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本文就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及其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创新作了简要的论述.以例证形式提出了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理论缺失、“田野调查”研究范式老化及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重心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存在,充分证明了人类学民族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当下社会所面临的理论需求和指导.学科的基础理论创新是学术的一个增长点,是促进人类学民族学创新的新路径.
【关 键 词 】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创新
【作者】陈英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66-007
理论是学术思想的最高形式.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本质特征.人类学民族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与许多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本质上的“跨学科性”,当然不可避免地分化出一些独立研究领域和共同研究题材的分支学科,这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认识论的必然,其理论创新,作为学科构建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现存的理论和今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去考虑.
一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两个方面.
基础理论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定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其他相邻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关系的理论；人类学民族学其他分支学科,如历史民族学、考古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社会民族学、政治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地理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构建及其同人类学民族学主体学科关系的理论.另外,还有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其他理论.
一般理论涉及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制度和家庭婚姻理论以及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发展、变化的理论和观点等.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分3类：一是宏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二是中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婚姻家庭理论、亲属制度理论、国家形成理论；三是微观理论,认为一个归纳经验现象,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就是一个微观理论.
以上这些理论归纳起来,有些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少数则属于自然科学.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或是处于两个学科的交汇地带；或是相关学科外延部分的交叉、渗透或融合,构建起一个学术共同体,一直支撑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研究：对社会制度的研究,对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对宗教信仰的研究,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对种族的研究,对民族分布的研究,对民族迁徙、相互同化、相互融合的研究,等等.
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支持,其研究方向逐渐转向新时期的社会热点问题,诸如新时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研究、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边疆地区民族研究、少数民族权益研究、少数民族女性研究与性别文化研究、少数民族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戒烟和艾滋病防治研究、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及重大灾害后重建研究、周边国家民族问题及国外民族志的研究等.对于上述研究,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是传统研究的惯性延伸,而应该看做是一些学者在不脱离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旨趣――描述文化现象和理论诠释的同时,致力于推动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这当中触及到一些分支学科的文理交融,是加强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和解决方法,改变学科分割状况,鼓励以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壁垒和解决跨学科问题的最佳路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在引领社会变革及推动自身理论创新的要求亦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跨学科互用互证地融合创新已成为促进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新路径.
面对本学科及相邻、相近、相关分支学科的大量新旧内容,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掌握、提炼,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有学者指出,人类学民族学学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观点创新.笔者认同这种提法.笔者以为,理论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呈反哺作用,两者的完善与发展是相辅相承的.理论的产生要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尽量减少内在矛盾,并能够提供新的解释力.而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都显得跟不上时怎么发表展的要求,这表现在有些基础理论阙如；有些理论研究与应用分割运行；有些理论套路简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学民族学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妨碍学科理论水平的提升及学术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举以下3个例子为证：
例证1：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缺失在讨论这一问题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形形色色的哲学定义,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爱智义、逻辑义、世界观义等.爱智义在古希腊意味着“爱智的学问”,是指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追思”,以获得智慧；逻辑义是狭义的哲学概念,古希腊亦称“逻各斯”；世界观义则是19世纪通行的“哲学就是世界观”的说法,这种说法今天依然根深蒂固.哲学与世界观看起来有差别,但关系密切,必定回避不了“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这一命题”.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今“哲学”涵盖宽泛,大致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功能也有所不同.中国哲学重视对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感悟与塑造；西方哲学关注思辨精神,主流坚持逻辑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归属和指向而言,与现代哲学发展走向具有高度的契舍性,它注重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其基本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体上说,哲学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宏观大理论,其特有的存在方式及其对“事情”判定方式的独到之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超越性追求,根植于人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本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既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基本内核,它的秉性之一就是对时代主题给予关注,以便在理论与实践的思辨性竞合中修炼、提升合理的判断.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上个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们在量子力学创立过程中对其原理和方法论方面所涉及的“物理实在”、“自然的因果性”、“空间和时间”以及对于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解等问题的争论,也已经不单纯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而更像是一场哲学争论.科学巨匠们如此这般地执意将物理学研究延伸至哲学领域,恰恰说明是其研究的内在需要.自然科学领域况且如此,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我们社会科学更离不开哲学.特别是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和国情的要求.应该看到,当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同样活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资源的挖掘及其当代意义的阐释相当热门.
