早的现代阐释.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水浒传》的成功之处的理解.他看到,“文学的特性重在技术,并不甚重在理想.理想本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的使命,并不是创造理想；是用妙美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乐.”他正确地指出,“《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中国戏剧的缺点,第一就是没有这种技术.”陈独秀正确地指出,《水浒传》的理想并无格外高超之处,高超之处在于它的风格技巧.

除了以上的文学贡献,陈独秀也暴露出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弱点与不足.首先,他对文学的本质的理解显得过于简单而浅显.例如,他在1917年答曾毅的信中说道：

何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文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

欧洲自然派文学家,其目光惟在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彼所描写之自然现象,即道即物,去自然现象外,无道无物,此其所以异于超自然现象之理想派292也.理想派重在理想,载道有物,非其所轻.惟意在自出机杼,不落古人窠臼,此其所以异于钞袭陈言之古典派也.

仆之私意,固赞同自然主义者.惟衡以今日中国文学状况,陈义不欲过高,应首以掊击古典主义为急务.理想派文学,此时尚未可厚非.但理想之内容,不可不急求革新耳.若仍以之载古人之道,言陈腐之物,后之作者,岂非重出之衍文乎

陈独秀在此将文学简单地理解为以文代语,描写美妙,固然未及文学深义.他一方面赞成自然主义,另一方面又要求文学掊击古典主义,已暴露出新的类似“文以载道”的痕迹.

陈独秀的文化虚无主义,是他思想观念和社会活动中最大的误区.陈独秀反对胡适的学术商榷态度,在1917年5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的致胡适的信中有言：

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

在当时的情势逼迫之下,他的做法虽是历史的必然,但已暴露出极端主义的端倪,在后来不仅是文学,而且涉及到政治等其他领域的问题,他这种过激的、主观的、理想化的倾向也并未得到彻底纠正,显然暴露了他的世界观中的幼稚之处.

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几乎达到了虚无主义的地步,甚至提出要焚毁十三经,毁弃孔庙,其动机固然在打击复辟势力（如同在政治上）,根除腐朽反动的政治制度,但言过之处却十分明显,如“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其有不心怀复辟者,更属主张不能一致贯彻之妄人也.”这般论断难免带上绝对否定传统文化的色彩.

而今思之,陈独秀的革命者风姿气概,实属摧枯拉朽、革除旧制之所必须.但其中隐含的祸端也不容忽视.中国社会经五四而传统中辍,甚至在动荡中转而走向新的“文以载道”,在建国后发生文化浩劫,都不能说与他所主张的思想路线没有干系.

陈独秀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现代化所具有的意义必然将被载入史册,因此,其中包含的经验教训也不惟属于他个人,理当得到我们更加深入而广泛的重视和研究.

注释：

（1）（2）（3）1917年2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二期.后收录于《独秀文存》,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见于第95―98页.

（4）（5）见《胡适文选》第二版,第18页,第19页.

（6）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见《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卷,第289―293页.

（7）（8）（9）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卷第389页,第292―293页,第302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