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马克思终结“哲学”,开创“实证科学”,实质就是放弃以哲学原则为依据来思考和研究从而获得认识的研究立场,转而采取从事实出发,通过对现实的实证研究来获得认识的研究立场.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立场的转变对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对人类的哲学成果进行批判性的汲取,关注时代问题,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不断“与时俱进”.
[关 键 词 ]研究立场；哲学原则；实证科学
[中图分类号]Ｂ０－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４８－０４
潘惠香（１９７９―）,女,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启示――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研究”（项目编号：Ｙ２０１１２０８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一、
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并非天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站在“哲学的基地”[１]（Ｐ５１４）上研究问题的哲学时期.在大学初期,马克思就已经表现出对哲学的极大热情,正如他对父亲所说：“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２]（Ｐ１３）他曾站在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基地上,从“应有”出发去建构法哲学体系,结果失败了.在总结失败的原因时,他说：“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检测,体系的纲目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２]（Ｐ１０）“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２]（Ｐ１３）从马克思的话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法哲学体系思想来源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思想,该思想考察“应有”和“现有”的关系,认为“应有”决定“现有”,“应有”是出发点.马克思当时就是从“应有”出发去构建法哲学体系,结果“现有的东西”与“应有的东西”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障碍”而使其体系失败.
１８３７年４月,马克思由于生病到施特拉劳休养,在患病期间,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及其大部分弟子的著作.他发觉自己与曾“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所以“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去“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下来”.[２]（Ｐ１５）马克思从１８３７年至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７日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一直都把黑格尔的理念论哲学作为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他从“理念”出发去说明德国的现实,批判现实的国家、法和婚姻.马克思说：“最新哲学认为等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３]（Ｐ１２９）“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３]（Ｐ１４）当现存的法庭（代表国家）为林木占有者的私人利益怎么写作时,国家就“脱离常规”,“沦为林木占有者的工具”[３]（Ｐ１６０）.这时,“真正的国家”（即符合理念的国家）应当大声呼喊押“你（指现存的国家――引者注）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３]（Ｐ１５５）“当一个国家离开了国家的观念时,世界历史就要决定其是否还值得继续保存的问题.”[３]（Ｐ１８４）“任何国家、任何婚姻、任何友谊都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概念.”[３]（Ｐ１８４）正如国家离开了自己的概念时国家就要灭亡一样,婚姻离开自己的观念时,这种婚姻就应当终结,离婚就是正当的行为.自由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的礼物”[３]（Ｐ５）,“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３]（Ｐ７１）.马克思认为,现实的国家、法、婚姻都是理念的体现,当它们与自己的理念不相符合时,国家将灭亡、法将失效、婚姻将终结.马克思此时期对现实的国家、法、婚姻等问题的研究,都是以“理念”为依据来论述其合法性的.
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７日,马克思声明退出《莱茵报》编辑部,这一行动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黑格尔主义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从１８４３年初到１８４４年底,这两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费尔巴哈派”[４]（Ｐ２７５）阶段.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派”后,则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基地去批判现实的不合理性和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为出发点考察了劳动的异化,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根源、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关系,初步论证了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首先依据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提出自己的异化观.他认为,人生而有人之为人的“人的类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１]（Ｐ１６２）.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在劳动中异化了,“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１]（Ｐ１５９）.所以,劳动不再是人的类生活,劳动的异化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第二,人同自己的生产劳动相异化；第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第四,“人同人相异化”.[１]（Ｐ９８）
按照这种人本主义逻辑,马克思紧接着分析了异化劳动的根源以及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关系.他认为不是私有制产生异化劳动,而是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制,即“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１]（Ｐ１６６）.但同时,马克思并不否定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说：“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１]（Ｐ１６６）“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１]（Ｐ１６６）马克思虽然承认私有财产对异化劳动的作用,但他认为异化劳动的真正根源并不是私有财产.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人之外的东西”[１]（Ｐ１６８）,不能成为异化劳动这一属于“人本身”的东西的根源,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属于“人本身”的“人的发展的本质”[１]（Ｐ１６８）.
马克思之所以对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关系进行分析,目的是要驳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神圣性和永恒性,从而得出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结论.既然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而异化劳动必将随着人的自我异化的克服而消亡,所以私有制也必然会消亡.而共产主义是实现人性复归的必由之路,所以其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１]（Ｐ１８５）从马克思的整个论证过程可以看出,他此时论证的逻辑基本上是一种人性逻辑：人的发展经过异化（人失去本质）,最后达到对人性的复归,而共产主义就是对人性复归的结果.
根据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在１８４５年以前,马克思在研究现实问题时总是以某种哲学原则（如：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黑格尔的“理念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等）为基础来引出各个领域的知识,从哲学原则出发来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从１８４５年起,马克思认识到这样的哲学原则的荒谬和无用,就起来反对“哲学”,离开“哲学的基地”,转向从现实生活出发研究问题.