对于人类学民族学而言,笔者以为,哲学是魂,人类学民族学是根,没有哲学思想内涵的人类学民族学是不存在的.应该看到,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散见于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体系中,其思想资源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去发现其本质和规律,为研究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方法论.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现实问题的研究重新温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自然会有新的视角和关注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人类社会纷繁事项方式相比,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些理论、概念、问题等一般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具有基本的概括性,是对多门学科的再抽象.可以说,人类学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是现实与思想的对话.如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推导、验证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使其哲学化,不仅能够使人类学民族学整体特质随之丰盈,还能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提供启发,同时也能够以此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反思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超越困境提供思想储备,以便更好地拓展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发展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由此而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如果能够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学派,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构筑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思想基础,并由此构建起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理论原点①和研究的逻辑起点②的学术平台,并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范式,对于人类学民族学今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更需要哲学的直接介入.从认识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注重实践,往往以问题为先导而缺乏抽象的说明作为其研究的核心或主题；从方法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追求实证、量化标准而遑论自身的理论问题.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如果能够从上述两个层面上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发挥其对人类学民族学在概念、意识、规律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同一性等问题的澄清作用,其原则上所要求的是持续地置理论于鲜活的实践之中,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以便更新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看成是纯粹理论概念的演绎,不失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科学化提供了重要途径.这既存在着构建一个新理论体系的学术需要,也存在着解决工作中碰到问题的实际需要.换言之,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兼具实践价值和评判功能,其主要特征应该是：通过一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发现规律性的认识；提供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反思的平台,探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主要功能；以期对人类学民族学的逻辑、方法、模式的探讨,构建一种实践理论的可能与边界；增加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实践的理性重建,展示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基本旨趣；坚持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实践、经验、理论、检测设等给予评价,并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则是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研究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提升我们的学术境界,深入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基本了解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尽快厘清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界定,不断追问人类学民族学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背景.这对于推动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因果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及保持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的思维风格也极具积极意义,它既能使得我们研究中思维线索清晰,也能清除我们实践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还能在人类学民族学调查与研究中转换视角,不断地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范式,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点上,我曾在《民族学通讯》第122期上,就民族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等做过提纲式的刍议.
例证2：“田野调查”研究范式老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产生的基石,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也应该在田野调查中得到提升和总结.
真正的“问题”来自于社会矛盾.作为一名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要注意“问题意识”,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是理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尽量长期在一个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尽量融入到当地社会,与不同阶层、性别、年龄、信仰的人群接触,对关注的事项进行观察与思考,详细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以“非我”来论述“我”,这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虽然没有脱离田野,可我们的田野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由民族调查向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转变.例如,当今的“田野调查”,有些还在沿用当年那种对特定民族做叙事式描述的研究模式,它所呈现的主要是纯粹的“客观”描述.少数研究成果甚至还在“炒”《五种丛书》的研究体例,在先前老课题的模式上兜圈子,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一种抄袭的游丝,这种没有创新的陈陈相因,对学科发展没有多大补益.还应该指出的是,有些田野的研究时段基本上属于历史学的研究问题――“过去”,只注重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强调事件的历史性.过多地采用文献和历史考证方法研究问题,引用现实田野素材非常有限.而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除了非常注重尝试对现实现象进行的客观性说明外,还非常注重文化的“深描”及意义的阐释,总是对现实变化中的人与事怀有浓厚兴趣,常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研究手段,来认识当今社会的文化及其变迁.例如,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学民族学家只关注有边界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系统,“民族”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单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化元素涌入我国乡村社会.由于市场因素渗入,农民们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及农民的价值观念迥异于过去.现今农村问题的落脚点并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和消亡问题.从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上看,多数农民“田夫野老”式的生活方式将从“田园时代”进入“都市时代”.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那时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身边的田野”,而现在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远方的田野”.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出现了质疑田野工作中的时态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的质量考量,除了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调查地点的生与熟、观察事物的粗与细,以及撰写者对问题的认识水平有密切关系外,方法论上也存有重要因素.可以认为,“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跟不上时代要求,其研究成果的偏颇之处在所难免.简言之,“当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一般方法外,还包括建立范式”.所谓“范式”,从本质上讲是包括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研究模型,它是研究问题、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一套相对固定的分析框架,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已成为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范式”在库恩那里,是一个内容丰富、包括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科学工作者所共同信奉和共同遵守并奉为圭臬的重要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然而,我们还是知道了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一次革命,即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范式转变到伽利略――牛顿范式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科学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学术规范和理解范式,它的研究范式应当随着某些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变换模式.因为,田野调查往往是对同一问题研究视角的不断变更,更是对不同相关问题的连续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当一种研究范式持续到一定阶段已经欠缺完善,必须探讨、表征新的研究范式,这不仅影响到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影响到田野调查新的理论范式的产生.由此而论,要想摆脱前人窠臼,更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理论范式,首先应该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上不囿于以前的框架,在不断地借鉴和融合现写作技巧念及其他成分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提升与优化,尽量用新的研究视角思考问题.因此,在研究范式上,除了通过深入参与观察特定人群,俗称“蹲点”来获得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实证性研究外,还应该尽量掌握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后实证范式中,研究方法多以量化分析为主,其理论依据为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人类学民族学应该更多地使用“定量方法”,在以往文字叙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定量数据的收集（如人口普查、问卷式调查、成绩测试）,采用移动、多点、多元的田野调查方法来横向比较社会人群中的差异性,也可以采用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多方验证法”,尽情地表达人文思考.
