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母题青铜器的文化功能试析

摘 要：母题是商周青铜纹饰中比较特殊的一类,数量虽不多,却分布广泛,形象特殊,内涵丰富.本文结合学界对母题青铜器的已有研究,立足于图像,运用文化因素的分析方法,试图找出不同地域、不同族属出土的母题的青铜器之间的关系,分析这一主题在不同时空的差异性及其社会文化功能.

关 键 词 ：商周青铜器 母题 文化功能

母题这类图像中人的形象通常与虎同时出现,早期以张光直为代表的不少学者称为“虎食人”母题,后来关于人与虎的关系出现了很多争论,很多学者就采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称呼,即“母题”.它主要包含了以下两种形态：人与兽两者还没有成为一种共同体,主要是表现为某种关系的称为人与兽的组合；而两者明显呈现为一体,是一种半人半兽的形态,则称为人与兽的混合.

一、母题分析

母题的青铜器文化因素很复杂,除了不同地域、族属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因素的差异外,各地域内自身的文化因素也是多样的,有本地独特的因素,也有来自各方因素的影响,而对这些外来因素有吸收也有改造.具体的类型学研究可参见施劲松《论带虎食人母题的商周青铜器》和高西省《论西周时期母题青铜器》.本文并没有采用施文对母题文化意义方面阐释的结论（即“虎食人”）,主要是采纳了关于图像的时代、地域方面的分析以及关于源流、传播路径等方面的结论.而到了西周时期母题纹样的青铜器发生了转变,即“已由完全宗教含义转变为单一的军队威猛的象征,是炫耀战功的一种形式”.[1]关于这一转变的研究,高西省的研究比较有说服力.总之,对这一图像模式虽然讨论很多,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也较充分,但是对其意义阐释分歧较多,已有不下十种观点,它们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还难以取得共识,虎和人分别象征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它所具有的宗教、巫术的神圣性又是怎样体现的?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论证.

从地域上着手,这批青铜器分为南方和北方,再考虑时代早晚和所饰器类,可以发现南方出土的母题的铜器普遍早于并有别于中原出土的同类器物,说明这一母题的青铜器应起源于南方.南方青铜器自身存在着一个系列,它们有自身的特点和相对独立的发展序列.在南方出土的母题的青铜器中,阜南尊时代最早,湖南和四川出土的卣和尊则稍晚.因此在南方青铜器系列内部可能还存在着由东向西的影响.母题在中原亦呈自东向西流传的趋势,这同样十分明显.[2]母题除在中原青铜器上出现外,在中原出土的石器、玉器等上亦有较多发现.也可进一步推论：在南方青铜文化中,源于中原的青铜器器形同南方具有特定含义的母题结合在一起,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母题虽然很快传到了中原地区,但却被移植到了兵器和车器上,并且不再突出.这从西周时期出土的大批兵器和车马器上可以得到证实.这一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中原地区的商周文化中,礼制及相应的思想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这种更为强大的文化对来自周边地区的文化的接受只是表面上的,而对其精神核心则加以排斥.因此母题一般不出现在庄严凝重的中原青铜礼器上,而只被作为一般的装饰纹样用于兵器和车器等实用器上.这批材料集中出土于今陕甘地区,人物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族属已不同于以往,从发式和装束上都可以看出这些人物形象是属于不同的民族.殷周秦汉时期活动在甘青地区的羌族发式是披发的,不同于周族,这种特定发式的展现,可以看做分析作为其载体的青铜器的社会功能的一个突破口.

本文暂不纠缠于母题的意义阐释,而是认为要理解人虎母题这一图像,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中谁为主导?张光直先生表示,“神面”也是“巫”的形象,“有的人形在上面或占笼罩性的地位,有的在下面或处于附庸的地位”,因为“人形形象常趋简化”,也就是可以理解为“人”形为“动物伙伴”,人通常是一种附庸地位.[3]也有学者的观点正好相反：神人是主导的,五官、四肢、冠发、、阴部俱全,君临着圣俗二重世界.[4]上古艺术里“人”的造型并不突出,动物形象十分活跃,然而“以已知推未知”,中国文化始终以人为本位、以人为重心,是务实而趋善的,那么倒退回去,在上古时期必然有这一传统的源头,毕竟这一贯穿始终的思想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其实不论是何种活动,必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而 “神秘动物”,是“人”让它们来保护人,戒警人,感化人的.本文认为中国上古艺术中人与动物伴出的形象,都基本上以人为基准、为主导、为“背景”.