二、
１８４５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最后一条提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１]（Ｐ５０２）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示出对“哲学”的否定和反对,他自觉地把自己排除在“哲学家”的行列之外.
从１８４５年下半年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５]（Ｐ５９３）.马克思此处使用的称谓是“我们的见解”而不是“我们的哲学见解”,从这个区别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把自己的思想和“德国哲学”划清界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这章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青年黑格尔运动在最近几年里所引起的“空前的变革”是“哲学骗局”[１]（Ｐ５１２）.为什么这是一次“哲学骗局”呢?因为“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１]（Ｐ５１４）.虽然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成员们显得很革命,但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做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１]（Ｐ５１６）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批判“德国哲学”“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１]（Ｐ５２５）,“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１]（Ｐ５２５）.他俩明确指出,对现实生活的实证研究会使哲学失去存在的余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１]（Ｐ５２６）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提出要转变研究立场,不再像“德国哲学”一样从“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而是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１]（Ｐ５２５）出发,通过对“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研究来获得认识.
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从批判、否定的立场谈论“哲学”.他们在评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时,把这些人称为“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５]（Ｐ５７）,说“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５]（Ｐ５８）.在评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人时,他们说：“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５]（Ｐ５８）
马克思晚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也仍然坚持否定从哲学原则出发去研究而提倡实证科学的研究,他说：“他（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等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６]（Ｐ１４５）马克思之所以觉得是“侮辱”而不是“荣誉”,是因为他认为要获得对历史发展的科学知识,需要的不是“历史哲学”而是实证科学研究：“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６]（Ｐ１４５－１４６）
根据以上的史实可以看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诞生之前,马克思从某种哲学原则出发去研究现实问题；《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诞生之后,他反对“哲学”,转向“实证科学”研究.马克思终结“哲学”,开创“实证科学”的实质,就是反对从哲学原则出发,反对以“哲学”代替“实证科学”研究来获得认识.这种反对,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以前那种通过从哲学原则出发来思考和研究从而获得认识的研究立场,转而采取从事实出发,通过对现实的科学研究而得出对现实的认识这样一种“实证科学”的研究立场.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立场的转变为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促使其清算最后的“哲学信仰”,开创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１]（Ｐ５０２）这一新世界观,从而实现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三、
马克思的研究立场的转变对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对人类的哲学成果进行批判性的实证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来源于西方,要深入理解其思想实质必须把他的哲学置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下来考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今中国哲学界“中、西、马”的对话和交流已非常多.但是,在“中、西、马”的对话和交流中有一种趋势值得反思,这种趋势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７]（Ｐ１５）,典型表现就是“以西解马”、“以海解马”（海德格尔）的兴起.这种研究趋势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范畴、研究模式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并推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模式.这种研究违背了马克思的研究立场转变的事实.马克思反对从某种哲学原则出发去研究现实问题,而“以西解马”、“以海解马”中无论是以“海式”还是“黑式”的模式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其实质都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哲学原则.研究马克思的思想,需要回归马克思的西方文化背景,这样才能真正“回到马克思”.但是,西方的文化背景不是立足点,更不是研究马克思的出发点和依据.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了解西方的文化背景,也需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正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实践之上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大众化,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行批判性地汲取,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的实践并对实际进行实证的研究,方能最终实现.
其次,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在实证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创立的新世界观是通过对现实的科学研究而得出的“实证科学”.这种“实证科学”不是在旧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学说、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放弃从前那种通过从某种旧哲学原则出发去思考和研究而得出对现实的认识这样一种研究立场,转而采取从实际事实出发,通过对当时的历史学、社会主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等做具体科学的研究和批判,从而创立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这一新世界观.这就说明,如果要研究和领会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等具体实证科学,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实证科学”,才能领会其在“实证科学”研究中所蕴含的真知灼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规律,它启示我们,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必须融入当代具体科学研究中,必须关注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在内的当代具体科学的新成果,如教育学（教育哲学）、历史学（历史哲学）、生态学（生态哲学）、经济学（经济哲学）和政治学（政治哲学）等,搞清楚相关学科中的前沿哲学问题,提炼出其中所反映的时代问题,通过对时代问题的实证研究来把握时怎么发表展的脉搏,唯有如此,才能领会时代精神的精华.
再次,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关注时代问题,“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品质,从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与时俱进”的体现.党的四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指导,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具体事实出发,通过对中国的新主义革命事实、改革开放的事实、现代化建设的事实进行实证的研究而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以,这就启示我们,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要“与时俱进”,就必须关注时代的新问题,坚持不断地进行实证科学的研究.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现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站在当代人类实践发展的最前沿,与实践俱进.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要对当前世界和中国社会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形成以时代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域,从世界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做出哲学层面的科学解释,才能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从而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朝着国际化的方向“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Ｍ]．北京押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Ｍ]．北京押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Ｍ]．北京押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Ｍ]．北京押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Ｍ]．北京押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Ｍ]．北京押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７]叶险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４）．
【责任编辑：龚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