例证3：生态人类学研究重心还需强化“生态”一词最早用于人们对生物学领域的研究.50多年前,西方国家就提出了生态德育,如今已步入规范化和系统化阶段.学界关于生态的探讨在哲学、史学、法学等领域也从未停息,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生态学作为生物科学领域中的子科学取得了快速发展.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生物种群等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其分析原理和研究方法早已被各门科学所采纳,有些已成为某些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在生态学方法的推动下,一些新兴学科,如生态经济学、生态心理学、认知生态学、历史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亦应运而生,有的渐趋成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也成为经济建设中一项有价值的基本诉求,自然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比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我国生态经济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发展.目前学界对“生态经济”的内涵存有3种不同的认识：①它是一种生态型的经济类型.②它是一种“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导思想.③它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结合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经济学这些理论是为“生态与经济协调”这一生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建立和“生态型经济”的实现提供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的一种居于领先地位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正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关注生态政治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开始认真发掘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自此,较为活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异军突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生态问题时,有别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工具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比西方其它绿色思潮具有更大的优势,其理论的侧重点不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层面,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至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及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来研究分析.他们明确宣称自己的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只有诉诸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然而,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所有努力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我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和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作用.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到,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有各自的研究重心和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相比起来,虽然源于西方并已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被引入我国,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并于20世纪60年怎么发表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可现有的理论还存在着短板,除了引用目前比较主流的基本理论“二元制衡论”,认为：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存在所导致的生态问题,都是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社会两大体系并存、互动、延续、派生的结果.除此之外,余下的有关理论则显得有些庞杂,或是明显缺乏主导性理论,或是基本理论存在偏颇.就好比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由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借用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赞同他的主张,转而采纳了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主张.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文化,另一块是生态；或者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思想观念,一块是社会结构,再一块就是生态环境.可见生态研究的学术地位.对于这样一门人文学科,厘清其学理,关系到学科的基本定位和未来发展,而目前我国生态人类学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能否凸显学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深入到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汇地带,在学理上构建起新的理论框架,真正认识到,生态观念来源于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禁忌习俗、乡规民约、习惯法、生产方式等文化形态；认识到,生态人类学是研究生态文明及生态文化发展和生存规律的学科.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以下两点愚见： 其一,就“生态文明”而言,对其重视并展开研究,标志着生态人类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彻悟.“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于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等,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涉到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单从生态价值观来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存有对立或差别,但它们都把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看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恰恰也是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我国生态人类学要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确立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用生态有机整体意识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研究,启发人们以生态整体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在探寻人类充分享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同时,提出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建议或意见,努力把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的观念变成人们的价值追求.