半人半兽的图像也存在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一图像其实还是蕴含以人为主、结合的观念.因为半人半兽多是人首兽身,人是合体的主脑、灵魂.虽然不可否认良渚玉器“神徽”以及商周青铜器的神面纹反是简化了人而只剩下兽,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化了的部分就是不重要的部分,它可以有很多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构图的需要,也可能是因为要在特定主题下突出保留的那一部分.这又不得不提到自我认知的问题.最原始的可能是没有自我认知的,人不是最重要的,为了获得丰收,会崇拜很多东西,这是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故早期的图腾崇拜认定动物、植物甚至无生物都与人类有神秘的血缘关系,或者将其奉为祖先和神.原始思维会认为如果能够与动物建立血缘关系,或者尊奉某种动物为氏族的祖先,这种动物不仅不会伤害人类,甚至还会保护人类,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同时,原始人类还认为,与何种动物缔结亲属关系,该动物就会把自己非凡能力传到人身上,使得人类具有如同该种动物一样的能力和体魄.[5]但是慢慢地人开始觉醒,有了自我意识,人不但能与神圣动物并存,甚至处于高于动物的地位,人按自己形象创造神,以人为主、结合正是这种复杂心理的产物,而对半人半兽神的崇拜就包含人对自身崇拜的萌芽.也有学者总结道：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和审美性实用目的艺术.[6]远古时期是“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而中国夏商周时期的艺术总体上属于“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它下启后来的“审美性非实用目的艺术”,是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照这种阶段性的划分,早期的艺术形式最终都是导向了实用性. 二、文化表象与文化功能

带有母题的青铜器分布时代不同、范围广泛,差异也很大.在不同时期,它集中出现的地域是不同的,而不同地域出现的早晚又是不同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化模仿与文化表象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其起源地及传播路径是很有必要的.

学者施劲松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母题的铜器应是起源于南方,在南方青铜器系列内部可能还存在着由东向西的影响.母题虽然很快传到了中原地区,但却被移植到了兵器和车器上,并且不再突出.在中原亦呈自东向西流传的趋势.[7]文章有比较充足的论据,是立足于这批青铜器的时代早晚、出土地点等情况做的细致分析.本文并非不赞同这一研究结论,只是当研究范围由母题扩大到人的形象时,情况会变得复杂.而艾兰的检测设更具有包容性和启发性,她提出文化表象与文化模仿的概念.[8]276-281本文很赞同的一点是不能扩大商周中原王朝的政治影响力,很多事实或许只是对于强势文化的一种模仿.具体来说就是不能从安徽、广西或广东都发现商代风格的礼器这一事实认为商的政治已扩展到如此广大的范围,他们可能只是认为通过模仿强势文化的样式,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分享它的财富、强大和威望,并不存在一种政治上的影响力,两者或许是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而这一纹饰母题的传播体现的是伴随财富和政治力量而来的文化霸权地位,这是不同于政治霸权地位的.艾兰也检测设：在古代如同与现代一样,文化表象有着由强势一方到弱势一方传递的倾向,此种途径远多于其他途径.而且,虽然主导性文化样式容易出现变异,但此等变异被“传染”文化的已知基本准则的企图所限制.这就是虽然具有显著的同一套礼仪,但或许还是拥有者不同的信仰.不同地域、器物的同一纹饰母题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很有可能他们是表达了不同的信仰,但却是同一种形式.

不论何种艺术,它的形式都是不断变幻的,但它之所以能作为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必然有一些关键的部分是不变的,这就是保持其性质的文化内质.商周青铜艺术有许多特点与其他所谓原始艺术相通,因而为了给诠释提供框架,所以有必要对中国早期艺术的总体特征有一定的了解,也要涉及神话及神话思维的性质.原始艺术突破了物质现实的界限,把不同动物部分组合在一起.这种艺术由于是属于象征语言概念,所以能够以图像来诠释,理解它的关键在于宗教信仰的结构方面和原始思维.就如艾兰所说,这种纹饰只暗示那些也见于神话的主题,并不加以描绘.[8]230尽管对青铜器的纹饰不能详细理解,但是其关键还是可以把握的,即它们暗示了作为商代宗教中心焦点的通向死亡的途径、食和祀典,青铜器正是这种宗教所用的器皿和兵器.它们是一种文化共性与辐射的反映.

三、结语

母题青铜器虽然存在着地域风格且偶有地域性图案,而器皿的形制和纹饰无论发现于哪里都显著地一致.使用这些器皿的人也许并不分享商族的信仰.而且,他们也许并非以完全同样的方法理解祖先祭祀之事.三代时期中国青铜传统呈现一种多样性.三星堆[9]的器物完全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器物,它体现着自己的地方信仰系统,但也有着饕餮纹样的传统形制.江西新干大洋洲[10]也是一个例子,此地发现的器物不见于其他地区,而纹饰图案与中原器皿属于同样的艺术表现.在这些区域,中原的文化形式影响不大,且较易受到地方观念的挑战.然而,中原创立的礼仪形式和纹样的势不可挡的主导性可以被看做共同的精英文化的霸主.“一个用来理解超出其本土边界的二里头的重要性的选择性范式――文化霸权”,公元前二世纪前半叶最初结晶于二里头的精英文化,在商朝末期之前开始主宰了中国大陆.这种文化的孕育成熟与以祭祀祖先为核心的特定的一套宗教活动密切相关.该文化构成的关键是青铜与礼仪的关联.从考古上讲,商朝的主要文化标志在于有着共同的纹饰图案和礼仪形式的青铜器皿与礼仪兵器.[8]299我们不能高估中原王朝的文化影响力,母题青铜器的文化现象可能仅仅是一种表象的模仿,而非继承了其内涵意义.总之,尝试性的换角度文化功能分析能够提供新的途径与思考,有利于我们更客观地理解商周文化.

[7] 施劲松.论带虎食人母题的商周青铜器[J].考古,1998（3）：56.

[8] （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1：276-281.

[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京：文物出

版社,1999.

[10]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

新干商代大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96.