为此,其研究重点或理论侧重点应该放在生态价值观视域下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等问题上.应该承认,生态文明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生态改善并重,当然是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但对于生态人类学而言,生态文明是其研究的重心.生态文明从文化历程上考察,是人类获利于自然和还利于自然过程中的文化表白,这种文化介入是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在审视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探究生态文明现象,使其促进更新生态文化,达到人与自然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例如,发展生态农业是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点.生态农业中的“文化因素”应该是我们学术上所关心的内容,从这方面展开研究,既可以少有疑义地证明我国生态人类学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又可以以此为基础,加深对生态人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基本理论的挖掘,不断梳理和拓展我们的研究空间,使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二,从“生态文化”角度讲,文化生态学作为人类学生态研究的发端,同时也就有了人类生态学研究的意义.“从文化生态学到生态人类学,标志着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从人类主位到人类与自然互为主位的变化等.在文化生态学时期,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是以人类文化为主位的互动.到了生态人类学时期,这种互动就成了双方互据主位、互为主体、互为主导、互为宗旨的一种平衡的共生”.笔者以为,无论哪个时期,文化本是人类与非人动物之自然生存状态的超越,而人与自然则具有“社会的人”和“自然的社会”双重属性.作为“社会的人”,不论怎样,文化因素始终决定其在生存中的主导作用.作为“自然的社会”（可以理解为纯自然和社会两者的结合）,亦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渲染.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类保护自然,利用自然,还是破坏自然,自然界一经人类参与立刻就被打上“文化”的烙印.自然界中,人的存在是社会发展各种条件所依托的根本,由此所产生的各种文化是人与自然界发生效应的各种行为.“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一种传统的存在,是知识、认识引发人类行为的含金量,人类生活中面对自然的一举一动都应该看做是文化的传承.例如,举世闻名的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的龙脊梯田,上溯元代,下迄清朝,是当地民族生存意愿和共同文化心理的集中表现,堪称稻作文化的典范.谁都知道,它并非是原生态自然景观,而是人化生态的悉心再造.龙脊梯田除了核心内涵是以水稻种植为手段,提供人们粮食为目的之外,所折射的人类在经年累月劳作过程中不断积淀形成的文化形态,就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了.对此,我们不想追随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文化决定环境”观点的骥尾,只想从生态人类学角度认证：人与在人类涉足下的自然界仍然是一种非平衡的共生,即使存在着平衡共生,对于宇宙运行而言,也是暂时的平衡,它的被打破,有时作用于带有人类文化色彩的行为；有时作用于大自然对生态本源的影响.由此证明,“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不仅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命题,也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因为,“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人的‘无限性’和‘绝对理性’支配下的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我们要从生态的角度研究“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重点审视其在人类生态危机中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深挖其研究视角中“与人有关”的现象.只有找出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耦合运行的文化特点,才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矛盾.
学术观点的价值在于启发性.以上这些例证,充分地证明了人类学民族学一些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一些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明显跟不上当下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理论需求和指导,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桎梏.众所周知,人类学民族学是内涵深邃、外延广泛的学科,其学科定位是一个依赖于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门类.这就需要我们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及其分支学科的发展关系有一个清醒而充分地认识,要真正认识到,当今的人类学民族学并非价值无涉,它不仅是以文化、社会的结构性与相对性来合理化人类社会的现实,在差异性社会的价值多元对话中不断地增进共识,更要从认识水平和技术手段上证明造成社会现实与变迁过程中发生的微观情境,并藉此对现实有所反思.因此,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创新,应当同其各个分支学科的理论协同创新紧密结合,不断注重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的融合,以现实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导向,从问题人手加强理论研究,以理论的发掘和积累引导研究方向,并逐渐向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实践有帮助作用的方向转化,这样才能增强人类学民族学的社会价值取向,使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直接意义,能够接受生活的拷问.
应该承认,现存的人类学民族学多数理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他们具有浓厚的中国情愫,我们必须坚持.我们也应该承认,西方人类学自传人中国那天起,就开始了与中国的结合,在不断的“本土化”过程中,不仅研究内容是本土的,研究方法、理论上也逐渐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具有自己的世界性影响的本土学派”的时期.但是也不可否认,国外人类学民族学发轫于“异文化”研究,就是在今天的学术环境里,西方的话语体系、学术规范和评价机制仍然占有强势地位,这就使得国内有些学者对西方理论产生了依赖,存有“超越本土中心”去“复归人类学整体世界观”的倾向,导致只是从西方的理论中搬出“问题”来研究,不去探索自己的理论.笔者以为,理论创新中,单一学术引进模式没有前途,如果我们毫无批判地依傍于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潮,一味为他们的理论“填空格”、“做脚注”,将会影响理论创新的健康发展.应该认识到,现存的西方概念和理论是西方学界用西方的科学方法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产物,不是中国实践与经验的研究意识,用它的逻辑一致性来解释中国社会现象时,这种逻辑一致性就可能出现偏差.因此,面对与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思想交锋,我们既要保持能够有与西方沟通或契合的概念和理论,使其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又要在理论与实践的梳理中摈弃一些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坚持以我们自己的理论概念与理论模式为本位,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